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報案

《蘇報》原是一家以日僑出面開辦的報紙，1896年6月26日創刊於上海。主辦人胡璋，以其日籍妻子生駒悦的名義註冊，報刊內容多載市井瑣事。

1900年，由陳範接辦，傾向改良。1902年南洋公學發生退學風潮，《蘇報》首先報道，旋設“學界風潮”專欄，及時報道學潮消息，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聲價大起”，而想“更以適時言論張之。

1903年夏，《蘇報》支持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活動，聘請章士釗為主筆，章太炎、蔡元培為撰稿人，報道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以後，《蘇報》又陸續刊登了許多激烈地宣傳革命的文章，旗幟更為鮮明。

近代歷史上的改良和革命，都是以報刊宣傳為先導的。

十九世紀末的戊戌維新，《強學報》《時務報》《湘報》《知新報》就是改良派的主要宣傳基地。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在日本創刊《清議報》，鼓吹“勤王”、“保皇”。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也在己亥十二月二十五日（1900年1月25日）於香港辦《中國旬報》，由陳少白主編。1900年春，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成立勵志會。冬，戢翼翬等創辦《譯書彙編》，翻譯西方政治名著。如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穆勒《自由原論》等。1901年5月10日，秦力山、戢翼翬、沈翔雲等創辦《國民報》，鼓吹天賦人權、平等自由。第四期發表了章太炎的《正仇滿論》，批判梁啓超在《清議報》上連載的《積弱溯源論》，駁斥保皇派。這時，知識分子日漸從康、梁的思想影響下解放出來，促使了革命派的覺醒和改良派的分化。1902年4月，章太炎在日本結合秦力山等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鼓動反清革命。接着，《江蘇》《浙江潮》等革命書刊也先後在日本發行。

這時，蔡元培、蔣觀元、葉瀚、黃宗仰等集議，成立中國教育會。章程中宣佈：本會以教育中國男女青年，開發其智識而增進其國家觀念，以為他日恢復國權之基礎為目的。

1902年10月，上海南洋公學發生退學風潮，得到教育會的支持，推蔡元培為總理。《章程》中説：“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學，皆為鍛鍊精神，激發志氣之助。”

1903年4月3日，江寧江南陸師學生因反對校方專制退學，得到上海教育會的支持。章士釗等三十人加入愛國學社，章太炎、蔣維喬、吳稚暉均任教職。

這年春，上海開展抗法拒俄運動，愛國學社革命空氣活躍，師生在社會上公開宣傳革命。《蘇報》也經改組，“以鼓吹革命為己任。”

1903年5月27日（五月初一日），延請章士釗為主筆。章士釗“董理斯報”，《蘇報》於6月1日（五月初六日）起，實行“大改良”，説是：

本報發行之趣意，諒為閲者諸公所謬許。今後特於發論精當、時議絕要之處， 夾印二號字樣，以發明本報之特色，而冀速感閲者之神經。

今將《蘇報》“大改革”後的情況，按日簡述如下：

1903年6月1 日（五月初六日）首列上述“本報大改革”。論説為《康有為》，説是：“要之康有為者，開中國維新之幕，其功不可沒。而近年之頃，則康有為於中國之前途絕無影響。”但“今日之新社會已少康有為立錐之地”。“而天下大勢之所趨，其必經過一躺之革命，殆為中國前途萬無可逃之例”。

1903年6月2 日（五月初七日）首列“本報大注意”謂：“本報近 來詳於學界，頗承海內外君子之不棄，投函無虛日，愧無以荷。今特將‘學界風潮’異常注重。論説之下，首隸此門，用以副諸君子之雅望。又增列‘輿論商榷’一種。凡諸君子以有關於學界政界各條件，願以己見借本報公諸天下者，本報當恪守報館為發表輿論之天職，敬與諸君子從長商榷，間亦忘其向陋，附有所陳，諸君子其匡我不逮，幸甚。”“論説”為《哀哉無國之民》。“學界風潮”有《論江西學堂學生無再留學之理》，謂：“乃二十世紀新中國之主人翁，而俯首就範於亡國家奴之下，大恥奇辱，孰過於斯”。6月。所有各省及本埠之瑣屑新聞，概不合本報之格，嚴從沙汰，以一旨歸。其‘時事要聞’中惟擇其確有關係者羅列一二。另設‘特別要聞’一門，亦不常置，如獲緊要軍報，於中國絕大關係等事，則盡前登列，間加按語以質高明。閲者諸公或有以採錄不備責本報者，本報當謹謝不敏”。謂：“後又得北京密電，上海道嚴拿蔡、吳、湯、鈕新黨四人，聞此亦呂海寰之所指名，即聚眾會議之首領是也”。

