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片

《中國藝術品收藏鑑賞百科》一書介紹：“明清時代的造假最著名，規模最大的是在明萬曆到清代中期(公元1753-1820年前後)的蘇州。據記載，這一時期的蘇州山塘街專諸巷和桃花塢一帶聚集着一批民間作畫高手，專以製作假畫為業，他們所造的假畫後來被統稱為蘇州片。”

中國書畫作偽有明顯的地域特徵，明代書畫作偽的地區，以工商業發達、人文薈萃的江南大城市為主，如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紹興、南京、南昌等地，蘇州為中心。

部分“蘇州片”假作具有粉本底稿，同一件作品造假往往不止一件。具體做法為：先拷貝勾勒，再上色，設色濃豔。人物畫也有不上色的，直接以白描的形式出現，託名李公麟等白描大家的名頭。

造假採取流水作業，而且分工十分細緻，細緻到具體技法的分工，如線描、着色、皴染、題跋、寫款、刻印等。

偽作除了摹、臨、仿、造以外，還有利用舊作，以改、添、拆配、割裂等手法的作假。

全國各地的博物館都藏有“蘇州片”作品，流傳海外的也為數不少。

今天，“蘇州片”仍在各種拍賣、展覽等場合頻頻現身，逼真之極卻絕非真跡。

蘇州片作為時代的遺留，具有古之遺風和深遠的文化底藴，因而具有一定的收藏價值。 ^[1] 

自2000年至2015年間，“蘇州片”精品升值高達二三十倍。

蘇州書畫造假，明代中期就已出現，但其特色的真正形成，應在明四家去世以後。當時的蘇州畫壇深受“細文”及仇英畫風的影響。“細文”指文徵明的細筆畫風，仇英也是細麗的畫風，以功力取勝。這種只重功力的畫風，容易被造假者仿效，“蘇州片”的特色由此形成。

仇英仿作極盛，大凡細筆青綠設色一類，多為青綠山水而以人物為點景，落款統統寫仇英。世傳仇英的偽作大多為絹本，匠氣而少韻致。其中能以人物故事為主題，而不失仇英之工緻與神態者，為精良之品。

仇英真跡，已故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徐邦達先生評價是“真筆不論粗細，無不具有文秀之致”。

仇英款畫成交價格極端懸殊，高到上千萬元，廉價的僅幾千元。北京故宮博物院古書畫部金運昌分析：“仿作也有高下分別。如果為晚明清初所仿，在當時也算是高端禮品，價格昂貴。清中晚期之後的則多濫造，設色豔俗，落筆粗糙”。他認為明末清初仿仇英的精品很難辨別出來。

“蘇州片”所用的材料是產於蘇州虎丘、山塘等地的細絹，主要偽造唐宋及明代作風工細嚴謹的一些名家。題材包括人物、牛馬、花鳥和山水，多為《漢宮春曉》《上巳修禊圖》及《清明上河圖》之類的青綠山水人物畫。

其署款都是古代名氣最大的畫家。不但作畫，有的還配上假題跋及印章，仿造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趙孟、鮮于樞、鄧文原、柯九思、祝允明、沈周、文徵明、王寵、吳寬、董其昌等人書法或題跋，以為佐證。

書法造假，常見有唐寅、王寵、祝允明、文徵明、陳淳等。

青綠山水人物畫，多仿造唐代李思訓、李昭道，宋代趙伯駒，元代柯九思、趙孟、倪瓚，明代文徵明、仇英等。其中以假造明代仇英作品居多，如《清明上河圖》、《桃花源圖》。《清明上河圖》傳世的不下二十卷，佈局大致相同，都是摹自仇英的稿本。偽《清明上河圖》不論署何人的款，裏面的建築一律青磚瓦房，磚城牆、磚拱橋，人物一律明裝，基本根據晚明蘇州山水塘景物繪製。這也為鑑定《清明上河圖》提供了一些佐證。

畫工筆設色花鳥畫，多偽造黃荃、徐熙、趙昌、王淵等大名家作品;

白描人物，多署李公麟款。

大批的明代和清初蘇州片，被後世收藏者視為真跡而珍藏。萬曆時期進士張泰階曾編成《寶繪錄》一書，集晉、唐至明代書畫共200多件，其中有“元四家”和“明四家”，宣稱書中丹青墨寶皆“稀世真品”。後為人揭穿，此書所載書畫皆偽作。足見明代中晚期書畫仿品之氾濫。

