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海

蘇東海（1927年2月出生），男，北京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原中國革命博物館陳列部主任，研究館員。

蘇東海先生祖籍徐州，1927年出生在北京。在那個“無處安放一張平靜書桌”的年代，他輾轉南京、徐州和北平多地才讀完小學。從初中到高中，他又先後在北平、重慶、貴陽和昆明等地就讀。回到北平上大學時，他有幸聽到了胡適先生的課。現在提及此事，他會不由得感慨：聽過胡適先生課的人，現在在世的還有幾個人啊。 ^[4] 

新中國成立前蘇先生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時就堅信了馬克思主義，積極參加黨組織的活動。1949年2月，蘇先生帶着十幾個大中學生參加了華北野戰軍，後來又踏上抗美援朝戰場，歷時4年5個月，經受了殘酷的血與火的考驗，為祖國立了功。10年軍旅生涯，他多次徘徊於生死之間，不止一次目睹戰友在身邊倒下，磨鍊出了超人的堅強意志。 ^[4] 

1959年2月，蘇先生服從組織安排，到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報到。 ^[4] 

“我們要在國慶十週年前把陳列搞出來，向國慶十週年獻禮。”蘇先生説，那時大家的工作熱情都非常高漲，但博物館陳列該怎麼搞卻不知道。他所在的陳列部只有兩個人之前接觸過博物館和展覽。大傢伙就按照蘇聯陳列模式，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擬定了主題，構建了陳列大綱。 ^[4] 

陳列製作開始後，蘇先生負責的木工組任務很重，大至陳列屏風，小到説明牌，都是木工活。白天黑夜跟木頭打交道，後來他風趣地對人説，自己研究博物館就是從木材開始的。 ^[4] 

1959年8月，中國革命博物館在天安門廣場落成，蘇先生和同事們進駐現場開始展覽佈置，那是真正的大會戰和攻堅戰。蘇先生還清楚地記得，人們在現場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夜裏仍燈火通明。終於，趕在“十一”之前完成了陳列施工。後中央研究決定革命史陳列暫不開放，又經過二次重大陳列修改，於1961年7月1日建黨40週年之際正式對社會開放。 ^[4] 

中國革命博物館開館後，全館工作的重點逐步向保管工作轉移。最初可以説是從零開始，蘇東海先生接受了建立藏品目錄卡的任務。一本《蘇聯博物館學基礎》成了他的重點參考書。除學習蘇聯經驗外，他還向瞭解美國博物館的同行取經。為了進一步擴大自己的視野，他又去了北京圖書館瞭解圖書分類卡的辦法，甚至還去了協和醫院病案室，參閲了檢索卡片的設立方法。 ^[4] 

經過一系列努力，《革命博物館藏品卡片目錄系統》終於製作完成，包括順序卡、來源卡、物名卡、人名卡、事件卡、單位卡、時期卡及庫藏卡八套卡片，為每件藏品提供了基本信息。在這項工作中，與文物藏品更深入的親密接觸，讓蘇先生感到自己對博物館職業的情感越來越深了。後來，蘇先生在《中國文物報》發表了寫給年輕博物館同行們的一封信，裏面寫到“要在博物館持久工作下去是要有一種行業的吸引力才行。我是從親近文物中奠定行業感情的。從親近文物到傳播文物越做越有味道。” ^[4] 

可惜“十年動盪”的到來，讓他不得不離開自己喜愛的博物館。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他才得以重回革博陳列部。 ^[4]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進了千家萬户，也將博物館內的陰霾一掃而光。1981年10月，“中國共產黨60週年”展覽在南斯拉夫展出，蘇先生接受了這個首次出國辦展的任務。這也讓他有機會看到國外博物館的高水平展陳設計，一些細節讓他印象深刻，比如在展品説明牌上設置館章。他對博物館的功能開始深入思考和研究。 ^[4] 

隨着博物館界國際交流越來越多，蘇先生感受到了大量的文化碰撞，這些外來的文化也影響了他對國內博物館建設的思考。“只有理解自己才能吸收外來的有益的東西，創建有中國特色的博物館。”他認為，從文化角度看，博物館最終應該達到收藏珍品、科學研究和社會教育三種職能複合的形態。 ^[4]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我國博物館經歷了大發展到理論繁榮的階段，為了提高中國博物館學會的學術水平以適應博物館建設的需要，蘇先生又主持創辦了《中國博物館》和《中國博物館通訊》兩本會刊，讓更多博物館研究工作有了交流和推進的平台。 ^[4] 

在不斷的國際交流中，蘇東海先生接觸到了一個全新的博物館概念——生態博物館。訪問挪威時，他發現一座生態博物館就是一個農村社區文化中心，檔案室存放着社區的檔案和私人寄放的紀念品。這個社區就是一個博物館。與傳統博物館不同，生態博物館是“活”的，它保存着一種鮮活的文化。這讓他感到震撼，於是他決定在國內做生態博物館實踐。這時的蘇先生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4] 

