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戲劇

又稱“紅色戲劇”。蘇區戲劇的萌生，可以追溯到井岡山斗爭時期。

1927年秋收起義後建立的紅四軍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首先組成了文藝宣傳隊，運用活報劇的形式編演了《打土豪》、《活捉肖家壁》、《毛委員的空山計》等劇目。

1928年江西蘇區雩都縣演出的獨幕話劇《收谷》，紅軍文藝宣傳隊編演的大型話劇《二羊大敗七溪嶺》、《二七慘案》，以及方誌敏在贛東北蘇區主持創作並登台主演的大型話劇《年關鬥爭》，都是萌芽時期紅色戲劇的代表作。

1929年，井岡山的主力紅軍向贛南閩西進軍，開闢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年底，紅四軍第九次黨代會的召開和“古田會議決議”的下達，對蘇區的戲劇運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羣眾性的戲劇運動蓬勃發展。

1931年，在中央蘇區，曾留學蘇聯的李伯釗主持演出了反映大革命失敗後繼續團結戰鬥的《明天》和表現蘇聯紅軍為保衞蘇維埃而鬥爭的《騎兵歌》，受到了熱烈歡迎；在湘鄂西蘇區，賀龍、周逸羣領導的紅二軍團組建了著名的戰鬥劇社；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組建了火線劇社；在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領導組建了猛進劇社。而紅一軍團的戰士劇社是在聶榮臻、林彪、羅榮桓、李卓然、羅瑞卿等首長的領導與關懷下組建的，是紅軍部隊中創作演出活躍、影響很大的業餘演劇團體，先後編演了《廬山之雪》、《八一南昌起義》、《亡國恨》、《殺上廬山》、《廣州暴動》等劇。

1931年11月，在瑞金，為慶祝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掀起了“紅色戲劇”的熱潮。中央局委派戲劇活動骨幹李伯釗、胡底、錢壯飛負責組織文藝晚會，除演出配合現實鬥爭的歌、舞、活報劇外，還編演了大型話劇《最後的晚餐》和《黑奴籲天錄》（李伯釗、錢壯飛改編）。演出的成功，促成了瑞金第一個專業化演劇團體八一劇團的建立。

1932年9月，八一劇團進行改組擴建，成立了工農劇社總社（張欣、倪志俠先後任社長）。以瑞金的工農劇社總社為樞紐，在各地又成立了許多工農劇社分社、支社，從而使紅色戲劇深入到各縣、區、鄉以及部隊的連隊俱樂部。工農劇社總社對全蘇區的戲劇運動起了組織領導作用和藝術示範作用，曾組織演出隊以中央藍衫團、中央蘇維埃劇團的名義到各地巡迴演出，並出版推薦劇目，還創建了高爾基戲劇學校（校長李伯釗），培訓了約1 000名學員。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長沙可夫直接參與了工農劇社的領導工作和創作實踐。

1934年2月，瞿秋白來到蘇區就任教育部長 ^[2]  ，為領導蘇區的戲劇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一時期“紅色戲劇”的創作與演出日趨成熟，不僅產生了幾百部戲劇作品，而且出現了一些思想性與藝術性較高的劇作。現存蘇區劇本50餘種，已出版的有37種。其中代表作有：7場話劇《我——紅軍》（集體討論，沙可夫執筆），3幕話劇《戰鬥的夏天》（李伯釗創作），《松鼠》（胡底創作）。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部隊退出蘇區開始長征，蘇區戲劇隊伍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隨軍長征，一部分留在閩贛邊、粵贛邊地區參加游擊戰爭。在瞿秋白領導下，留在蘇區的工農劇社成員和高爾基戲劇學校的師生，編成了戰號、紅旗、火星3個劇團，繼續在艱苦環境中進行宣傳演出活動。在長征途中，隨軍宣傳隊編演的各種宣傳鼓動節目時刻激勵着戰士們的鬥志，如歌頌紅軍搶渡金沙江勝利的話劇《破草鞋》，對宣傳黨的政策和擴大紅軍隊伍起了積極作用的話劇《我當紅軍去》等。

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會寧會師，長征結束。蘇區的文藝戰士又將“紅色戲劇”的火種帶到了各部隊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