蘭學

天正遣歐少年使節指的是1582年（天正十年）日本九州地區吉利支丹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純忠、有馬晴信向羅馬教廷派遣的、以四名少年為中心的使團。

這個使團由耶穌會會員範禮安發起，於1590年（天正18年）回到日本。這個使團的出現讓許多歐洲人第一次知道了日本的存在。使團將歐洲的古騰堡印刷機帶回了日本，日本使用印刷機，第一次使用活字印刷術刊行了日本語書籍（被稱為吉利支丹版）。但成果並沒有西儒學派的西書七千部大。 ^[1] 

蘭學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近代科學，它對日本生產力的發展和反封建思想的產生都起過重大作用。約在18世紀中葉，日本、朝鮮的知識界，包括一部分通事(譯員)，在長崎出島同荷蘭商人接觸，吸收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將軍德川吉宗出於財政需要，獎勵實學，開洋書(特別是漢譯的)之禁，派入學習荷語及自然科學。結果，幕府醫官野呂元丈(公元1693年—公元1761年)寫成《荷蘭本草和解》12卷(公元1750年)；日本實驗醫學先驅者山脅東洋(公元1705年—公元1762年)通過人體解剖，糾正舊説，寫出《髒志》一書(公元1754年)。當他發現解剖結果同荷蘭解剖學書一致時，指出“履實者萬里同符”，論證實踐經驗的必要。幕府儒官青木昆陽(公元1698年—公元1769年)研究荷語，出版了《荷蘭文字略考》。公元1774年青木的弟子西醫前野良澤(公元1723年—公元1803年)和杉田玄白(公元1734年—公元1817年)又據解剖屍體的經驗，譯出荷譯德國《解體(解剖)新書》附圖譜共5卷，引起日本科學史上一大革新。在地理學方面，早在1708年幕臣學者新井白石著《西洋紀聞》，後又寫《採覽異言》，此兩書在否定西方道德、宗教價值的同時，承認其物質文明的優越性，影響以後 日本人的西洋觀很深。西川如見(公元1648年—公元1724年)著《華夷通商考》。公元1812年，伊能忠敬(公元1745年—公元1818年)用測量器費時20年測繪的《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幾接近今 日科學水平。藥學者兼俗文學家平賀源內(公元1728年—公元1779年)遊長崎後，努力鑽研科學，實驗種植甘蔗、藥草、製糖，發現石棉，還研究荷蘭的製陶術。平賀以其唯物主義的態度，嘲罵徒事空談、盲目祟華的“腐儒”。在天文學方面，長崎的譯員本木榮之進(本木良永，公元1735年—公元1794年)寫了《天地二球用法》(公元1774年)，介紹了哥白尼的地動説。公元1811年，幕府據天文學者高橋景保的建議，在江户設立洋書翻譯局，使荷語學者仙台藩臣大槻玄澤(公元1757年—公元1827年)等譯出法人諾埃爾。肖梅爾著《日用百科辭書》(荷譯本)。這是明治前最大的翻譯事業。公元1823年，荷商館醫官德國科學家西博爾德(P．F．von Soebold，1796—1866)到長崎市外設診所兼學塾，教授天文、地理、曆法、醫學、培養出高野長英(公元1804年—公元1850年)、小關三英等多數洋學者。公元1838年，備中藩士蘭醫緒方洪庵(公元1810年—公元1863年)遊學長崎，回到大坂行醫，還開設“適適齋”學塾。診療之餘，從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許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橋本左內、福澤渝吉等都出於他的門下。