頗承諸志士之所不棄，深表同情。投稿於本館者，殆無虛日，可見中國民氣之振。此本報絕大希望，銘感何如。故記者寧避三舍，敬謹先登，尤望諸大豪傑之不吝賜教，中國萬歲”。“來稿”有《讀〈革命軍〉》，署“愛讀《革命軍》者”。謂：“是以排滿之見，實足為革命之潛勢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經之一途也”。“卓哉！鄒氏之《革命軍》也，以國民主義為幹，以仇滿為用，撏撦往事，根極公理，驅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雖頑懦之夫，目睹其字，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斫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也”。同日“新書介紹”欄刊《革命軍》廣告，署“四川鄒容著”，全文為：

《革命軍》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約二萬言。章炳麟為之序。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發衝肩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謂：“夫中國吞噬於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末謂：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署“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

1903年6月12日、13日（五月十七日、十八日）“來稿”有“漢種之中一漢種”的《駁〈革命駁議〉》。此文開頭一段，略謂：“夫小小變法，不過欺飾觀聽，而無救於中國之亡。立憲足以救中國之亡，又非不知自由者所能就，然則研究實學果安所用耶？然而維新之極點，則必以立憲為歸矣。彼所以侈陳維新、諱言革命者，非謂革命之舉，必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大蹂大搏，以與兇頑爭命，而維新可從容晏坐以得之耶？”以下論述“各國新政，無不從革命而成。”

按柳亞子《我和言論界的因緣》稱：“公元1903年，我第一次到上海，進入愛國學社，這時候，和章太炎、鄒威丹兩位先生很接近。在陰曆五月中旬，《新聞報》登了一篇《革命駁義》，太炎先生便寫《駁〈革命駁議〉》來反駁他。開了一個頭，他不高興寫了，叫我續下去。我續了一段，同邑蔡冶民先生也續了一段，末尾是威丹先生加上去的。”則此文為章、柳、蔡、鄒四人寫的。

餘杭章炳麟移書駁之，持矛刺盾，義正詞嚴，非特康氏無可置辨，亦足以破滿人之膽矣。凡我漢種，允宜家置一編，以作警鍾棒喝。定價一角”。

無以副讀者諸君之望，心竊歉然。將目次分作十界：一，論説界（來稿選論，譯件附）；二，機關界，內設調查部，凡國內近今趨勢極有關係各要件，或由本館專員訪得，或諸同志之寄稿，均隸此界（即特別要聞）；三，教育界（即‘學界風潮’）；四，政事界；五，新聞界，分中國之部、外國之部（即‘時事要聞’、‘世界要聞’）；六，評論界（即‘輿論商榷’）；七，通信界；八，紀言界，分‘文苑叢談’；九，紀實界（即‘專件擇要’）；十，餘錄界。此十界者，不過略為區分，將來或有擴充，隨時改訂。惟此時限於篇幅，不能全登，當視其報料之傾向，疏密間出。又首次改良，以二號字夾用，今以其佔篇幅過多，仍一律用四號字，而於發議精當處，加以圈識。惟機關界則間用二號字，以醒眉目。”

由上可知，《蘇報》自1903年5月27日開始改革，延請章士釗為主筆後，6月1日實行“大改良”，發表論説《康有為》，説是；“今日新社會已少康有為立錐之地”。接着，又注意“學界風潮”，增訂“輿論商榷”，在“時事要聞”中，“擇其確有關係者嚴列一二”，另設“特別要聞”。對《新聞報》所載《革命駁議》也予駢駁。

