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頓

喬治·薩頓的父親是是比利時國家鐵路公司的負責人。薩頓出生僅幾個月，他母親去世了。

早期的教育使薩頓對於文學、藝術和哲學都有很濃厚的興趣。中學畢業後，薩頓進入根特大學學習。最初，他學哲學，但很快就產生了厭惡。經過一段時間的自學，薩頓又回到根特大學，學習化學、結晶學和數學，獲得根特大學等四所高等學校授予的化學金質獎章。1911年5月，他完成了題為“牛頓力學原理”的論文，並獲得博士學位。這一博士論文，也表明他受到哲學家和科學史家孔德、迪昂和坦納裏等人的哲學影響。

1911年5月，獲得博士學位之後，薩頓與英國藝術家埃莉諾·梅布爾·埃爾維斯結婚，轉年的5月，他們有了一個女兒，取名為“梅”(May，即“5月”)。薩頓父親在1909年已經去世，此時，薩頓要負擔一家人的開銷，這位“不肖”的後代將父親一個著名的酒窖拍賣，在根特附近買了房子，開始具體籌劃和實施科學史的研究工作。也是1912年，即他的女兒出生的那年，薩頓邁出了非常大膽的一步：他要創辦一份科學史雜誌，並用古代神話中專司生育與治病的女神“愛西斯”(Isis)的名字作為刊名。因此，後來薩頓不無驕傲地稱梅·薩頓和《愛西斯》為他的“兩個女兒”。

從個人的意義上來講，這一刊物為薩頓提供了記錄和傳播其科學史研究和思想的陣地。1913年《愛西斯》正式出版，現在它已成為目前國際上最權威的科學史刊物之一。直到1951年為止，薩頓一直擔任《愛西斯》的主編，長達40年之久，並時常以自己和夫人的經濟收入來補貼雜誌的虧損。從1936年起，薩頓又主持出版了《愛西斯》的姊妹刊物——專門刊登長篇論文的專刊《俄賽里斯》(Osiris，俄賽里斯也是傳説中古埃及的主神之一，是愛西斯的丈夫，負責掌管已故之人，並使萬物自陰間復生)。

1914年8月，德國入侵比利時。1914年11月，德軍徵用了他家的房子，薩頓只好將他的圖書拋棄，將筆記本埋在後花園中，與家人匆匆離開比利時。1915年初，他暫時將家人留在英國，隻身去美國尋求發展，把希望寄託在美國這樣一個他認為更具有對多樣性的包容和更具有一種進步精神的地方。

此時，美國不能説沒有科學史，但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很少數人的一種業餘活動而已。幸好當時哈佛大學有位叫亨德森的教員，他的專業是生物化學，卻是一位博學的人，從1911年開始就在哈佛大學定期開設一門科學史課程。與薩頓接觸後，亨德森最早認識到薩頓的計劃的意義，併成為熱心的支持者。而且，亨德森也是一位在哈佛大學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1916年5月，亨德森告訴薩頓一個好消息：通過從各種渠道籌資，哈佛大學將以2000美元的薪水聘任薩頓做一年的科學史講師。他在哈佛作了“在科學家和藝術家列奧納多·芬奇時代的科學與文明”的洛厄爾演講。

不過，好景不長，一年後，哈佛沒有延長薩頓的聘期。另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是薩頓兒子出生半月後就夭折了。

從1918年7月開始，薩頓被卡內基研究院任命為科學史副研究員，最初期限是兩年。但實際上，由此開始，薩頓整個職業生涯都與卡內基研究院聯繫在一起。由於在哈佛任職的終止，薩頓可能無法繼續利用懷德納圖書館。還是由於伍德沃德的干預，才使他可以繼續在那個“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之一”的懷德納圖書館裏工作。後來，他向哈佛大學校長提出，他可以不領薪水免費為哈佛大學講一門科學史課，以此換得在圖書館中一間單獨的工作室。這一建議被接受了。

由於一戰的結束，1919年，薩頓回到比利時取回了他埋在後花園的筆記本。1920－1921學年，薩頓再次擔任哈佛科學史講師。1940年9月，在來到哈佛20多年後，他終於被任命為這所大學的科學史教授。