由於真跡罕見，蘇州片，尤其是晚明至清初時期的細路仿品，對於後世平民出身的書畫家在臨摹和學習前人繪畫的過程中，起到過積極作用。蘇州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權貴和富商階層對藝術教育資源的壟斷。

晚晴時期興起的海上畫派畫家中，大都出身貧困，接觸和見到古人真跡的機會甚少，不少是在學習和臨摹明代蘇州片作品的過程中成長為畫家的，但在當時，他們沒有意識到是二三百年前的仿品，自以為是真跡。出身貧困的任熊、任燻、任伯年等人所臨摹的陳洪綬作品，農民出身的錢慧安早年臨摹的唐寅等人作品，極有可能是早期蘇州片。

早期海派名家周閒與任熊為摯友關係。據《任處士傳》，任熊“留範湖草堂三年，終日臨撫古人佳畫。略不勝，輒再易一縑，必勝乃已。夜亦秉燭未嘗輟，故畫日益精”。周閒先人世代為低級軍官，任熊出身貧困家庭，都不可能接觸或收藏諸如陳洪綬、惲壽平一類名家作品的機會。他們所臨摹和學習的作品，最大的可能就是蘇州片一類的高質量前代仿品。

萬曆年間《聖績圖》冊頁(9張)

“蘇州片”作品受“吳門派”風格影響較多。雖系偽託之作，但與當時作品相似，具有濃郁的明代氣息。“蘇州片”製作一般具有相當規模的作坊，大多是接單按需定做。桃花塢的印刷製版業興盛，是臨摹古畫的集中地。

”蘇州片“並非皆為亦步亦趨之仿品，部分作品乃取材於當時流行的木版畫，並模仿當時流行的名家書畫風格，假託以名人繪製而成，流行於富裕市民和讀書人階層，不能簡單地劃為欺世盜名的偽作。

事實上，一些以先賢事蹟，佛道故事，孝經故事為題材的冊頁，作為中國最早成型的連環畫，託以名人印款，但製作精良，是民間畫師學習和模仿士人畫的成功之作，具有相當高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 ^[1] 

出品於明代萬曆二十年的《聖績圖》，就是用連環畫的方式再現了孔子的一生行跡的優秀作品。

此聖蹟圖原圖為冊頁，硬質封面、封底，木芯裝裱紅色花紋宋錦，紫檀邊框。封面題簽，豎排雙行正楷“仇十洲畫”，“文徵明書”，大字“聖績圖”。分為上、下兩函。版心絹質紙託綾裱，以硬紙對褶成幅，連綴樣式，右為圖畫，左為詩堂。封面、封底與版心脱離，護頁殘損，上卷存畫十九幅，前後護頁各一，下卷存畫二十幅，跋文一幅，前後護頁各一，按宋以後規制，應為二十四幅冊頁。

最後一圖末尾有“實父仇英制”文字題款。印章一方，葫蘆形邊框，篆書陽文“十洲”和“嘉靖戊戌春二月書於停雲館，長洲文徵明”文字題款，方形印章兩枚，篆書陽文“徵”、“明”。最後一幅則為款署“徵明”和庚子春高陽“許初”的跋文兩篇，共計圖三十九幅，文字一幅。

整體觀之，繪畫精緻不苟，人物神態傳真，淡雅莊重與嫵媚豔麗相結合。題字小楷，筆墨頗具功力，與繪畫相得益彰，是代表當時人物繪畫水平的精品。具有相當高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1] 

清宮舊藏、託名唐伯虎的春宮圖《鴛鴦秘譜》最早出現於明末天啓年間，唐寅早已過世。後來藏於清宮的刊本則是明代與清代的混雜，屬清宮藏書中的珍稀善本，明代“蘇州片”的另類精品之作。

進入清代，蘇州片仿品的清代特徵隨着時代的推移而日漸明顯，失去明代的“古之遺風”。晚明時期的繁榮景象也已不復存，加上清朝歷代的禁書和毀版，蘇州的古籍翻版印刷業和書畫仿古業的規模和質量都遠遜明代，但是並沒有停止。蘇州繼續作為仿作中心，延續到清代中期。

明代時期的蘇州片作品，傳至清代中晚期，多有破損和毀壞。此時的蘇州又成為明代仿品的修復中心，一些被當作真跡的明代和清初蘇州片作品，經過蘇州作坊的精細修復和修補後，繼續作為真跡流傳海內外。