江户幕府作為禁教政策的一環而採取的禁書制度極其嚴格。所謂禁書，就是隻用中文書寫印刷的宣傳基督教教義的書籍。這些書籍禁止傳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許貿易。1692 年幕府在長崎奉行之下設書物改役一職，專司調查境外傳來的書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內容，沒有的方可輸入。在整個江户時代，禁書的書名並沒有公開，瞭解此事的僅限於負責檢查書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關於禁書的種類，以《御禁書目錄》（現藏於長崎縣立圖書館）記載最值得信賴，寬永禁書有32 種（一説31 種）， 1685 年繼《寰有詮》被視為禁書後，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 種列為禁書，其後種類又有所增加。禁書制度的實施，對當時的中日貿易產生了很大影響，但大量被視為不含“邪教”的書籍（其中不乏漢譯洋書）仍暢通無阻，輸入日本。特別是在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書之外的洋書及漢譯洋書的輸入禁令後，許多與西方自然科學有關的洋書和漢譯書籍蜂擁而至，隨之學術研究羣體也不斷壯大，從而大大豐富了當時的儒教實學和作為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的實學的內涵，為近世實學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解禁後先後傳入的書籍有《歷算全書》、《新寫譯本歷算全書》、《西洋新法曆書》、《靈台儀象志》、《圜容較義》、《同文算指》、《職方外記》、《交友論》、《三才發秘》、《堅誇瓜集》、《西湖志》、《天學初函》器物篇的《幾何原本》、《勾股義》等。由於希望文庫中增加一些載有實利性的荷蘭書籍，德川吉宗於1717 年收入的《動物圖説》（荷語版）等。由於知道了西方醫藥書籍的附圖非常精密，名儒醫青木昆陽、侍臣野呂元丈奉將軍之命學習蘭學。至德川吉宗時期徹底地結束了對“形而上”學問的窮追，改為提倡以形和物為基礎的客觀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把注意力轉向經世濟民上來。實學成為幕府和諸藩殖產興業、加強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為特色的實學都孕育着實用的、實證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質，因此“蘭學”受到人們的重視。通過蘭學，日本人的視野也漸趨朝向西方，大規模地吸收先進的西方文化，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

蘭學，17世紀初，繼西葡之後，由荷蘭人傳入，貫穿於日本的整個鎖國時代。18世紀後期，杉田玄白翻譯了《解體新書》之後，才有蘭學之稱。據其回憶錄《蘭學事始》記載，從事這一翻譯的人的把它看作是一種新學問的創立，並把他們的研究稱之為蘭學。蘭學開闢了據原典為主的學問。蘭學在鎖國時期，除了以西方科學為根據，也有日本學者對中國天主教教士所編寫的漢籍展開研究。

所謂蘭學，除了荷蘭系統學術以外，還包括西方天主教學術的西方學術研究的總稱。

洋學，西洋學術的簡稱，前與蘭學相同。正式替代開始於幕府開港，包括了英法等系統的學問。

荷蘭商館限於長崎之外的出島，（國立監獄）監管與荷蘭事務的是荷蘭通詞，通過與荷蘭人接觸，逐漸學習到西方文化，成為蘭學傳入日本的媒介。元祿時代，商人階級力量壯大。日本社會養成一種追求人性享受的奢侈之風，關心教養、關心學問，形成庶民文化風潮此時，日本古學和國學興起。朱子學首次遇到衝擊，古學回到孟子，國學回到《古事記》日本古典，都否定朱子學，極力通過考證，來闡述自己的觀點。

新井白石（1657-1725），對潛入日本的意大利傳教士西的蒂的審訊，瞭解了西方。初步瞭解日本之外的西方世界。1713、1715，先後寫了《採覽異言》《西洋記聞》關於幾大洲的風俗、地理等。肯定了開立而下的西方科學技術應加以吸收。應將其與天主教分開，肯定了西方科學技術的價值。一般認為，日本西學開始於新井白石。

蘭學運動的發展逐漸涉及日本對外開放的政治問題。大部分蘭學生鼓吹更進一步吸收西洋新知識和開放對外貿易，從而提開國力及推行現代化。在此時，蘭學變得更成熟，並大力宣揚西洋各方面的先進知識。1839年，蘭學生受到政府的打壓，釀成“蠻社之獄”事件，這是由於蘭學生們反對幕府在1825年所頌布的“異國船掃蕩令”，向靠岸的外國船〔荷蘭除外〕進行炮擊。而該事件的起因是由於1837年的莫里森號事件（日文：モリソン號事件），當時一艘非武裝的美國商船因靠岸而遭到炮擊。其後該令在1842年撤銷。

在幕末時代（1853年－1867年），日本開國，蘭學步向式微。當時政府派遣許多學生放洋留學，並僱用大量外籍講師赴日向日本人教授新知識和擔任顧問，促使日本成為迅速現代化的國家。