雖然《愛西斯》在恢復出版後，有時還可以從卡內基研究院獲得資助，而且在科學史學會成立兩年後，學會也把《愛西斯》作為其機關刊物，並用部分會費予以資助，但這些經費依然遠不夠用。因此，許多年來，薩頓每年都要拿出約800美元支付辦刊的虧損。當時這是不小的數目。多虧薩頓夫人，戰前，她曾是一個傑出的現代傢俱設計師，《愛西斯》第一期，就是由她自己包裝郵寄的。正是依靠她教學和從事服裝設計的收入補貼家用，才使得家和刊物都能夠維持下去。

接下來，對於薩頓，則是相對穩定的研究、教學和寫作。儘管學生不多，但他對科學史的熱情、人格的魅力和博學充分表現在他的教學中。後來，在美國許多大學進行演講，也成為薩頓的重要活動，這些演講部分經修訂後正式出版。

1950年，薩頓夫人去世，這給薩頓很大的打擊，他覺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熄滅了。1956年3月22日早上，薩頓準備乘飛機去做一次演講，他在乘出租車去波士頓機場的路上發病，被送回家裏，就在起居室中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他創造了一門學科的工具、標準以及批判的自覺性。

説到薩頓在科學史領域的學術活動和貢獻，不能不從薩頓本人的勤奮和刻苦談起。雖然説他最初所受的主要是科學訓練，但由於他本人的興趣，以及他為實現自己的遠大目標，薩頓自己在人文領域中成為一個極其博學的人，以至於有人認為在他生命的最後20多年裏，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淵博的學者。同時，他也是一個罕見的人文學者與科學家結合的典範。以對語言的掌握為例，要想對整個從古代到近代的科學發展及其背景進行研究，多種語言顯然是一種必須的工具。有一種説法，説薩頓為了更好地進行研究，他掌握了廣博的歷史知識，以及包括漢語和阿拉伯語在內的14種語言。但同時也還有另外的説法，認為薩頓本人可能也從來沒數過他懂的語言到底有多少種，阿拉伯文是他在中年時才開始學習的，其它語言至少包括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德文、荷蘭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土耳其文、希伯來文和中文等等。他也喜歡用多種語言書寫信件。有一次，一個著名學者被薩頓説成是一個學究：“唉！”薩頓説：“我給他寫信用阿拉伯文，而他覆信卻用土耳其文！”薩頓在科學史方面有着龐大的研究計劃，在勤奮工作中，除每天一小時古典音樂欣賞作為“止痛劑”外，他幾乎沒有給個人生活留下任何時間。

在薩頓所有的學術著作中，3卷本的鉅著《科學史導論》可以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了。它們在極為詳細的文獻基礎上，以半個世紀作為時間段來對從古代到1400年的科學發展做了詳盡的編年式的敍述，收入了幾乎所有生活在所討論的時間的較重要的人物，無論是歐洲的還是亞洲的。

在薩頓的時代，科學史沒有成為一個獨立標準的學科，也極度地缺少可用的工具書和文獻檢索等參考書。在這方面，薩頓也開創了一種全新的作法，而且是以令人難以想象的個人努力。在他幾十年來幾乎一直是由個人力量來編輯的科學史刊物《愛西斯》上面，從很早開始，薩頓就刊印由他個人編輯的科學史的“重要文獻目錄”(Critical　Bibliography)。編輯，或者説編寫這樣的文獻目錄，就個人的力量來説，絕非一件易事。這樣的文獻目錄要求編者看過並收集儘量多有關的文獻，並將其歸入相應的分類項目，並對其中一些重要者撰寫簡要的評論。薩頓大多是在一天的工作之後，將這種編輯科學史文獻目錄的工作作為晚上在家中書房裏的“一種遊戲”。可以説，這絕對是一種絕無先例的個人成就。這種傳統，傳承至今。

1936年，哈佛大學設立了科學史的哲學博士學位，薩頓也相應開設了他的課程討論班。但由於各種原因，只有兩個學生是真正在他的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的，其中之一，就是後在哈佛成了薩頓的繼任者，同時也是美國著名科學史家的柯恩(I.B.Cohen)。他也是在美國第一位科學史博士學位的獲得者。

