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的樂舞文化研究

該著作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藏彝走廊樂舞文化選點考察與研究”，南京藝術學院，2007年獲博士學位，導師：伍國棟教授；2007年獲“南京藝術學院馮建親優秀博士論文一等獎；2008年獲”江蘇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

該著作從整體的文化上來探討“藏彝走廊”這一區域內種種樂舞文化事象之民俗、宗教及文化內涵，注重從生活、儀式等角度切入對樂舞文化的研究，並以此從樂舞文化上佐證“藏彝走廊”作為西部民族文化積澱帶的學術依據。論文擬解決以往研究中僅限於對單一民族、單一行政區域音樂現象的整理，而忽視了不同民族文化在民族遷徙、傳承中的相關性以及音樂與不同文化、不同社會功能之間的相互作用與聯繫。這對於學科的研究視野與方法來説都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該著作在研究上突出“藏彝走廊”以宗教儀式和民俗活動等為主要內容的豐富的樂舞文化資源，通過對該區域樂舞文化的探討，既對相關諸民族樂舞進行本體論探討以及歷史性梳理，也通過相關樂舞文化事象對走廊內諸民族在文化、信仰、風俗等方面的演變與傳承進行研究，同時也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度結合實地田野調查對傳統民間樂舞文化的保護與發展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該著作的寫作建立在較為全面的民族音樂學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筆者曾多次（三年四次累計九個月，涉及甘、青、川、滇、藏五省區）深入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在此基礎上對蒐集到的一手資料進行理論分析，探索該地區相關樂舞在不同文化層面中的生存狀態，闡述其與所處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 ^[1] 

第一節 “藏彝走廊”概念

“藏彝走廊”是費孝通先生1980年前後提出的一個歷史-民族區域概念，主要指今川、滇、藏三省區毗鄰地區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構成的高山峽谷區域。我們知道，中國的總體地形構造是西高東低，這一基本地形趨勢使得中國境內大多數河流、山脈都主要呈東-西走向。但在我國西部青藏高原東南緣的西藏東部和四川、雲南西部一帶，卻存在一個非常獨特的山脈、河流均呈南-北走向的地理單元，這就是聞名於世的橫斷山高山峽谷地帶，也地理學上通常所稱的“橫斷山脈地區”[①]。“藏彝走廊”所指的正是這樣一個獨特區域。該區域因有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岷江六條大江分別自北向南從這裏穿流而過，在峯巒疊嶂的高山峻嶺中開闢出一條條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所以自古以來即成為眾多民族或族羣南來北往、頻繁遷徙流動的場所，也是歷史上西北與西南各民族之間進行溝通往來的重要孔道。為此，費先生將其稱為“藏彝走廊”。“藏彝走廊”一詞，可以説比較準確、簡約地概括了這一特殊區域的人文特點。不過，需要指出，“藏彝走廊”概念自提出以來，雖在一定程度得到學術界的響應與認同——一些研究西南民族的學者已在其論文中正式使用這一概念並對其作過某些闡述[②]，近年在一些介紹該區域的普及讀物中也開始使用“藏彝走廊”一詞——但總體看，目前學術界對此概念的使用還不是十分廣泛，對它的認識也存在一些歧異和模糊性。目前此概念還更多是在具體從事該區域研究的學者中被知曉和使用，尚未成為我國民族學界乃至其它相關領域普遍知曉和約定俗成的概念。其原因除了人們對“藏彝走廊”所指稱的這一具體區域的民族及歷史文化特點缺乏瞭解外，還緣於人們對費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這一歷史-民族區域概念的科學價值與學術意義缺乏必要認識。那麼，費先生是在什麼背景和思路下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的？“藏彝走廊”所指稱的這個區域有哪些突出的歷史文化特點？它在我國整個民族區域研究中有何特殊地位與價值？顯然，這不只是一個概念問題，同時也關涉如何從具體的“歷史-民族區域”角度來建立中國民族格局整體視野的問題。此問題頗具深意，對我國當前的民族研究有重要啓示作用。本文將圍繞費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試就上述問題作一討論。

