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辛石井協定

1917年11月2日，日本外務大臣石井菊次郎與美國國務卿藍辛就分割在華殖民權益達成協定，故名。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乘歐美列強無暇東顧之機，竭力擴大在華殖民權益，招致美國的不滿。1917年日本派特使石井菊次即赴美國，與國務卿藍辛談判。石井要求美國承認日本在華利益，藍辛則提出日美共同“尊重”中國領土完整與門户開放的反建議。幾經爭鬥，雙方為避免正面衝突，美國國務卿藍辛和日本大使石井在華盛頓於當日達成政府間交換公文，並訂立“藍辛—石井協定”。協定規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擁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同意美國的“門户開放”政策，承認美國享有“機會均等”的權利。公然揹着中國，劃分殖民勢力範圍。這是日、美兩個帝國主義拿中國主權作為交易的分贓協定，激起了全國人民強烈反對，北京政府也聲明不予承認。 ^[1-2] 

美國國務卿藍辛致日本特使石井子爵

閣下：

近與閣下會談，涉及貴我兩國政府關於中華民國的相互利益問題，雙方獲致協定，謹將本人對於該協定之瞭解奉達如次：

為平息不時流傳之歪曲報道起見，我們（美國）相信，貴我（美日）兩國政府對於中華民國的共同願望與意向宜再有一度公開的聲明。

美國及日本政府承認，領土的鄰近產生國與國間的特殊關係，因此，美國政府承認日本政府在中國，特別在中國之與日本屬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

中國的領土主權繼續存留不受損害，且美國政府對於日本帝國政府的再三保證具有十分信心，即日本雖因地理關係得有特殊利益，但日本政府並無意對於其他國家的通商加以歧視，或對於中國奧其他國家所訂條約所許諾的通商權利加以蔑視。

美國及日本政府否認兩國政府有任何意圖對中國的獨立或領土完整加以任何侵害。兩國政府並宣告，兩國政府永遠遵守所謂“門户開放”原則或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

並且，兩國政府相互宣告：兩國政府反對任何一政府取得任何影響中國獨立或領土完整的任何特權或優例，或取得任何拒絕第三國人民充分享受在華工商業均等機會的特權或優例。

上述對於雙方獲致的協定的瞭解，如荷閣下予以證實，本人至為欣幸。[下晷]

維伯特·藍辛 1917年11月2日於華盛頓

日本特使石井子爵致美國國務卿藍辛

閣下：

閣下本 日照會，就我們新近會談關於貴我兩國政府對華相互利益問題所獲致之協定，傳達閣下之瞭解，業經接悉，深感榮幸。

本人現經本國政府授權，欣然證實上述瞭解如下：

為平息不時流傳之歪曲報道起見，我們相信，貴我兩國政府對於中華民國的共同願望與意向宜再有一度公開的聲明。

日本及美國政府承認，領土的鄰近產生國與國間的特殊關係，因此，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別在中國之與日本屬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

但中國的領土主權繼續存留不受損害，且美國政府對於日本帝國政府的一再保證具有十分信心，即日本雖因地理關係得有特殊利益，但日本政府並無意對於其他國家的通商加以歧視，或對於中國與其他國家所訂條約所許諾的通商權利加以蔑視。

日本及美國政府否認兩國政府有任何意圖對中國的獨立或領土完整加以任何侵害。兩國政府並宣告，兩國政府永遠遵守所謂“門户開放”或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

並且，兩國政府相互宣告：兩國政府反對任一政府取得任何影響中國獨立或領土完整的任何特權或優例，或取得任何拒絕他國人民充分享受在華工商業均等機會的特權或優例。[下晷]

石井菊次郎 1917年11月2日於華盛頓 ^[3] 

在凡爾賽和會期間，陳友仁作為廣州代表團成員，在巴黎通過蘇聯的代表拿到了美日密約，即《藍辛-石井協定》，其中有將德國在我國山東省的特權轉交給日本的條款。

陳友仁立即將密約傳回國內給孫中山，翻譯後在北京《晨報》上發表，從而激起了愛國學生和民眾的激憤，也就是後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在運動的壓力下，中國代表團第一次拒絕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