一些人認為蘭學使日本不至於完全與18-19世紀西洋科技進步脱節，令日本得以建立初步的科學基礎。這種開放態度説明了自1854年日本開國後得以迅速現代化的原因。

蘭學的研究對象涉及眾多方面，但在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的4個研究領域：

1．荷蘭語的學會和語言學的研究

2．醫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

3．測量術、炮術、制鐵等諸技術，

4．西洋史、世界地理、外國情況等人文科學

荷蘭語的翻譯與普及

日本與西方最早的接觸可以追溯到足利室町幕府時代，1543年（天文12年）一艘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種子島，為日本帶來了鐵炮，史稱“鐵炮傳來”；1549年西班牙傳教士前來日本傳播天主教，在傳教的同時，還帶來了一部分西方先進醫術，並講授天動説時代的天文、地理知識。只不過詳細內容已不可考。1590年一批日本少年赴歐洲學習天主教，此時西方印刷術傳到日本，日本翻譯並出版了一批天主教書籍，有《教理問答書》、《伊索寓言》、《拉葡日對譯詞典》、《倭漢朗詠集》、《日本大文典》等宗教、文學、語言學等方面近100種書籍。

江户時代初期，荷蘭語學會被限定為只能是阿蘭陀通詞。不過，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了除宗教關係以外的西洋書籍進口的禁令，允許通過阿蘭陀通詞來學習荷蘭語。從那以後，荷蘭語的學習變得逐漸繁盛起來。蘭學是一種翻譯的學問，幕府儒官青木昆陽（1698—1769）和醫師野呂元丈（1693—1761）奉幕府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之命學習荷蘭語，分別撰寫和翻譯了《和蘭文譯》、《和蘭文字略考》和日本洋説本草學書《阿蘭陀本草和解》等著作，為此後蘭學的發展奠定了語言知識的基礎。[7]此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學習荷蘭語，1783年大槻玄澤所著的《蘭學階梯》，深受讀者歡迎。著者大槻玄澤，名茂質，字子煥，號盤水。曾進入杉田玄白的門下學習荷蘭醫學，以及前原野澤門下學習荷蘭語。後出仕仙台伊達家，創辦芝蘭堂並且培育出了橋本宗吉、稻村三伯、山村才助等眾多的門徒。

在文化年間(1804—1818)接受幕命從事天文方面的工作與Chomel的百科詞典的翻譯工作、這就是著名的《厚生新篇》。本書由乾坤2冊共25章組成，乾卷簡單説明蘭學的理論和興隆的情形；坤卷分為：文字、數量、配韻、比音、修學、訓詁、轉釋、譯辭、譯章、釋義、類語、成語、助語、點例、書籍、學訓等分別進行略述。本書是針對入門者而編集的，儘管並不完備，但是由於將荷蘭語法體系化，從而廣泛地普及並大大地提高了世人對荷蘭語的關注。[8]

1785年前野良澤作《荷蘭語辭典》與《解體新書》，1796年稻村三伯與石井恆右衞門、宇田川玄隨、岡田甫説等合作《波留麻和解（ハルマわげ）》，為荷蘭語書籍的翻譯提供了更多語言學上的幫助和條件。

自然科學

自1720年起，醫學典籍紛紛從荷蘭傳入，並翻譯成日文。在當時的醫學界，傳統漢醫學者與蘭學生之間發生激烈爭議，引發一連串實驗和解剖。西洋醫術的精確性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並有許多新醫書出版。譬如，1759年的《藏志》（藏，即髒，內臟）及1774年的《解體新書》，成為當中的參考典籍，後者更是由一些日本學者出版，包括杉田玄白。該書大概根據1734年荷文版的Ontleedkundige Tafelen寫成，而荷文版亦由1732年德人Johann Adam Kulmus的Anatomische Tabellen翻譯而來。

1793年（寬政5年）宇田川玄隨的著作《西説內科撰要》出版。此書是日本最初的一部關於內科的荷蘭醫書，促進了內科研究領域的發展。另外醫藥學、植物學方面的譯著也相繼問世，這些譯作的出版大大促進了日本近代醫學的成立和發展。由於早期的蘭學最主要側重的學科是以醫學為主，所以最初的譯作也多是醫學方面的書籍。

1804年，華岡青洲實行在世界上首次應用在乳癌手術（割除乳房）的全身麻醉。這項手術結合了中藥和西洋手術的技術，比西洋學者Crawford Long，Horace Wells和William T.G. Morton發現並應用乙醚（1846年）和哥羅芳（1847年）作為全身麻醉早了四十年。