據書畫鑑定家楊仁愷考證，明代畫家，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本人就曾做過“蘇州片”的畫工。

“蘇州片”作偽者一般都具有繪畫、書法功力，專以做假書畫為生意，一般都隱姓埋名，“託名以傳”，難以留下姓名。有些則是書畫名家的後人和傳人。已知的有王淶、沈碩、詹喜、王彪、吳應卯、文葆光、高簡、袁孔璋等人。

吳應卯，字三江，祝允明外孫，習祝允明之作輒能亂真。天津歷史博物館藏有吳氏本款草書一卷，極似祝允明。據古書畫鑑定家劉九庵先生考證，大陸各地發現的由他仿作的祝枝山書法有23件。吳應卯偽祝允明草書之代表作為《草書秋興八首》卷，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文葆光，號停雲，文徵明五世孫。其書學文徵明，粗得形貌。他專門偽作祝允明的草書，世上多有流傳，但本款書法作品傳世較少。他造假祝允明書法卷子都是高頭大卷，一行只寫做兩、三個字，字的結體、用筆並不與祝相同，而是按照自己的筆墨風格，落祝的款。粗細大小變化突然，筆法疲軟，與祝允明雄強勁健的筆法相距甚遠，藝術水平也低於祝氏。

袁孔璋，字叔賢，山水學沈周和文徵明，精秀而用筆不苟。以精於仿古而聞名當時，許多人直接向他訂購贗品，作為販賣或贈送之作。

晚明時期的蘇州專諸巷欽氏，父子兄弟專門從事宋元以來大家的書畫偽造，如宋徽宗趙佶、李公麟、董源、郭熙、范寬、劉松年、馬遠、夏硅、錢選、王冕和“元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等數十人，或巨幅或長卷，或小條短幅，數量甚多，有“欽家樣”之稱。直至清代中葉，他們的後世子孫仍在蘇州一帶以賣假畫為業。

明代“蘇州片”數量多，水平不一，流傳範圍大。

館藏蘇州片贗品(4張)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沈周繪畫作品共182件，其中偽作68件，佔37.3%。 其中有些偽作還鈐有“乾隆御覽之寶”“嘉慶御覽之寶”等印璽。這些偽作曾混入清宮，騙過了皇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沈周《石泉圖》、《東原圖》皆系偽作。

據專家鑑定，《石泉圖》原系文徵明、金琮、祝允明所書的《石泉詩》，本無圖，作偽者憑空偽造後，與各家書跡拼配而成。此圖仿吳鎮筆法，皴筆圓潤，墨色流暢，但缺少沈周的樸厚蒼秀之氣。

《東原圖》原系明弘治十一年《杜瓊年譜》的補圖，且有祭文一篇，當時沈周已72歲。此圖畫的平遠山水、茂林修竹，風格與沈周相近，但細察此圖筆墨較沈周的拘滯呆板，勾皴之處筆氣不貫，與沈周晚年的化境之風迥然不同。且落款“門人沈周補東原圖”八個字瘦硬造作，更暴露了臨摹者的弱點。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沈周的《溪山深秀圖》，屬真偽雜糅。楊仁愷鑑定該圖：結構緊密，用筆較粗硬，皴筆過繁，設色濃重，雖具備沈氏晚年某些特點，但筆畫粗俗板滯而有火氣，缺乏沈氏晚年筆墨中剛柔兼用、勁健清秀的特點。此畫的拖尾有文嘉、王樨登二跋，則均屬真跡。

唐寅偽本作品也很多。《農訓圖》軸(蘇州文物商店藏)，功力不夠，筆法纖弱，墨色平淡，款字亦差。

北京文物公司藏《山水圖》軸，仿唐寅的細筆畫，功力也差，皴法少變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山水圖》軸，細筆太瑣碎，少勁健感。

台灣私人藏《水亭山居圖》軸，形象、佈局與遼寧省博物館藏《草屋蒲團圖》軸完全一樣，畫法也相仿，唯前圖用筆板滯，墨色平淡少變，後圖用筆細潤自然，水墨暈染富變化，故前者為摹本，後者屬真跡。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存菊圖》，絹本工筆山水，仿文徵明中年師法王蒙牛毛皴的面貌，但缺乏神似。畫中的樹、石、房屋等筆觸拘謹纖弱，構圖平板，缺乏文徵明清雅秀氣的特徵，經楊仁愷鑑定為偽作。