陳友仁是民國時期的重要外交家，他一生追隨孫中山，曾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他也是一個堅定的國民黨左派，從早年反對北洋軍閥，到後來反對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陳友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歐洲兩大帝國主義集團忙於互相廝殺，無暇東顧，日、美兩國趁機擴大在中國的權益，雙方爭奪激烈。日本通過北洋軍閥政府中的親日派段祺瑞，妄圖實現其獨霸中國的迷夢；美國則支持北洋軍閥政府中的親美勢力，與北洋軍閥政府訂立一系列借款合同。日美關係日益緊張。然而，在1917年11月雙方達成的《藍辛—石井協定》中，美國竟然以承認日本在中國享有“特殊利益”，換取日本遵守“門户開放”政策，對日本作出了事實上承認“二十一條”的重大妥協。美國為何要對日本作出如此重大讓步？這是美國在綜合考慮了各種因素以後，作出的熊掌與魚兼得的選擇。 在與張勳上演完“清帝復辟”和“再造民國”的雙簧以後，段祺瑞以“再造民國”的元勳又一次出任國務總理，同時兼任陸軍總長。新的段內閣以皖系軍閥為核心，加上研究系和新交通系政客組合而成。黎元洪被迫辭職，馮國璋繼任大總統。馮國璋雖心儀美國，卻愛莫能助。因為這時的馮國璋徒有虛名，中央政府的實權已完全掌握在段祺瑞手中。與日本爭奪，美國缺乏得力的工具。在此之前，日本已通過與俄國的三次協定、四次密約和與英法的“秘密諒解”，以犧牲中國為代價，換取了英、法、俄對自己在中國享有“特殊利益”的承認（日本分別給俄、英、法開出的條件是：承認俄國在東北和外蒙古的特殊利益、援助英國獲得德國在太平洋赤道以南的殖民地、與法國合作一道打擊德國）。這使美國在與日本的爭奪中，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無援的地位。當時美國已捲入到大戰中，也分身乏術，因此，美國不得不對日本作出妥協。 美國參加一戰的目的就是要奪取世界霸權。正如威爾遜總統所説：“金融領導地位將屬於我們，工業首要地位將屬於我們，貿易優勢將屬於我們，世界上其他國家期待我們給予領導和指引。”歐洲是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要掌握未來世界的領導權，首先就要奪取歐洲的領導權。而此時的歐洲正面臨着空前的政治危機。世界戰爭使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切矛盾尖鋭到了極點。飢餓、流血、超強度勞動和政治恐怖，使人們從壟斷階級的“為祖國而戰”的欺騙宣傳中清醒過來。從1915年開始，各參戰國的反戰情緒普遍高漲，出現罷工、棄戰、起義等行為。法國的罷工工人提出了“打倒戰爭”的口號，德國工人強烈要求實現不兼併別國領土的和平。1917年5、6月法國兵變最有代表性——大約有三四萬士兵拒絕執行作戰命令，他們説再也不願為每日的5個蘇（相當於1/4法郎）去送死（當時，交戰雙方在戰場上的傷亡很大。到1916年底，陣亡約為600萬，傷殘約為1000萬人）。俄國二月革命則拉開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序幕，它對各交戰國反戰運動產生了極大影響。因此，要掌握未來世界的領導權，首先就要幫助歐洲的壟斷資產階級贏得戰爭勝利，確保壟斷資產階級在歐洲的統治。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由於英國對德國實行嚴密的海上封鎖，美國同協約國的貿易從1914年的8．24億美元增加到1916年的32．14億美元，而與同盟國的貿易則從1914年l．69億美元猛跌到1916年的0．0116億美元，幾近於無。隨着黃金儲備逐漸從歐洲移到美國，美國金融家開始收購屬於歐洲銀行和在美國投資的相當大的一部分有價證券，甚至向交戰國提供貸款。截至1917年4月，美國給協約國提供20億美元貸款，給德國提供0.2億美元貸款。這表明美國同協約國在經濟上已經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了。