1838年，緒方洪庵醫生成立了一所蘭學學校，名為“適塾”。有名的畢業生有福澤諭吉和大鳥圭介，他們後來成為推動日本現代化的關鍵人物。緒方在1849年著有《病學通論》，這是在日本首次出版探討病理學的典籍。

在日本，一般認為在奈良朝代以前雖從中國傳入醫方的同時也傳入了本草書，但在奈良時代通過遣唐使而將本草學傳入日本，則曾是盛行一時的，遂於公元701年開始設置本草教習和藥園，中國已經失傳的唐代《新修本草》，日本至 今，還保存着聖武時代天平3年（731年）的手抄本。延喜年間（10世紀初）深江輔仁編集《本草和名》18卷，列舉了1025種藥物，對中國藥物給以日本名的鑑定。在本草圖方面，有文永4年西阿的《馬醫圖卷》和延慶3年（1310）的河東直麿的《國手十圖》。貝原益軒的《大和本草》 16卷（1709）收藥物1366種，其中有其自己的觀察認識，是本書的一個特色；另外小野蘭山的《本草綱目啓蒙》48卷（1741）是當時集植物知識之大成。

在德川吉宗時代，野呂元丈開始記述西洋本草，以後C．P．Thun－berg和P．F．von Siebold來日本，為日本自然志的近代化奠下了基礎。伊膝圭介、宇田川榕庵等將本草學和洋本草學逐漸融合起來，從而產生了巖崎灌園的《本草圖説》96卷92冊、（1856）和飯詔欲的《草木圖説》30卷（1856），特別是後者已經成為了植物學。1884年（明治17年）隨着漢醫學的禁止，本草學急劇衰落，而博物學則興盛起來。

一些早期蘭學家已開始涉獵西方在17世紀發展的物理學理論，譬如志築家第八代的長崎荷語翻譯家志築忠雄，在完成首次系統性地分析荷語文法後，在1798年翻譯了拉丁文版的物理學典籍Introductio ad Veram Physicam而成為《曆象新書》。該書由英人John Keil寫成，內容關於牛頓力學。志築更創造了一些新的科學詞彙，有些更沿用至現代日本，例如“重力”、“引力”、“遠心力”（中文即離心力）及“集點”（即質心）等。另一位蘭學家帆足萬里，通過一本日荷字典學成荷語，在1810年出版了一本物理學手冊，名為《窮理通》，主要集合十三本荷文書籍寫成。

1825年8月，青地林宗著成《氣海觀瀾》。

約自1770年起，電子實驗在日本普及起來。1745年，萊頓瓶在歐洲發明了以後，平賀源內在1770年從荷蘭人首次得到類似的靜電產生裝置。1776年，他更將它改良。該裝置中靜電的產生是由於當中的玻璃管與鍍金棒摩擦而來的，並製造出許多電力的效果。這些發電裝置被複制並獲日本人採用，並稱之為“エレキテル”（即摩擦起電器，荷文原為elektriciteit）。就像歐洲，該裝置是用作好奇玩意，如在某物體上方產生閃光，或認為該裝置在醫療上有幫助。在《紅毛雜話》中，“エレキテル”被描寫成能從人體中抽走閃光，用作治病的裝置。在一些售賣西方珍奇玩意的商店，這款裝置獲大眾青 睞。這一類型裝置後來被其他學者改良，如佐久間象山。

日本首部電力學著作《阿蘭陀始制エレキテル究理原》由橋本宗吉寫成，並於1811年出版。書中記載了許多電力學的知識，如發電裝置、人體的導電性，及1750年富蘭克林有關閃電的實驗。

化學有宇田川榕庵著《舍密開宗》（1837年8月）。

植物學有宇田川榕庵著《植學啓原》（1835年6月）。

軍事科學

到1840年後，由於世界形勢發生變化，蘭學的性質也隨之改變。鴉片戰爭(1839—1842)以清朝戰敗告終，使得日本的當政者們開始感到軍備改革的必要性，從那時起蘭學的研究中心便從醫學轉移到了軍事科學。

