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劍嘯

蘇劍嘯，原名蘇寶謙，又名宜庵，1905年1月29日出生於新疆伊犁。祖籍蒙古蘇尼特部落，後其父永格率全家遷居甘肅酒泉。應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扎薩克達西之邀，加入額濟納旗旗籍。蘇劍嘯弟兄四人，他排行老大。 ^[1] 

蘇劍嘯的幼年和少年，時值國家政局動盪的年代，少數民族還要多受一層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的歧視和壓迫。其父永格在伊犁將軍帳前作文書時，目睹白俄欺壓伊犁人民的暴行，痛心疾首，義憤填膺。這給童年的蘇劍嘯上了愛國主義的啓蒙課。隨着年齡的增長，他的心裏萌發了振興民族的遠大抱負。蘇劍嘯在蘭州第一中學讀書時，是學校裏勤奮好學的好學生。中學畢業後，他選學了英文，考入北平中國大學英文系。這是他尋求救國救民道路的第一次嘗試。他以為學會英文，就可以學習英國等西歐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用於民族和祖國的振興。 ^[1] 

1931年，蘇劍嘯畢業。他懷着報效國家的宏願走出校門，可是，連一份工作都找不到。接踵而來的卻是父親癱瘓在牀，妻子肺病加重，弟弟們又都在上學，全家人的生活重擔壓在他一個人的肩上。他不得不為尋找工作而四處奔波，後來才在一位英籍大學教授的幫助下，在中大附中謀到了一個教師的職位。 ^[1] 

社會的黑暗和家庭生活的沉重負擔，使他原想以實業救國的願望碰了壁。但是，他設有因此而氣餒，繼續執著地追求和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 ^[1] 

30年代中期，蘇劍嘯毅然辭去了中大附中的工作，捨棄了城市生活，懷着為家鄉的繁榮與民族的振興幹一番事業的雄心，來到地處邊陲戈壁的額濟納旗。 ^[1] 

蘇劍嘯到額濟納旗後，深得旗扎薩克圖布升巴雅爾的信任。在這期間，他組織青壯年充實旗保安隊，打擊劫舍擾民的土匪；創辦了額濟納旗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小學；開辦了第一個診所，從北平請來造詣較深的中西醫大夫。抗戰爆發後，他還擔任了阿拉善、額濟納旗聯防司令部參謀長。為了解決學校、診所和旗武裝力量的經費問題，額濟納旗政府成立了槽頭税局，專收過往牲畜的槽頭税。槽頭税局的成立和槽頭税的施行，為額濟納旗增加了收入，但卻與駐酒泉的寧夏軍閥馬步康的利益發生了衝突。為了索取鉅額軍餉，馬步康將蘇劍嘯綁架到酒泉，時間長達半年之久。幾經周折，蘇劍嘯才脱離了險境。 ^[1] 

1937年秋天，周仁山奉八路軍蘭州辦事處中央代表謝覺哉和辦事處處長彭加倫派遣，以國民黨蘭州軍事委員會額濟納旗防守司令部秘書的公開身份，前往額濟納旗開展工作。周仁山是蘇劍嘯在大學時代的舊友。他向蘇劍嘯介紹了國內的抗戰形勢和日軍的侵略暴行，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民族政策，使蘇劍嘯逐漸認識到：只有跟着中國共產黨，內蒙古人民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 ^[1] 

1938年上半年，蘇劍嘯投奔革命聖地延安，進入駐在三原縣安吳堡的西北抗日青年訓練班。不久，又轉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十大隊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 

1939年畢業後，蘇劍嘯被分配到晉察冀軍區敵工部工作，1942年又調軍區社會部工作。 ^[1] 

1942年8月，蘇劍嘯奉黨的派遣同愛人董靜波一起到了張家口，寄宿在侄兒蘇啓華家中，以謀求生計為名，機智地周旋於蒙奸、漢奸之間，蒐集敵偽情報，開展統戰工作。 ^[1] 

1944年夏，蘇劍嘯夫婦一同回到晉察冀軍區社會部工作，並參加了晉察冀邊區整風訓練班。 ^[1] 

1945年8月，抗日的勝利，使內蒙古的廣大地區從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內蒙古人民歡欣鼓舞，渴望早日獲得民族解放和民主權利，擺脱國民黨大漢族主義的統治和貧困落後狀態。此時，內蒙古的形勢和全國一樣，面臨着兩種命運和兩個前途的抉擇，各種勢力都在積極活動。中國共產黨根據內蒙古的形勢和內蒙古人民的意願，及時確立瞭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的基本方針——實行區域自治。這年冬，蘇劍嘯奉派到內蒙古地區工作。 ^[1] 

同年11月26日，烏蘭夫等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和晉綏分局的領導下，在張家口召開了內蒙古各盟旗代表大會，會議產生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的領導機構——內蒙古自治區運動聯合會。蘇劍嘯以額濟納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會議，當選為聯合會執行委員，並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察哈爾盟分會籌備委員會主任。

同年12月，蘇劍嘯與陳炳宇一起赴察哈爾盟開闢工作。當時，察哈爾盟剛剛獲得解放，情況十分複雜。王公貴族對我黨存在疑慮；廣大牧民也不瞭解我黨的政策主張；匪患猖獗，社會秩序極不安定。 ^[1] 

為了儘快打開局面，蘇劍嘯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時連飯都顧不上吃。他堅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他以誠懇的態度去接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宣傳內蒙古自治區運動聯合會的性質、任務，瞭解他們對內蒙古自治運動的態度。在原則問題上，他立場堅定，從不讓步，引導他們摒棄封建的舊觀念，接受革命的新思想。過去，貧苦牧民沒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一舉一動都要受旗總管的轄制。蘇劍嘯堅持把“人民有居住、遷徙自由”列入施政綱領，對反對革除這一封建遺俗的王公貴族進行耐心的説服教育工作。在較短的時間內，他贏得了大多數民族上層人士的支持。 ^[1] 