總之，就薩頓個人著述來説，他一生共寫出了15部專著(這僅指在他生前出版的專著，在他去世後，又有若干由他人編輯的論文集出版)、340多篇論文和札記，編輯79份詳盡的科學史重要研究文獻目錄。而且，與這些著述、研究及教學相關，他在科學史這門學科的形成和確立方面的貢獻要更為重要。在20世紀初，在美國專門從事科學史教學與科研的職位還為數極少的情況下，薩頓幸運地得到了這樣一個職位。但這並不是最重要的。薩頓曾在一篇介紹別的科學史家的文章中這樣説過：“一個人有個好的位置是件幸事，但當他被一個抱負不凡的目標所激勵，例如當一種宏偉的設想捉住他並佔領了他的整個身心時，那就是更大得多的幸福了。此時，就不再是一個人找到了一個工作，而是一種偉大的工作找到了一個可敬的人。”其實，這樣的説法也完全適用於薩頓本人！

在薩頓生前，他的成就便已得到了人們的承認。值得一提的是，國際科學史界最高的榮譽，由科學史學會頒發的以薩頓的名字命名的薩頓獎章的第一位獲得者，就是薩頓本人。實際上，薩頓一直夢想着有一枚科學史的獎章，他甚至曾具體設想在獎章上能裝飾有愛西斯女神的形象，但他從未想到他自己的肖像也會出現在獎章上。

薩頓最重要的業績在於他奠定了科學史學科的基礎。正如薩頓的學生所言，薩頓的不朽功績在於“他創造了一門學科的工具、標準以及批判的自覺性”，“現在科學史已是一個穩定的學術領域。乍一看來顯不出薩頓影響的痕跡，然而他不僅通過英雄般的勞動業績創造並收集必要的的建築材料，而且他也把自己看成將科學史建成一個獨立的和有條有理的學科的第一個深思熟慮的建築師，他的確是科學史的第一位建築師。”

薩頓堅信科學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類進步的歷史。他最高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種以科學為基礎的新人文主義，即科學的人文主義。他的學術活動就是為了要實現“全部知識的綜合”，使科學史成為聯繫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橋樑。正如薩頓自己所總結的那樣，在他的著作中，有四條指導思想一直貫穿始終。這四條指導思想就是：統一性的思想、科學的人性、東方思想的巨大價值以及對寬容和仁愛的極度需要。

薩頓去世後，《愛西斯》雜誌在薩頓誕辰100週年紀念的時候(1984年)，薩頓的女兒，梅·薩頓這位後來比喬治·薩頓名氣更大的詩人和小説家發表了一首充滿感情的詩作來悼念她的父親。在這首詩的結尾處，梅·薩頓深情地寫道：此時，死亡的餘音只是人們對他的頌讚，就像一位鄰居所寫所説的那樣：“我不認識你的父親，但是他的燈光曾在那裏，我把那燈光懷念。”

至少有三點：

第一，提出了科學史處於文明史核心地位的觀點。他在各種場合反覆論證了科學史的獨立價值，斷言“科學史是唯一能夠説明人類進步的歷史。”這樣，科學史在所有的歷史中就是核心和最重要的，因而是最有價值的部分；他把自然科學與技術視為支撐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因而科學史也就是人類文明史的支柱部分。總體上説，薩頓這一觀點是符合實際的。

第二，創立了科學史學科，併為現代科學編史學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以淵博的學識、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和對文獻不辭勞苦的積累，為科學史的研究做出了極為重要的奠基性工作，他未完成的鉅著《科學史導論》，他親手創辦的雜誌Isis和Osiris，以及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本學科的教學實踐等，為科學史的最終確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某一門學科得以確立，其標誌有二：一是該學科成為一種社會建制，二是其研究課題基本固定、研究方法基本形成和成熟，並有其學術自主性。就科學史而言，職業科學史家的出現是學科建立的外在表現，而自主的科學史編史綱領的出現則是學科成熟的內在標準。一般認為，20世紀，科學史首先在社會建制方面成了一門專業性學科，是以薩頓及其成就為標誌的。[22] 薩頓是當之無愧的科學史學之父。除此之外，薩頓堅持自培根到孔德和保爾·坦納雷以來的主張，即科學史的研究者要把實證知識視為整體，要以通史（綜合史）代替專科史。並由他本人里程碑式的工作將這一主張付諸實踐。正如庫恩所指出，雖然“後來的經驗表明，各門科學其實並非渾然一體，按照一部科學通史的要求，即使有超人的學識也難以把所有的進步都編到一部連貫的歷史敍述之中。”但是，薩頓的嘗試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以至於其工作成了現代科學編史學形成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第三，最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科學人性化的主張，成為科學人文主義思潮的首倡者。薩頓“對亞里斯多德很熱情，但對柏拉圖卻表現出強烈的藐視態度。雖然他愛描寫科學理念的美感和科學家們對事業的英勇獻身，但是他卻從來沒有成為一名‘科學至上主義者’，而且，他對科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邪惡副產品(evil by-products)擁有一種嚴肅的判斷力。” 他關注兩種文化的分裂與對立現象，並努力去尋求解決的方法和途徑。他將科學史視為彌合兩種文化鴻溝的橋樑，視為科學人性化的唯一有效的途徑，因而極力主張並身體力行去創立人性化的綜合科學史，他主張科學人文主義，為科學與人文的協調統一、共同發展做出了貢獻，他的思想影響深遠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至少有以下兩點：