經過反覆考察，我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選址在了貴州梭嘎苗族山寨。蘇先生回憶説，梭嘎苗寨在深山老林之中，與外界隔離。他們至今仍過着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生活，在這裏建立生態博物館，對傳統文化保護和生態環境保護都具有典型意義。從1997年動工到1998年10月建成開館，在蘇先生的多方奔走之下，我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誕生了。博物館主體建築與村寨渾然一體，村民可以在這裏活動，展示各種文化產品，遊客也可以在這裏參觀。 ^[4] 

蘇先生認為，在國內建設生態博物館，要把國際化的種子，種在中國的土壤裏。既要符合生態博物館的國際化標準，也要有本土特色。生態博物館要保護環境的歷史風貌和文化特色，要保持村寨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傳承，要樹立村民的主人意識，提高村寨文化水平。 ^[4] 

在蘇先生的推動和指導下，貴州又成功續建了鎮山布依族生態博物館、隆裏生態博物館等，內蒙古、廣西和雲南也相繼創建了各自的生態博物館，並逐漸建設成為生態博物館羣，為保護各地區的特色文化和生態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 ^[4] 

蘇東海先生是《中國文物報》的老作者、老讀者、老先生、老朋友了。《中國文物報》創刊34年來，蘇先生為報紙寫來數不清的好文章，其中很多是飽含他思想智慧的精品力作，在文博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4] 

蘇先生也非常關注《中國文物報》的內容和質量，一般出報當天他就能在家看到報紙，每期報紙都看得很細、很認真，如果收不到報紙，他往往當天就會打電話來問能不能補給他一張，很多時候，他還會針對報紙刊發文章的內容優劣，打電話給報社有關領導説説他的看法和意見。 ^[4] 

談到後來，蘇先生的狀態越來越好。他還特別提到了《中國文物報》“工藝專刊”和“文旅專刊”的創刊，説他讀了柳士發社長寫的創刊致辭，感覺非常好，祝賀報社拓展了新的領域。 ^[4] 

今年是《中國文物報》遷京30週年。蘇先生祝願《中國文物報》越辦越好。 ^[4] 

臨別時，他緊緊握住他的“小朋友”李讓副總編輯的手，久久不肯鬆開…… ^[4] 

中共黨史研究方面，致力於周恩來研究及“論1958年”等專題研究。曾應邀在《團結報》開闢“歷史的沉思”專欄，發表多篇歷史論文。

在博物館學方面，致力於博物館哲學的研究和博物館的發展研究。在國際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挪威博物館學》雜誌系統刊登了“蘇東海論文選”。在中外交流中堅持“和而不同”的學術立場。1986年開始在中國傳播和實踐國際生態博物館思想，2005年組織並主持了貴州生態博物館國際論壇。在國外被稱為“中國生態博物館之父”（The "father" of the Chinese ecomuseums）。主編《中國博物館》19年，並同時任《中國博物館通訊》主編。

主要著作論文：《論1927年東下北上之爭》、《博物館演變史綱》、《博物館》、《中華人民共和國風雲實錄》、《中國博物館哲學》、《蘇東海論文選登》、《博物館的沉思——蘇東海論文選》、《中國文物報》“東海雜談”專欄共22篇、《貴州國際生態博物館論壇論文集》等。 ^[1] 

2014年5月10日蘇東海、王迪夫婦文物捐贈儀式今天上午在首都博物館貴賓廳舉行。北京博物館學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崔學諳，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館處處長哈俊，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長、首都博物館黨委書記郝東晨，首都博物館館長郭小凌等有關領導和嘉賓出席了此次捐贈儀式。

蘇東海、王迪夫婦將他們近一個世紀的收藏，共108件套文物無償捐贈給首都博物館。這些文物的年代跨度從上個世紀20年代至本世紀初。文物中有民國時期北京孔德學校的獎章、燕京大學的校徽，有蘇先生從淪陷區前往國統區的路條，有抗戰勝利、日軍投降後，日軍家屬出售的日用品，有抗美援朝戰場上的戰利品，有六七十年代的奢侈品——凱歌牌黑白電視機，有蘇先生參加國宴的請柬……這些老物件，講述着他們人生的坎坎坷坷，也記錄着社會的風風雨雨，觀之親切生動，讀之藴藉豐富，而且隨着時間的流逝將更加珍貴。蘇先生説：“老同志把自己的紀念品捐獻給博物館，可以增加博物館的館藏；而這些紀念品在博物館中可以得到很好地保護和利用，變‘活’了，可以説是賦予了新的‘生命’”。 ^[2] 

2022年8月18日上午，中國國家博物館和中國博物館協會於國博共同舉辦了“蘇東海先生追思會”。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