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鑑

1.對藥性理論的發揮 縱覽古今本草文獻，藥性理論很少單獨成書，其內容主要集中於本草著作中，是本草學研究的重要方面。本書較全面地總結了藥性理論研究，既有對前人的繼承亦有自己的心得發揮。關於“寒熱温平四賦”。據《中藥藥性論》考證，古代本草文獻出現過12種提法，《藥鑑》的提法為“寒熱温平四賦”，如此提法還見於《珍珠囊補遺藥性賦》、《本草擇要綱目》、《本草便讀》、《本草經解》，其中只有李東垣的《珍珠囊補遺藥性賦》成書比《藥鑑》早，且杜氏在文中明確指出“寒熱温平四賦，增補東垣未盡之意。”可見對李東垣“四氣”理論的繼承與發展。關於“用藥分根梢”，運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取類法相”，來説明“根梢各治，尤勿混淆”。其源自張元素用藥心法中的“藥用根梢身法”，體現了“天人合一”的中醫思想，使用藥更趨合理。關於“解藥毒法”，書中詳細論述了服附子、大黃、麻黃中毒後的表現及處理對策，是對古代醫家的寶貴臨牀經驗的總結。關於“藥性陰陽論”，其以《黃帝內經》陰陽學説為基礎來闡釋藥物的陰陽屬性，並指導臨牀用藥。關於“引經報使”，易水派創始人張元素，首創“引經報使”之説，並列舉了十二經引經報使藥。其弟子李東垣在其基礎上作“東垣報使”歌謠。杜氏關於“引經藥性”的論述與“東垣報使”歌謠極為相似。杜氏肯定張元素的“引經報使”，並將其實踐於自己的臨牀。關於“十八反”，有學者指出，《藥鑑》的十八反歌訣是從《寶慶本草折衷》演變而來的。只是《藥鑑》歌訣中又多出了紫參、烏喙、蜜臘、葱根、雲母、石決明。關於“十九畏”。有學者等對中藥十九畏進行古今文獻考證指出，“十九畏”之説最早見於明代劉純的《醫經小學》(1388年)，其一開始就是以歌訣的形式存在。並指出，“十九畏”只是“十九畏歌訣”的簡稱，“十九畏歌訣”不是依據前代對“相畏”藥物的記載編成的，而可能是劉純個人經驗的反映。杜氏《藥鑑》將“十九畏”總結為“十九畏藥性”，並略去了與炮製相關的最後兩句。關於“孕婦禁忌藥性”，杜氏所載錄的孕婦服藥禁歌，並非作者首創，李東垣的《珍珠囊補遺藥性賦》亦見。關於“六陳”，“六陳”字樣，據一些學者考證，最早出現在《新修本草》狼毒條下。關於六陳歌訣，大致總結有四個版本，所含六藥除枳實枳殼及陳皮橘皮或有異外，其餘均為麻黃、茱萸、半夏、狼毒。《藥鑑》與其他六陳歌訣對比，指出了六陳並非無限制儲存，“隔年陳”，“麻黃三載始堪行”，“大黃不過三年力不全”。可見《藥鑑》對六陳藥性做了進一步的補充説明。

2.對藥物性效的詮釋 杜氏關於137味中藥分述中，有學者總結為：首先詳解藥物的氣(寒熱温平)、味(辛甘淡苦酸鹹)、性(升降浮沉)、能(宣通補瀉)，突出各自的藥性特點，再本於陰陽、表裏、氣血、歸經、君臣佐使之法，指導臨牀用藥。杜氏對藥物性效的詮釋注重與中醫基礎理論相結合，例如“半夏”條下“半夏性熱味辛，所以燥濕也，辛益金，金克木，以救脾土”。此外，杜氏非常重視藥物的炮製，在“黃連”條下“蓋黃連得薑汁制，則和其寒而性輕折，以引至熱處，而使之馴化，正經所謂熱因寒用是也；欲上頭目口瘡之類，酒炒為佳；欲瀉肝膽之火，豬膽蒸之為妙，取其入下部而瀉之也；欲解痘瘡之毒，桔梗、麻黃炒之，取其達表而解之也。實火同朴硝，虛火用釅醋，痰火用薑汁，伏火用鹽湯，米食積瀉者，壁土炒之，赤眼暴發者，人乳浸之”，如此多元化的炮製方法，非常值得我們現在臨牀探討。

3.對藥物配伍的總結 杜氏對藥性理論的精研，使其臨牀用藥見解獨到，尤其體現在藥物配伍應用方面，初步統計《藥鑑》一書中出現的藥物配伍共有約230處，非常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鑑。在“論升麻、柴胡、檳榔、木香四味同用功效”時指出：“升麻、柴胡，自能升清氣而上行，檳榔、木香，自能逐濁氣而下降，能使脱肛舉而後重除，自可同劑而成功矣。”説明久泄、脱肛者，當升清氣之藥與降濁氣之藥配伍使用。在“當歸”條下，言：“再入白芍、木香少許，則生肝血以養心血。”杜氏通過生肝血以達到補心血的目的，體現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即五行學説“虛則補其母”的治療原則。杜氏藥物配伍中很多是根據藥物歸經來選擇的。例如，“當歸”條下，“同諸血藥入以薏苡仁、牛膝，而治血不榮筋”；“升麻”條下“與葱白同用，則能引之以散手陽明之風邪；與石膏同用，則能引之以止足陽明之頭痛”等等。

4.對臨牀審病治病的指導 《藥鑑》雖以藥言書名，但除歸納本草的藥性、功能、配伍外，亦將前代醫家經驗結合自己臨牀實踐歸納予以闡釋。序言:“首察病原，以補東垣之缺；次辨藥力，以佐仲景之偏；論證則有標本及經絡，申性則有陰陽以及反畏；至運氣方脈，糜不精研，而常用藥味，又次第序之，以便檢閲。”可見杜氏不僅精於對藥物的研究，而且重視醫道，強調治療疾病，當識病、識方、識藥。杜氏重視《內經》五運六氣學説，闡釋了“五鬱主病”、“六氣主病”及“運氣訣要”，指出：“百病根源，運氣為先。”承仲景之説，而作“脈病機要”，且歸納總結“病機賦”及“病症標本論”。關於遣方用藥，杜氏肯定東垣之説，歸納總結出“取方之法”、“論各經補瀉及專主瀉火之藥”及“用藥之法”，這些既是杜氏寶貴的臨牀經驗，更值得我們學習與發揚。

杜文夑，明代醫家。字汝和，號理所。宛城（今安徽宣城）人。

現存明萬曆二十六年刻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鉛印本。

或謂持鑑以索貌者，不能得其腠理，而按方以索病者，亦不能神其變通，甚矣，方書之不可盡信也。嗟夫！方亦何負於人哉？唯藥不嘗試，方不經驗，漫立局以幸中者之過也。乃是編也者，首察病原，以補東垣之缺，次辨藥力，以佐仲景之偏；論證則由標本以及經絡，審性則由陰陽以及反畏；至運氣方脈，靡不精研，而常用藥味，又次第序之，以便檢閲，誠古今之明鑑也。考古尋方之士，得是書而存之，則療病不必指掌，審藥不必大觀，無素問而達生，無叔和而知脈，他如心法如辨疑，諸家方術，悉註腳耳，當令隨叩隨應隨效，而斯人之不病於夭札者，信有賴也。若目為羣書而弁髦焉，是舍鑑而求之妍媸也，有是哉。

萬曆戊戌季夏宛陵仙源杜氏序

本書論藥簡要易誦，對藥物配伍頗多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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