另外，當時，英法美帝國主義集團已經制定了在俄國劃分勢力範圍的計劃，而美國要求在實行這些計劃時起主導作用。早在1916年，美國在俄國的對外貿易中，已經擠掉英法兩國而躍居第一位了。沙俄政府在美國訂購的武器彈藥總值達12．37億盧布，俄國從美國輸入的物資比戰前增加了16倍。1917年5月，美國政府宣佈向俄國提供貸款，隨後，美前任國務卿盧特率領一個人數眾多的軍政代表團訪問俄國，並編制了一個“美國維護和鞏固俄國軍民士氣的工作計劃”。同時以工程師斯坦文裏為首的技術代表團制定了奪取俄國經濟中樞——鐵路的計劃。美國當時專門成立一個“鐵路兵團”，準備奪取俄國鐵路的管理權。這一切表明美國的戰略重點。利益重心在歐洲。對美國而言，歐洲是“熊掌”，中國是“魚”，因此歐洲是其首選目標。 對日本作出讓步，並不意味着美國放棄對中國的爭奪。相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鞏固和擴大它在遠東的陣地，美國極力擴張自己在中國的經濟勢力。1914—1918年，美國對華商品輸出，平均每年達4．2億美元。1913年，美國對華貿易只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7．5%，1919年已增加為16．4%。同時期，美國在華企業數也由136個增加到309個。從1916年開始，美國的托拉斯和銀行先後給北洋軍閥政府兩筆500萬美元的貸款作為交換條件，攫取了在中國修築鐵路的權益。這表明，美國在奪取歐洲這隻“熊掌”時並沒有放棄中國這條“魚”，“熊掌”與“魚”要兼得，只不過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這從後來的事實中也得到證明：1918年，當歐戰接近尾聲時，美國政府立即於5、6月間組織了36家銀行準備從事對華投資；7月，美國政府又向日英法三國提議組成對華國際銀行團，企圖憑藉自己的雄厚實力奪取對華投資的領導權，力圖擺脱《藍辛—石井協定》的約束。在華盛頓會議上，美國終於打破了日本獨霸中國的局面，奪取了亞太地區的領導權，徹底拋棄了《藍辛—石井協定》。 《藍辛—石井協定》給美、日雙方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如前所述，它使美國贏得了戰爭勝利，掌握了戰後賠款的主導權，奪取了亞太地區的領導權。《藍辛—石井協定》也給日本帶來了巨大利益。在此前後，日本採取“菊分根”政策，像把菊花分根一樣，將日本資本輸入中國，大量借款給段祺瑞政府，同時又以“菊分根”形式攫取中國的種種特權，把中國一步步變為它的獨佔殖民地。連同“西原借款”，一戰期間，日本共借給段祺瑞政府5億日元的貸款。通過這些借款，日本從段祺瑞手中奪取了許多特權。如通過“吉長鐵路借款’等，日本控制了中國東北、華北地區的許多重要鐵路；通過“吉黑金礦森林借款”，日本取得了東北的金礦、森林權益；通過“無線電台借款”、“有線電報借款”，日本竊奪了中國的電訊事業；通過“參戰借款”、“軍械軍火借款”，日本控制了段祺瑞政府的軍事大權。通過這些借款，日本還奪取了德國在山東的特權。日本還以共同防赤的名義同段祺瑞訂立了軍事協定，獲得在中國駐軍和戰時指揮中國軍隊的特權。就這樣，段祺瑞把國家的權益任意抵押給日本，日本不但在經濟上盤剝壓榨中國，而且把它的勢力滲入到中國的內政、財政、軍事各個部門，基本實現了“二十一條”的目標。日本首相寺內正毅下台時曾説：“大限內閣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而日本卻無實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間，借予中國之款，三倍於從前之數，實際上扶植日本對於中國之權利，何止十倍於二十一條。”《藍辛—石井協定》是以犧牲中國為代價達成的妥協，是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又一道繩索。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