主要成就有樋口權右衞門著《規矩元法》（1648年），此書是日本最早的歐洲式測量技術的著作。村井昌弘的《量地指南》（1733年），《量地指南後編》（1754年）。

身為長崎“町年寄”（江户時代的高級市政官吏）之子的高島秋帆，長大後通過荷蘭人學習了最新的西洋炮術，後來還自己出錢收集槍炮以推進對炮術的研究。鴉片戰爭爆發的翌年（1840年），高島秋帆向幕府呈上了“天保上書”，呼籲幕府實現火炮的近代化以防備歐美的侵犯，這一上書獲得了幕府方面的認可。天保十二年（1841年）5月，幕府將高島秋帆等人招至江户，令他們在德丸原（今東京都板橋區高島平一帶）進行日本首次西洋炮術演習。

1844年，法國東方艦隊來到琉球那霸港，要求琉球宗主薩摩允許薩摩和法國通商，不然法軍將攻佔那霸，見法軍實力強勁，薩摩不得不同意法國的要求，允許法國和薩摩藩在那霸通商。　對島津齊興觸動最大的是西邊的老大帝國清國在“鴉片戰爭”中不敵英夷兵威，戰敗而開國。齊興為了避免清國的命運，決心學習西夷的軍事防備西夷的入侵。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島津齊興設立〔炮術館〕和〔中村製藥所〕，研究西洋大炮和西洋火藥。　後來島津齊興之子島津齊彬1851年即大名位之後，建造了〔集成館〕進一步強化薩摩的近代化。　集成館中包括以下產業：冶鐵反射爐，熔礦爐，鑽孔盤（給大炮開穴用的器械），玻璃工廠，鍛造廠，蒸汽機關製造所，金屬細加工所，造幣所，造船所，紡織工廠等等。　有了近代工業的底子，薩摩藩開始用仿製的洋槍洋炮來武裝自己的軍隊，就連海軍也搞出了三艘蒸汽風帆動力軍艦。

人文科學

西洋史

世界地理

外國情況介紹

江户：大槻玄澤的芝蘭堂

大坂：緒方洪庵的適塾

長崎：菲利普·弗朗茲·凡·西博爾德的鳴龍塾

佐倉：佐藤泰然的順天堂

此外還有坪井塾，江川塾（繩武館）等。

1822年，德國醫生西博爾德被荷蘭國王任命為東印度公司軍醫。1823年來日，在日本5年把自己研究課題與教授日本學生合二為一，來日一年後就在長崎近郊開設了“鳴龍塾”。在治病同時傳授一般知識，還進行臨牀指導，57人受教。其在日本廣交大名階層，擴大蘭學影響，鳴龍塾乃是知好西學者之集結。

之前，日本研究西方先進文化，只能用漢籍或蘭書等等。受教於西博爾德的日本人則直接受教於西方人。更能體會西洋學術的內涵，其來日前，蘭學已發展了50多年，改變了埋頭研學的方法，而去實踐、觀察，並將其研究課題分給日本學生，並要求提交荷語報告。

1826年，西博爾德結識了幕府地理學家高橋景保，向其贈送了《世界周航記》、《地理書》、《拿破崙戰記》。高橋則回贈了《日本輿地圖》（伊藤忠靜編）。高橋根據《世界周航記》著成了《奉使日本記》，西博爾德著有《日本海圖圖譜》。

土生玄碩為了得到開瞳論處方，甘冒幕府不將葵紋服贈與外人的禁令，將它送給了西博爾德。1828年，在檢查中從西博爾德的行李中發現了高橋和土生贈送的東西，幕府震怒，將西博爾德驅逐出境，土生改易，高橋則死於獄中。這是日本學術鎮壓史上第一悲慘事件。是蘭學家要求擺脱束縛、無限的求職和幕府對文化壟斷之間的矛盾。

蘭學是日本與西方資產階級文明接觸後產生的一種新的學術體系，它不僅奠定了醫學、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物理學和化學等學科在日本的發展基礎，還是對日本傳統的“華夷”觀念和鎖國制度的第一次具有意義的衝擊。蘭學學者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跳出中世紀的思想藩籬，開始打破民族的片面性與侷限性，把目光轉向先進的西方近代文明。他們開始逐漸重視西方的科技與軍事文明，這與明治維新初期提出的口號是相吻合的。而這種思想也為後來在明治維新中正式提出“Learn from the West”奠定了思想基礎。

蘭學之所以能在鎖國政策下的日本國內成為一種新思潮，是有着深刻的歷史根源。蘭學百花齊放繁榮局面的形成，不單是“西學東漸”的結果，而且是日本社會內部發展的產物。一些蘭學者如司馬江漢所提出人類平等的觀念以及幕末藩士渡邊華山提出重商主義的主張，都反映了日本早期資本主義萌芽求生存求發展的要求。不少蘭學學者在研究的道路上逐漸從傳統上以道德實踐為主的儒學者轉變為近代知識分子和科技人才。