第二節 “藏彝走廊”歷史與文化

為什麼説“藏彝走廊”是一個歷史-民族區域概念？這不得不涉及費先生提出此概念的基本思路和背景。

費先生是在1978、1981和1982年有關民族問題的三次發言中逐步提出和完善“藏彝走廊”概念的[③]。仔細研讀費先生的這三次發言，我們可發現在1980年前後費先生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宏觀問題：我國的民族研究如何繼往開來？如何在總結以往經驗和失誤的基礎上開拓我國民族研究的新局面？費先生在1981年的發言中曾談道：“總的説來，我們這一代確是走了很大一步。首先應該肯定這點。我們可以説是從無到有，從很局部很局部，零零星星的，一直到全面的、全國性的調查。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值得自豪的事情。可是我們今後的三十年應該怎麼走？我們要為後輩開點路子。”[④]次年，費先生在武漢的民族問題座談會上又再次談道：“總之，過去三十年的民族調查工作，我們國家花了錢花了力，各個民族都出了力。我們搞了不少資料，數量很大。可是，……下一步怎麼走，我考慮了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⑤]正是在這種“繼往開來”的宏觀思考中，費先生開始認識到過去我國民族研究的一個重要侷限：“過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單位孤立起來，分別一個一個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長處，但是也有它的侷限性。”[⑥]這個侷限性就是：“一個民族一個民族地研究，寫它的歷史，不是從一個整體，從中華民族這個整體來看各民族間的往來變動，怎樣影響它們的形成、合併和分化。”[⑦]正是在總結並針對以往民族研究之侷限的基礎上，費先生提出了我國民族研究“下一步怎麼走”的基本思路：“過去我們一個省一個省地搞，一個民族一個民族地搞。而中國少數民族有它的特點，就是相互關係深得很，分都分不開。……而民族與民族之間分開來研究，很難把情況真正瞭解清楚。我主張最好是按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來進行研究。”[⑧]這裏，費先生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那麼，什麼是“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怎樣具體認識和劃分我國“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費先生在1981年就此提出了一個總體架構：“從宏觀的研究説來，中華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體分成北部草原地區，東北角的高山森林區，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後雲貴高原，南嶺走廊，沿海地區和中原地區。這是全國這個棋盤的格局。我們必須從這個棋盤上的演變來看各個民族的過去和現在的情況，進行微型的調查。”[⑨]以上提到的各個區域，顯然正是費先生所説的“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⑩]。可見，費先生正是將藏彝走廊作為我國一個單獨的“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提出和看待的。所謂“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據費先生提到的以上各區域的情況看，我們大致可將其理解為是指歷史上由於處於一個相同的地理環境而形成的有着大體相似的民族面貌、文化傳統與社會類型並且各民族之間存在密切淵源聯繫的民族區域。不過，我們可注意到，費先生劃分的上述“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實際上包含了兩種類型：一種是“板塊”類型，如“北方草原”、“東北高山森林區”“青藏高原”、“雲貴高原”等；另一種則是“走廊”類型，費先生特別提到了其中的“藏彝走廊”和“南嶺走廊”。1982年，費先生又對“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中的“走廊地區”作了特別論述：“西北地區還有一條走廊，從甘肅沿絲綢之路到新疆。……上述幾個複雜地區：一條西北走廊，一條藏彝走廊，一條南嶺走廊，還有一個地區包括東北幾省。倘若這樣來看，中華民族差不多就有一個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來，我們需要一個宏觀的、全面的、整體的觀念，看中國民族大家庭裏的各個成分在歷史上是怎樣運動的。”[11]可見，藏彝走廊不但是一個“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而且是屬於其中的“歷史-民族走廊”類型。

由以上引述，我們可以看到，“藏彝走廊”是一個有着深刻學術寓意的概念。它並不是孤立和偶然提出的，而是費先生在全面總結過去民族研究的經驗教訓並針對其侷限性的基礎上，在主張確立民族研究的宏觀整體視野，構建中國民族格局（即“全國這個棋盤的格局”）這一總體思路和背景下提出來的。這一總體思路和背景事實上也是後來費先生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礎。不過，“藏彝走廊”的提出顯然有兩個更具體、更基本的着眼點，一是“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二是“各個民族在歷史上是怎樣運動的”。“藏彝走廊”概念同時兼有這兩個層面的含義。所以，對於“藏彝走廊”概念及其所指稱的獨特區域我們不僅需要將其放在“全國這個棋盤的格局”來認識，而且需要從“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 （或簡稱“歷史-民族區域”）和各民族“在歷史上是怎樣運動的“這兩個特殊視角來理解，方能把握其獨特的內涵與價值。 ^[1] 

第一章 “藏彝走廊”研究與民族音樂學

第一節 “藏彝走廊”學説中的民族音樂學視野

第二節 “藏彝走廊”樂舞研究的理論基礎及方法論選擇

第二章 信仰樂舞考察之一：宗教型樂舞

第一節 羌姆的歷史

第二節 “羌姆”的基本形態

第三節 “羌姆”的實地考察

第四節 作為宗教儀式的羌姆

第三章 信仰樂舞考察之二：巫術型樂舞

第一節 “東巴”樂舞

第二節 “蘇尼”樂舞

第三節 “卡斯達温”樂舞

第四節 作為巫術儀式的樂舞

第四章 民俗樂舞考察之一：習俗型樂舞

第一節 “熱巴”樂舞

第二節 火把節“都火”樂舞

第三節 “阿尺木刮”樂舞

第四節 “弦子”樂舞

第五節 鍋莊樂舞

第六節 作為習俗型的樂舞

第五章 民俗樂舞考察之二：禮儀型樂舞

第一節 涼山彝區的喪葬樂舞

第二節 禮儀文化與馬奈鍋莊

第三節 作為禮儀儀式的樂舞

第六章 “藏彝走廊”樂舞文化層面觀

第一節 “藏彝走廊”樂舞文化類型

第二節 “藏彝走廊”樂舞的信仰與民俗內涵

第三節 漢文化對“藏彝走廊”文化的影響

第七章 “藏彝走廊”樂舞文化視野的當代擴展

第一節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信仰、民俗樂舞文化

第二節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審美視域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