“改革”後的《蘇報》，其主要宗旨是反對改良，宣傳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是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下簡稱《駁康書》），《蘇報》不僅為此登“新書介紹”，而且刊登《序〈革命軍〉》、《讀〈革命軍〉》，札錄《駁康書》，還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這樣，清政府就與帝國主義勾結，製造了“蘇報案”。

《蘇報》的“大改革”，特別是對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介紹和刊發，是“蘇報案”發生的直接原因。

鄒容自日本遊學返國後，來上海蔘加愛國學社，與章太炎同寓。曾參加張園的拒俄會議。他奮筆疾書，寫成《革命軍》，説：“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章太炎看後説：“吾持排滿主義數歲，世少和者，以文不諧俗故 ^[1]  ，欲諧俗者，正當如君書，因為之序而刻行之。”

《革命軍》以悲憤的心情，通俗的語言，抨擊清政府的賣國罪行，認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敗而存良善”，“由野蠻而進文明”，“除奴隸而為主人”，號召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

《革命軍》的出版，《蘇報》的介紹，章太炎《序》的刊佈，皆在當時起了很大影響。

然而，此時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的影響仍然存在。在革命形勢高漲的情況下，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歐榘甲也有些“搖於形勢”。康有為遂於1902年寫了《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②兩文。前文對梁啓超等的“搖於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説”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後，皇上覆闢，即定憲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

後文以為：“談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解之事”，“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且捨身救民之聖主，去千數百年之敝政者，亦滿人也”。“吾今論政體，亦曰‘滿漢不分，君臣同治’八字而已，故滿漢於今日無可別言者也，實為一家者也”，“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

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這兩封公開信，反對“革命者開口攻滿洲”，主張“皇上覆闢，即定憲法，變新政而自強”，完全是高倡復辟，壓制革命的文字，章太炎看到後，寫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從清朝的封建統治和種族迫害説到革命的必要，對改良派的理論嚴加批駁。改良派以“立憲法，定君民之權”為“治法之極則”，章太炎申斥康有為所謂“滿漢不分，君民合治”，實際是“屈心忍志以處奴隸之地”。改良派企圖以流血犧牲來恐嚇人們，章太炎指出，歐、美的立憲，也不是“徒以口舌成之”，革命流血是不可避免和完全必要的；改良派美化光緒，章太炎指出，光緒只是“未辨菽麥”的“小丑”，他當初的贊成變法，只不過是“交通外人得其歡心”、“保吾權位”，如果一旦復辟，必然將中國引向滅亡。改良派宣傳天命論，章太炎指出：“《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終”，“撥亂反正，不在‘天命’之有無，而在人力之難易”。改良派以革命會引起社會紊亂為藉口，章太炎讚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有力地打擊了改良派，提高了革命思想。

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是在1901年所寫《正仇滿論》的基礎上繼續發揮，並就康有為的《政見書》進行系統批判，大聲疾呼，震動朝野。清政府和帝國主義以高壓手段鎮壓。不久，章、鄒被捕，《蘇報》被封，“蘇報案”發生。

中外勾結“查禁密拿”的陰謀，愛國學社社員曾有風聞。早先，清政府派江蘇侯補道俞明震“檢查革命黨事”，吳敬恆曾和俞明震父子有接觸，俞曾將兩江總督“札飭”交給吳敬恆“觀之”。吳出逃，《蘇報》主持人陳範也出逃，蔡元培與章太炎商量，“謂捨出走無他法”，蔡出走，章“就逮”。可知，“蘇報案”的發生，章、鄒的被捕，是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租界當局合謀破壞的。

“蘇報案”的發生，是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相勾結，密謀鎮壓革命的一次政治案件。

清政府密謀鎮壓革命

1903年6月29日（閏五月初五日），上海報紙上就有“愛國學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諸邪説”，“端方領奉廷寄外交部呈遞魏光燾電”，“飭查禁密拿”的報道。端方是湖廣總督，魏光燾是兩江總督，説是“欽奉廷寄外務部呈遞魏光燾電”，説明是“由上而發”的。次日（6月30日），“由滬道商美總領事會同各領簽押，工部局即允協拿。”清政府以《蘇報》“悍謬橫肆，為患不小”，特囑美人福開森“切商各領等，務將該館立即封閉”。7月4日，上海道袁樹勳又親訪英、美領事，密謀鎮壓。

