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蔚

藍蔚（1926-2021 ^[2]  ），原名藍永綏，筆名水天。遼寧岫巖人，1949畢業於遼寧省白山藝術學校舞台美術班，後曾入全國第二期考古訓練班、古建築維修訓練班學習。歷任武漢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隊長，武漢市文化局文物組長兼武漢市文物商店副經理，武漢市歷史文化名城委員會委員，武漢市人大教科文委員會委員、顧問。文博研究館員。武漢市文物管理辦公室顧問，武漢市博物館顧問，湖北省文物鑑定小組成員，武漢書畫院畫師，湖北省書法家協會、美術家協會會員，武漢市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兼藝委會主任，武漢收藏家聯誼會副會長，武漢氣功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等。主要從事文物古舊書畫鑑別、書畫篆刻創作。國畫作品曾入選《中國美術書法界名人名作博覽》及被湖北省書學研究會、武漢市環境保護委員會、中國老年書畫研究會武漢分會、蘭州市滿族聯誼會收藏並獲榮譽獎。辭條輯入《中國書畫家辭典》、《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等 ^[1]  。

1949年，23歲的藍蔚藝校畢業後隨第四野戰軍從東北來到南方，紮根武漢。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大型建設項目如火如荼，到處都發掘出墓葬、古遺址，而田野考古工作人員顯得奇缺。中央對文物保護很重視，由國家文化部等合辦了考古訓練班，市文化局派在漢口鐵路外的“五區”任過文化館長的藍蔚赴京學習。從事文藝工作的藍蔚改行做了考古工作。

藍蔚一完成考古培訓班的學業回到武漢，就遇到了1954年的大洪水。他知道，自古就是“兵來將擋，水來土埯”，為阻擋洪水，不知要挖掘多少土堆，而這些土堆難免不是文物遺址。果然，防汛一結束就得到消息，在距姑嫂樹幾里地的黃陂府河北岸有一處古城址。藍蔚聽説後很興奮，在查閲相關資料後，他就和同事遊紹奇踩着自行車從漢口江邊出發，於一片蘆葦中找到那處夯土築建的城牆。城牆的東西北3個方向的牆土已被防汛取走，僅存南面的一條城牆較為完整。他們沒帶皮尺，以步子量出它的長度，並採集到一些陶器碎片，初步判斷這座名為“盤土城”的古城址是商代遺存，具有很高的考古學價值。隨後的發掘研究證明他們這次考查的重要。經國家組織有關專業隊伍的系列考古發掘，認定此處為商代早中期的古城址，並以城址相鄰的盤龍湖重新命名為“盤龍城”。爾後盤龍城被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由於這一物證的重大發現，武漢的建城歷史由此而推至3500年前。歷史應該記住這兩個年輕人的名字，是他們發現了武漢的城市之根。

文物搶救總是在跟建設比速度。50年代，藍蔚還參與了蛇山文物的保護工作，那是1955年開工修建武漢長江大橋之前。

蛇山是武漢的文脈主線。藍蔚清晰地記得，當他初上蛇山，看到的是屋舍儼然的古建築羣。這一切都要遷移，首當其衝的就是從漢陽門上山就一眼看到的勝像寶塔。勝像寶塔，俗稱“孔明燈”，原在老黃鶴樓前，建於元至正三年（1343年）。拆遷工進行了一個多月，藍蔚和同事們從塔內發現了石幢和舍利寶瓶，塔身砌石一塊塊都進行編號分類，並用草繩包紮，妥善置放。三年後的1958年3月，由藍蔚主持的勝像寶塔的復原工程開始進行。勝像寶塔已歷600餘年風雨，砌塔的石料因自然磨蝕，出現了許多裂紋，鐫刻在石面上的花紋和梵文多已模糊不清。復原重建時塔面仍出現許多缺損，要恢復原貌需進行十分細緻的修補，量很大。藍蔚與工程技術人員認真研究修補方案，儘可能使它完好如初。在修復該塔的3個月中，藍蔚一直吃住在蛇山上，未休息過一個星期天，忘的精神為人所稱道。拆除清理奧略樓等遺蹟時，藍蔚遵照上級指示保留了許多相關原始資料，為日後重建黃鶴樓準備。

武漢地區保留下來的最早的地面建築是無影塔，又名興福寺塔，原在武昌中南民族學院老校園內（現省軍區）。它建於南宋鹹淳六年（1270年），結構形式獨特，具有較高的歷史和科學研究價值。但因歷時久遠，塔身傾斜開裂，瀕於傾圮。1962年，省市文化局決定拆除移建，在洪山西麓選址復原。在拆遷的過程中，藍蔚還對該塔的塔藏進行了考古清理工作，從塔藏的石室內清出一座立式釋迦牟尼銅像和建塔以前的銅鈔數十枚，發現佛塔不是宋代之物，可追溯到唐以前，可能是最初建寺時的遺物。1964年4月竣工的復原工程非常成功。由於藍蔚和其他工程人員細緻入微的工作，使這座古建築得以保存下來，成為洪山上的重要景觀。

1956年省市文管會合並，藍蔚調到省文管會任考古隊隊長，武漢市的文物工作形成了空白，武昌都府堤的毛主席故居等不少文物就是那個時候拆除的。藍蔚一心惦記着武漢市的文物保護工作，1958年毅然回到了市文化局。當時的市文化局受“厚今薄古”思想影響，藍蔚的工資關係也下放到了市文物商店，他以文物商店副經理身份在文化局兼管文物工作，仍竭盡全力履行保護文物的職責，十分艱難地開展工作。從1958年到1966年，在全市範圍內又發掘古墓40餘座，出土文物500餘件。同時文物商店也收進了不少重要文物。

當時全市列為保留的4萬件文物中，有近3萬件是銅器，其中的80%%是從廢品倉庫裏揀選得來。1963年，藍蔚曾參加過一次在諶家磯揚子冶煉廠的揀選行動。那裏調撥來了很多藏傳佛教的銅像和法器，上溯南北朝，下至清末民初，堆積如山，即將回爐。藍蔚等人冒酷暑鬥炎熱，忙了一個多月，爭分奪秒地搶揀。其中有一件刻有“洪武”紀年款的菩薩像，堪稱精品。

藍蔚説，“文革”之前是武漢收集文物的鼎盛時期，文物商店所藏文物總量在全國名列前茅。其中東漢詩經銘文鏡、春秋蔡太史和、曾伯鼎等珍貴文物，成為文物商店的“鎮店之寶”，併入選文物精華辭典。另外，收購的書畫藏品更為豐富，選編入中國古代書畫目錄的就有226件。可惜的是，這些歷經辛苦得來的文物大多在“文革”期間被毀。談起這些，藍蔚總會扼腕痛惜不已。

隨着事業的深入，藍蔚越來越愛着這座城市。早在1960年，他就兩次起草報告，報請成立武漢市博物館，這個報告的底稿直到他還保留着。60年代中期，藍蔚主持組織了武漢市文物普查試點。在此基礎上，經過選擇核實提出了農講所、武漢中學、項英故居等23處市級文物保護名單。他為武漢這座城市的歷史文化保護獻出了畢生的心血。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