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廷魁

蘇廷魁為官耿直，敢言敢為，與陳慶鏞、朱琦一同被人們譽為“天下三大耿直御史”，又與金應麟合稱為“四虎”。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後，蘇廷魁屢次上書朝廷，力主修築虎門炮台及燕塘墟、大沙河、龜崗等要塞，以防英軍擾亂。《南京條約》簽訂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春，蘇廷魁託詞天象異常，上疏道光皇帝，力陳時弊，力數文華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的罪責，請立罷黜，並要求皇帝下“罪已詔”，以開直諫之路。道光皇帝覽奏，為之動容，嘉其耿直。翌年，因父喪回粵，其間，曾主講廣州越華書院。

咸豐元年（1851年），蘇廷魁回京任工科給事中，上疏請求咸豐皇帝實行“宏濟之道”，“推誠任賢，慎始圖治”“嚴取孝廉方正備採用”，被採納。同年四月，大學士賽尚阿引薦內閣侍讀穆蔭擢升五品京官，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蘇廷魁知道後，立即上疏彈劾賽尚阿破壞舊制，任用私親，卻遭咸豐帝斥責，認為不應干預官員升遷，還將隱去蘇廷魁署名的奏章讓賽尚阿看。賽尚阿看後，非常憤怒，在一次眾官員宴會上怒問：“誰彈劾我？”蘇廷魁立即站出來説：“公負國，某不敢負公。”其直可見一斑。

咸豐三年（1853年），蘇廷魁因母喪再回粵。咸豐四年（1854年），紅巾軍圍攻廣州，有人建議借用英國軍隊鎮壓紅巾軍，蘇廷魁堅決反對，認為這是長夷人志氣，喪失民族氣節。是年，奉命督辦紅單船經費，籌措軍餉。

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聯軍踞廣州，蘇廷魁和户部侍郎羅惇衍、太常寺卿龍元禧等奉命籌備成立廣東團練總局，招募東莞、三元里、佛山練勇數萬人，奮起抗擊侵略軍。咸豐九年，清政府向侵略者屈辱求和，蘇廷魁憤然回肇慶的端溪書院講學。

同治九年（1870年），蘇廷魁稱疾告退回鄉，於光緒四年（1878年）病逝。 ^[2] 

按我國封建社會習慣，凡科舉中式者，均尊該科的主考官為“恩師”；“恩師”也視該科之得意者為“門生”。恩師與門生之間，自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在官場中往往形成政治集團而左右朝政。道光十五年乙未（1835年）科會試，正考官為穆彰阿。而穆彰阿本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對林則徐、鄧廷楨等主戰派大加誣害，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首領。蘇廷魁中進士後，即在他鄉間的宅居高懸一塊他親筆題的“進士匾”，在這塊匾上刻上恩師穆彰阿的名字（該匾1983年3月為我縣文化部門發現和保存），表示感激栽培之情。然而，時隔7年，亦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道光皇帝面前大罵穆彰阿的，也正是蘇廷魁。這年，蘇廷魁調任御史，時值第一次鴉片戰爭末期，英軍已攻陷舟山、寧波諸地，形勢緊急。蘇廷魁上書清室，力請修築虎門炮台及燕塘圩、大沙河、龜崗等要隘，以防英軍返回擾粵，與投降派主張妥協撤防適成對照。8月，中英《南京條約》簽訂，第一次鴉片戰爭以清廷慘敗告終。蘇氏憤極，曾上疏數千言，指陳弊政，力數穆彰阿罪責，難辭其咎，請求立即罷黜他。無奈道光帝寵信穆彰阿，終不能把他扳倒。 ^[1] 

1851年，咸豐帝登基，蘇廷魁上疏，請咸豐帝行“宏濟之道……推誠任賢，慎始圖治……嚴取孝廉方正備採用”。陷於內外交困的咸豐帝，亦不得不承認這是可行的辦法。不久，咸豐帝遂以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傾排異已等罪名把穆彰阿革職，永不敍用。蘇廷魁以民族大義為重，拋恩師門生關係而不顧，亦屬難得。

蘇廷魁書法、詩文俱佳。著有《守柔齋行河集》（2卷）《守柔齋詩鈔初集》（3卷）《守柔齋詩鈔續集》（4卷）。“慶雲寺”匾，為其所題，筆力遒勁古樸。

蘇廷魁生平事蹟除入載《清史列傳》《清史稿》外，還被清代以來的文獻廣為記述。他的直言果敢與民族氣節被肇慶百姓所傳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