首先有利於克服“西方中心主義”科學史觀的缺陷。薩頓指出，努力追溯西方傳統是必要的，但同樣也需要對東方傳統有更多的瞭解。薩頓不大熟悉中國科學史，因此未能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價值做出中肯的評價，因而是有缺陷的。儘管如此，他的主張和觀點對糾正西方人的文化偏見，促使一些西方科學家把目光轉向東方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林德宏、張相輪曾指出，或許可以説，正是薩頓在1930年發表的題為《東方和西方》的演説，促使七年以後，英國的生物化學家李約瑟走上了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道路。如今，李約瑟的研究成果已雄辯地證明了中國對人類科學的巨大貢獻，進一步證實了薩頓關於東西方文化親如手足、相互促進的觀點，彌補了薩頓對中國科學技術論及不多的缺陷，使世界各國學者對中國科學技術史價值有了充分的認識。薩頓強調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科學史觀，強調世界各民族的獨特貢獻和地位，這在今天經濟、文化等日益“全球化”、“一體化”的形勢下，為保持文化多元，保持各個民族的文化特徵，防止單一的西化，為文化今後的發展不至於停滯和枯竭，其意義就更為重大。

其次，薩頓“人性化”的科學史觀為科學史研究指明瞭新方向。林德宏先生也曾指出：“科學史也應當以科學家為中心，以科學家的科學思想為中心。這應當是科學史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 許多科學史論著，充滿了“科學味”，卻缺少“人情味”。有一些科學史著作從表面上看也是以科學家為中心的，但僅僅把科學家的思想視為歷史環境的產物。雖然也列出了一系列科學家的大名，但這些科學家很少具有個性，過於強調理性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抹煞了感情的影響和作用。“可是，最善於抽象思維、最嚴肅的科學家，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也充滿了‘多彩多味’的感情，誰能説這種感情同他們的科學事業毫無關係？”科學史論著以科學成果為中心，而不是以科學家為中心的結果，將科學史寫成鐵的必然性和絕對合理的歷史，這無疑造成了一種“無人的”科學史觀現狀，至今為止的科學史都寫成了冷冰冰的、無科學家感情的、無人性的尤其是無薩頓所希望的“人性的”科學史，這樣自然不利於人們尤其是人文學者對於科學作人性化的理解，造成了兩種文化的隔閡直至分裂對立。要真正做到以科學家為中心，就應當做到以科學家的思想為中心，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承認認識主體的差異性、認識思想的隨意性和自由度。深入開展科學認識思想史的研究，有助於在科學史的研究中突出科學家及其思想的中心地位。 如今，在我國已有一些專家、學者在努力去“寫”一部“人性化”的科學史。如吳國盛的《科學的歷程》就是一部力求寫成人性化的科學史，雖然只是初步的，仍有許多工作要做。林德宏先生在這一方面化了很大的精力，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已著有《科學思想史》《東方的智慧》和《科學認識思想史》等。可以説，沿着薩頓指引的路不斷向前探索，我們將日益獲得豐碩的成果，直至完成薩頓的夙願。