他還深入農村牧區，發動貧苦農牧民羣眾參加內蒙古自治運動。在牧區，每到一個蒙古包，他都細心地詢問牧民的經濟狀況。有多少羊，有幾頭奶牛，有沒有乘馬，都要問到。他善於用極其淺顯的語言和羣眾探討貧困的原因，講述革命的道理，宣傳我黨民族自治的主張。他如一團火，温暖着貧苦牧民的心。凡是跟他接觸過的羣眾，都把他當做可信賴的人，很受人們尊敬。 ^[1] 

蘇劍嘯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能夠正確對待來自下級的批評意見。一次，他與一位同志交代工作時不夠冷靜，受到這位同志的頂撞。但他覺得對方言之有理，當即表示歉意：“你説得對，我不該發火。”他與同志們情同手足，關係十分融洽。大家暢所欲言，發揮集體智慧，保證了工作的順利開展。 ^[1] 

蘇劍嘯的生活十分儉樸。他的眼睛高度近視，但卻捨不得花錢配一副合適的眼鏡，讀書寫字非常吃力。他患胃病，卻不讓同志們照顧。總説：“我是共產黨員，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 ^[1] 

1946年4月，在蘇劍嘯和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下，察哈爾盟民主政府和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察哈爾分會誕生。蘇劍嘯當選為分會主任。 ^[1] 

當年6月26日，蔣介石悍然撕毀停戰協定。10月初，我軍主動離開張家口，戰火蔓延到察哈爾草原。察哈爾盟分會及政府機關從阿巴嘎撤退到渾善達克沙漠。 ^[1] 

1947年，是察哈爾盟解放戰爭時期最艱苦的歲月。駐多倫的國民黨部隊不斷襲擾我方，搶劫物資和馬匹，殺害我地方幹部，襲擊我小股部隊，布利亞制、胡圖凌嘎股匪與國民黨反動派互相勾結，無惡不作；內蒙古王公上層出現了波動，有人投靠了國民黨；基層革命政權多數被敵人摧毀。 ^[1] 

這一年，關起義代盟長犧牲之後，蘇劍嘯擔任了察哈爾盟盟長。他與行政處長方星五率領一部分幹部和警衞戰士組成的武工隊，配合我騎兵第十六師，在察盟堅持鬥爭。這支50多人的隊伍，常常出其不意地襲擊敵軍小股部隊和偽鄉公所，鎮壓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打擊劫舍擾民的土匪。所到之處，召開各種類型的羣眾會議，宣講全國解放戰爭形勢，重建革命政權，是一支深受羣眾讚譽的地方武裝。這支隊伍的活動，對於堅持察哈爾草原的鬥爭，保衞錫林郭勒後方，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蘇劍嘯在領導武裝克敵制勝的鬥爭中，表現了一位老地下工作者的機智果敢。 ^[1] 

1947年初，國民黨軍進逼察哈爾盟時，原正白旗參領、曾任我民政科長的德王舅父寶音陶克陶糾集一些反動上層人士，陰謀組織全旗叛亂，先後十幾次向侵佔察北地區的國民黨第十一兵團遞送情報，策應蔣軍進犯我正白旗解放區。 ^[1] 

2月，具有豐富隱蔽鬥爭經驗的蘇劍嘯綜合各方面的情報，採取山頭瞭望、外圍放哨、短促突擊等方法，抓住了寶音陶克陶派往寶昌同國民黨勾結的信使，搜出了國民黨的信件和委任狀。蘇劍嘯親自審訊，並加以控制利用，讓其為我服務，從而掌握了敵人行動的確切情況，粉碎了國民黨機械化部隊妄圖以突然襲擊方式一舉殲滅我察盟分會和正白旗革命力量的陰謀。同時，使通敵叛變集團得以徹底暴露。8月，在我騎兵第十六師的配合下，寶音陶克陶一夥被一網打盡。 ^[1] 

1948年，隨着全國解放戰爭形勢的變化，察哈爾盟的形勢也有所好轉。3月，察哈爾盟工委組成工作團，深入牧區開展牧改運動。運動中出現了偏差。對此，蘇劍嘯認真地作了自我批評，表示要進一步總結教訓。 ^[1] 

同年10月，蘇劍嘯與中共察哈爾盟工委代書記肖誠等一起到貝子廟(今錫林浩特市)，向中共錫林郭勒盟、察哈爾盟、巴彥塔拉盟、烏蘭察布盟工委彙報工作，參加工委召集的會議。12月6日，蘇劍嘯一行27人踏上返回察哈爾盟的歸途。8日晨，在沙布日台與胡圖凌嘎股匪遭遇。草原上，白雪皚皚，硝煙瀰漫，人喊馬嘶，槍聲不斷。兩小時後，匪徒增至70人，形勢險惡。此時此刻的蘇劍嘯和戰友們一邊從容應戰，一邊焚燬身上攜帶的機要密碼和黨的文件。 ^[1] 

戰鬥進行到下午，26位戰友已傷亡過半，而匪徒越聚越多，敵人的包圍圈越縮越小。馬樁遭到胡圖凌嘎匪徒的炮擊，戰馬奔散，護送部隊又未能及時趕到，情況十分危急。在這生死關頭，他和戰友們發出誓言：“與陣地共存亡，衝不出去就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 ^[1] 

下午4時，200多名匪徒又一次向他們發起瘋狂的進攻。在這最後的時刻，蘇劍嘯和戰友們壯烈地實踐了自己的誓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