“蘇報案”發生，上海租界當局審訊時，中外官僚也相勾結。清政府指控《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大逆不道”的語句是：“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卻顧，坐席不暖者，獨太后之廢置吾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湉小丑，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為滿洲全部計”。“載湉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章太炎在法庭上嚴詞申斥，指出：“今年二月，在愛國學社任教習，因見康有為著書反對革命，袒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並“供不認野蠻政府。”清政府延請古柏及哈華託為律師，“讞員孫建臣直刺會同英總領事署迪翻譯官升堂研鞫。”

7月21日，第二次審訊，“為章、鄒諸黨人所延律師博易及瓊司”也到庭。博易稱：“古律師所請改期會訊，堂上不能允從。若雲交涉事機，究與何人交涉，不妨指明。況《公共租界章程》，界內之事，應歸公堂審理。現在原告究系何人？其為政府耶？抑江蘇巡撫耶？上海道台耶？”審判員孫建臣説：“系奉旨着江蘇巡撫飭拘，本分府惟有尊奉憲札行事而已”。博易律師又稱：“政府律師如不能指出章、鄒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應請將此案立即註銷”。哈華託不允，謂：“仍俟政府將交涉事機議妥，然後訂期會訊”。孫建臣及英總領事署迪翻譯“皆曰諾。”

在此以前，清政府想方設法，欲置章、鄒於死地。以“大逆不道，煽惑人心，謀為不軌”的罪名，企圖將章、鄒“引渡”，解至南京，處以極刑。美國公使康格、總領事古納、參贊福開森也秘密策劃“移交中國官府懲辦”，以便從清政府手中換取更多的特權。

由於帝國主義在侵華過程中有矛盾，從而對於“引渡”，態度也不一致。據《中外日報》1903年8月18日載：“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蘇報館一案，英國參贊之意，以為諸人不應交與華官，日本公使以為未嘗拘人。以前上海道既與各國領事立有約章，現在即應照約辦理。惟俄、法兩國則欲助中國政府，將諸人交於華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見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為莫妙於仍交上海領事辦理此事也。”儘管他們態度不一，但對中國人民的反抗加以鎮壓則是一致的，説是“逆書筆端犀利，鼓吹武裝革命，殺戮滿人，痛詆皇上，西人何故保護此輩莠民，使其謀為不軌，安然造反耶？”終因“街頭謠言紛紜”，“引渡”未能實現。

只要寫今上一字，罪名足矣”。古柏接着説：“章等擾亂人心之處，請閲之，其意欲將滿人驅逐。此種重大之事，如華人盡聽其語，天下豈不大亂”。主張嚴懲，汪瑤庭提出“應照華例究辦”，古柏也予附和。清政府官僚和英、美租界當局相互勾結。

領事團又“對此發生異議”，相持不決。當時報載：“蘇報館革命黨渠魁鄒容、章炳麟迭經上海縣汪瑤庭大令命駕至英、美等國公共租界公廨會同讞員鄧鳴謙司馬、英總領事署翻譯官翟比南君訊明各情，擬科以永遠監禁之罪。前日，捕頭遂命將章、鄒二犯送入提籃橋畔西獄收禁。”

次年5月（四月），章太炎被判處監禁三年，鄒容被判處監禁二年。“罰作苦工，限滿釋放，驅逐出境”。錢允生、陳吉甫“開釋”。陳仲彝“姑準交保尋父到案”，龍積之“亦應省釋。”