海外博物館也藏有大批蘇州片仿品。弗利爾美術館所藏之仇英作品，大部分為明清仿品。

楊仁愷著《國寶沉浮錄》中列出一批託名的偽作：

沈周的《調琴啜茗圖》

蘇東坡的《御書頌》

趙伯駒的《江山秋色圖》《仙山樓閣圖》《荷亭消暑圖》

李唐的《譚道圖》

夏圭的《秋江風雨圖》《長江萬里圖》

錢選的《真妃上馬圖》《洪崖移居圖》

盛懋的《蘭亭圖》

王振鵬的《丹台春曉圖》等。

清代中期，“揚州畫派”崛起，書畫之風盛極一時，假冒作品比比皆是。偽作以寫意畫為主，如石濤山水，畫上題跋多作草書大字，文物商稱之為“皮匠刀”。近代以來流傳的“揚州八怪”偽作，以仿鄭板橋的最多。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間，揚州地區有專做石濤、鄭燮等人書畫的，技法水平不高，比較容易識別。

明末清初，浙江紹興一帶大多偽造明代徐渭、陳洪綬等名家作品，因為這兩個書畫家都是當地人。偽作筆力稚弱，水平低下，與徐渭、陳洪綬等人相差甚遠，俗稱“紹興片”，仿作精品不多。

明末清初，河南開封地區有專門偽造唐、宋、元諸名家書法者，如偽造顏真卿、柳公權、蘇、黃、米、蔡、及趙孟j隕、鮮于樞等人的作品。其顯著特點是水平極為低下，一般使用棉紙、粉箋或蠟箋，也有粗絹或細絹。棉紙寫好後加色，或用淡墨染做舊；把粉箋、蠟箋寫好後，再將其揉搓成滿身不規則的類似冰裂的皺摺紋，上面的墨跡還會有脱落的地方，顯得像舊物。一般稱之為“河南貨”或“開封造”。

清末至民國年間，廣東有一批專門做假畫的商人.他們所作的偽畫被稱為“廣東造”。這些偽作有許多被當時暴發的山西富商買去。

“廣東造”的主要特點是：以做絹本設色人物為主，兼做少量山水、花卉。多半偽造宋以前畫史上的大名家，如吳道子、尉遲甲僧、尉遲乙僧、張萱、周昉等人物畫，並在畫幅上偽作宋徽宗趙佶“瘦金書”標題。裝裱仿“宣和裝”樣式，多半是縱120釐米、橫60釐米左右的絹本大軸或是五六尺長的高頭大卷。其題材內容有仕女、武士、道士人物等。用很重的膠礬熟絹，絹絲毫無骨力，通過做舊，顯出貌似很古的深茶鏽色。又因其以水做舊，作品大都脱裱。

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藏五代·董源款《山水圖卷》就是“廣東造”的典型案例。該圖為絹本高頭大卷，設色畫溪山村樹.屋橋亭舍。畫法上有仿明·沈周、文徵明一派粗筆山水的面貌，像山石的皴染、苔點的點法等，而整體風格上又具備清初人山水的時代特點，與董源真跡相比絕不相類。本幅上端還一併假造了宋徽宗雙龍圓印和御題、“天下一人”花押及“御書”朱文印，皆隨意亂造，並無根據。

“廣東造”的裝裱有手卷，也有鏡心式。如果重新揭裱這類假畫，可以發現畫絹的背面是白色的，正面的墨、色根本就沒透到背面來，原因是作偽時用膠礬過重造成的。另外，膠礬重會使絹被咬蝕得失去骨力韌性，往往用手一接觸絹就掉末。當然，這種東西表面看去很古舊，很能矇騙缺乏鑑定經驗的人。

“後門造”指的是北京地安門（俗稱後門）一帶偽造的假畫，以清代“臣字款”畫（清代宮廷如意館書畫家以及清代的某些官僚，在他們為皇帝創作或臨摹的書畫作品上，所署名款的上邊均寫有“臣”字，一般人稱之為“臣字款”書畫）為主。

“湖南造”是大約清代康熙至道光時期在湖南（主要是長沙）偽造的書畫，名頭大多是明末清初的所謂“節烈名人”，或不常見的冷名書畫家，如楊繼盛、楊漣、周順昌、史可法等等。 “湖南造”容易辨識，它的質地特殊，既不用紙，也不用絹，均為綾本。

“湖南造”做假的方法如下：將偽造的書畫染色後，用水大力洗刷，綾（或緞）的亮光被洗去，看起來顯得灰暗、陳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