可是，以德川幕府為代表的日本封建勢力依然很強大，他們不允許蘭學露出從純粹意義上的學術發展為對封建統治批判的苗頭，所謂“寬政改革”的主持者松平定信就曾説：“（蘭學）為好奇之媒，或生惡果”（《日本思想史基礎知識》）。18世紀末起，幕府開始大力鎮壓蘭學，先後製造“寬政異學之禁”、“西博爾德事件”和“蠻社之獄”，致使“蠻學者流一時大為畏縮，蠻學頓時衰退”（《日本思想大系》）。加之隨着十九世紀中葉江户幕府的改革，重新實行門户開放後，來日外國人日漸增多，荷蘭語以外的外國語也開始傳到日本；外交情勢日益複雜，幕府再也已無法只透過蘭學滿足與外國交往，必須改為和各國進行個別直接的交涉，蘭學的影響力因而逐漸薄弱。日本的國際語轉變過程為「葡萄牙語」⇒「荷蘭語」⇒「英語」。

19世紀後世界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鉅變。荷蘭喪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英國後來居上，着手擴大各自的勢力。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後，英國要求中國開放5個通商港作為國際貿易港，並且割讓香港。當時在被追放到日本的過着研究生活的オランダ·シーボルト急忙向荷蘭國王ウィレム二世進言，進諫其應該立刻告知幕府將軍鴉片戰爭的結果，順應潮流取消閉關自守。ウィレム二世聽從シーボルト的進言於1844年起草了對日本的國書，經過正式的儀式後荷蘭人依然得到了幕府授予的長崎奉行之職。然而，幕府雖然對於荷蘭國王的關懷錶示感謝，但卻拒絕了荷蘭國王的建議。後來荷蘭方面作為出島荷蘭商館的商館長ドンケル・クルチウス，再次上書勸幕府將軍實行開國，取消閉關；結果依然遭到否決。孤立自處的日本從等級觀念出發，把世界各國分為三類：一是中國、荷蘭兩個“通商”國家；二是朝鮮、琉球兩個允許派遣使節的“通信”國家；三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不相往來的國家。19世紀上半期，圍繞日本開國還是鎖國的問題，日美展開了一場攻防戰，孕育着這一雙邊關係的不平等化。美國為此對日奉行炮艦政策。1846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官璧珥率艦2艘闖入江户灣，以1844年的中美《望廈條約》為樣本，壓日本與美國締結不平等條約，受拒後返航，那時美國還是奉行低壓政策。1853年7月和1854年2—3月，美國海軍准將培理兩度率艦闖入江户灣，日本方面稱為黑船來航，這時的美國已經轉為對日奉行高壓政策了。

儘管在鴉片戰爭後，幕府的對美政策發生轉變，以退讓求和平，導致美國不戰而勝，終於釀成日本的殖民地危機。但不可否認，在整個江户幕府時代阿蘭陀通詞作為擔負起西洋和日本之間重要交流作用的媒介人，即使是在日本開國時期阿蘭陀通詞依然作為日美之間的交流中介。

自《解體新書》問世以來，蘭學興盛幾十年。與南蠻文化不同，南蠻文化主要為傳播福音，夾帶科技；蘭學時期，新教徒帶來的實學——屬於近代理性文化，是歐洲科技革命和人文科學的新成果。蘭學興盛時期，1774-1852，日本人翻譯外文書者147人，譯著500多種，由於蘭學發展，使日本沒有像在西方以外的其他國家大大落後，培養了批判封建意識的萌芽。（歐洲對抗天主教的就是實證主義研究方法）

蘭學家開始否定傳統的封建意識形態，通過批判從中國導入的華夷觀念和日本中心説的神學觀念。主張廢除鎖國政策，與外國平等交往，從平等為日本尋找出路，這是近百年蘭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打破了文化鎖國，發展了日本民族吸收外來文化的職責。蘭學家們主要從書本上獲得知識，從而沒有根本上認識近代西學的實質。

蘭學家為鎖國體制下的日本孕育出了近代新風，蘭學發展史是日本近代化前史的重要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