1903年7月7日，《蘇報》被封，逮捕了章太炎。鄒容激於義憤，自動投案。章、鄒在會審公廨上繼續宣傳革命，堅持鬥爭。蔑視帝國主義和清朝統治者的迫害。

1904年5月，章、鄒分別被租界法庭判處監禁3年和2年徒刑，並禁止中國人在租界內辦報紙宣傳革命和出版革命書籍。1905年，鄒容被折磨致死，年僅21歲。1906年，章太炎刑滿釋放。強勢的清政府企圖通過這一事件壓制輿論以達到鎮壓革命的目的，然而事與願違，通過“《蘇報》案”，《革命軍》的銷行更廣，革命風潮日盛。

“蘇報案”和章太炎、鄒容的獄中鬥爭，影響深遠，它促使了革命政治團體的成立。

“蘇報案”發生後，章太炎、鄒容仍與革命派保持聯繫。革命派於1903年8 月23日在上海愚園開追悼會，祭文即出自章太炎手筆。《駁〈革命駁義〉》，章、鄒也與革命派合著。1904年，章太炎和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等組織光復會，成為同盟會成立成立前的主要革命小團體之一。同時，華興會的成立，也和“蘇報案”有關。華興會的發起人黃興在1903年返國後，即大量翻印鄒容所著《革命軍》，“散佈到軍商各界，擴大反清宣傳。”兩湖志士“與上海言光復者相應和。”組織了華興會。這樣，就給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準備了條件。

“蘇報案”的發生和章太炎、鄒容的獄中鬥爭，又擴大了革命的思想影響。

《蘇報》被封后，章士釗、陳去病等續辦《國民日日報》，“放肆蜚言，昌言無忌”，重遭清政府外務部通飭總税務司轉知郵政局，“毋得代寄”。不久，蔡元培等又創《俄事警聞》，後擴展為《警鐘日報》，憤斥帝國主義，抨擊清朝政府。在日本發刊的《江蘇》、《浙江潮》，也在“蘇報案”發生後，言論轉趨激烈，宣傳反清鬥爭。中外統治者雖日益阻撓，肆意查禁，終不能抗拒時代的洪流。《革命軍》和《駁康有為政見書》秘密印刷，廣泛流傳，據章太炎《贈大將軍鄒君墓表》④稱：

君既卒，所著《革命軍》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餘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餈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卒賴其言為光復道原。

廣大的知識分子紛紛從改良主義的思想影響下解放出來。從此，改良派的思想陣地日益縮小，革命派的思想陣地日益擴大。

“蘇報案”的發生和章、鄒就逮，也導致了革命運動的展開。

“蘇報案”發生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比過去積極了。1904年，湖南、廣東的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改歸民辦。從此，展開了收回利權運動。同年，“中美華工條約”期滿，各地報刊揭發美帝虐待華工的實況，人們對美帝的仇恨漸漸增加，終於匯為抵制美貨運動。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就在“蘇報案”發生後半年，孫中山在《檀山新報》上發表《敬告同鄉書》，明確指出：“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撲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號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劃清了革命和保皇的界線。

接着，在《駁保皇報書》中，指出康有為等在變法失敗後所宣傳的“愛國”，是愛“大清國”，不是“中華國”，認為“保異種而奴中華，非愛國也，實害國也”，並對保皇黨人“所論《蘇報》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災樂禍之心，毫無拯弱扶危之志。”摘發備至。

1905年，孫中山把他領導的興中會同黃興領導的華興會以及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領導的光復會聯合起來，組成中國同盟會，把“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寫入誓詞，定為革命黨人必須遵循的綱領。這個綱領的實質，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建立共和政體。這個綱領，給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

從此，推翻清朝成為時代的主流，保皇會“保皇臣清”的面目也就日益顯露，最終為清政府“預備立憲”搖旗吶喊，與革命派公開論戰了。

“《蘇報》案”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聯合鎮壓愛國革命運動的事件，清政府和帝國主義企圖用高壓政策，將革命的聲音禁錮起來。但是同他們的願望相反，這次事件發生以後，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和革命運動發展更加迅猛，革命思想在國內外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從而壯大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聲勢。

“蘇報案”距今已經一百年了，回顧一百年前章太炎、鄒容的鬥爭業績，“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章太炎在《獄中答新聞報》説：“天命方新，來複不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於雲表者，為我為爾，坐以待之”。一百年後，我們還是緬懷他們，紀念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