主要體現於方法論原則上。

林德宏先生認為，科學史是用哲學、社會科學（如歷史學）的觀點、方法來分析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從總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把科學作為社會現象來研究；另一類是把科學作為人類認識成果來研究。後者主要敍述科學思想發展的歷史，即科學思想史。[28] 顯而易見，這已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史，薩頓的科學史並不能歸入其中的那一類之中，因為它屬於實證主義傳統的編年史，因此就具有後者所具有的種種缺陷，以致不少學者對他常加責難，甚至懷疑他是否真正的科學史學家。哈里·科林斯、特雷弗·平奇認為，科學史至少包含教科書歷史、官方歷史、評論者的歷史、理性的歷史、分析的歷史和客觀的歷史六種類型。前三類歷史給我們一種簡單和成功的印象。當我們面對同時代的科學發現和技術困境時，也會由於這樣的印象而產生誤解。再者，這三種歷史對科學家來説是可行的，但是對那些需要理解科學事件是如何“建構”起來的，而不是要理解科學內容本身的人來説卻是一種破壞。理性的科學史試圖迫使讀者進入科學家的境地中去，並且能夠分享科學家當時所擁有的知識。科學分析史則試圖理解科學的本性。以前哲學家通常是這種歷史的接受者，但是他們當中一些人傾向於“理性地重建”歷史事件來服務於哲學思想，而不是用哲學思想去適應歷史。這種歷史的主要缺點顯然就是柯林武德所批判的“鴿子籠方式”的歷史，“這就是所有那些圖式和模式的來源，歷史就以驚人的馴服性一次又一次地被這些人把它自己強行納入其中。”

客觀的科學史利用的是非常細節的科學事件的描述，而不是理性的重建。它試圖促進科學的進步，是科學家們將智慧聚集起來的更為通常的途徑。這種歷史的缺點也就在於為了提取出一種方法論的“內涵”或其他什麼，而傾向於強調科學的細節特徵。薩頓的科學史實踐或許比較接近於客觀歷史類型，因此也就難免這一類型的傾向於強調科學的細節特徵的缺點，這種缺點被柯林武德稱之為“剪刀加漿糊的歷史”，而這一類歷史學家所做的工作，柯氏批評他們似乎只是不厭其煩地抄錄別人的陳述。他説：“由摘錄和拼湊各種不同的權威們的證詞而建立的歷史學，我就稱之為剪刀加漿糊的歷史學。我再説一遍，它實際上根本就不是歷史學，因為它並沒有滿足科學的必要條件；但是直到最近，它還是唯一存在的一種歷史學，而人們今天還在讀着的、甚至於人們還在寫着的大量的歷史書，就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歷史學。”在此，柯氏實際上對薩頓提出了尖鋭的批評。霍爾（Hall）除了與柯林武德一樣批評薩頓外，還特別指責薩頓喜歡傳記，並且尤其喜歡文獻目錄。他肯定薩頓為科學史作為一門學術學科的組織和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同時又對薩頓居然忽視中世紀的手稿或歐洲的藏書，忽視自迪昂的時代開始重新撰寫的中世紀科學史表示極大不解。霍爾甚至指出：“薩頓是一個學識極為淵博的學者，然而人們不能不懷疑，就所有的方面來説，他究竟是否曾經是一個歷史學家。” 退一步來説，在霍爾的眼裏，即使薩頓是一流的科學史家，但其科學史並非一流的，“在科學史家中間，薩頓——只舉一個例子就足夠了——從未發覺的是，第一流歷史學者並不使歷史本身成為第一流的歷史，並且，其他的優秀的歷史學家們已經清楚地看到的也正是這一點。”

庫恩對薩頓科學史的缺陷也曾予以明確批評。他指出，直到20世紀初，科學史一直受自孔多塞、孔德到丹皮爾和薩頓幾乎連續不斷的傳統的影響，這一傳統把科學的進展視為理性戰勝原始迷信、人類以其最高方式發揮作用的唯一實例，由此產生的編年史最終是忠告式的，除了告知人們何人何時首先做出何種發現外，它所包含科學內容的有關信息異常之少。由於創建了科學史學科，薩頓值得人們的感激和尊敬，但是他所傳播的科學史專業的形象卻造成了許多損害，以這一方式寫成的歷史給人的印象是：科學史是合理的方法戰勝粗心差錯和迷信的了無生趣的編年史，而它毫無疑問會很容易地把人引入迷途。庫恩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因為科學的真正歷程是複雜而曲折的，遠不是一條簡單而筆直的路。

薩頓深受實證主義思想影響，因而明確指出其科學史的目的，是儘可能全面地闡述體系化了的實證知識的發展。他的科學史實質上是一種編年史，而編年史法首先無法找到充分的理由選擇歷史材料，只能得到雜亂無章的不得要領的歷史。用這種方法所寫成的編年史是初淺的，它不僅未對歷史提供進一步的理解，而且還很有可能是歪曲了的、不真實的。薩頓從他的新人文主義哲學觀去説明科學史的價值，並從人類文明的統一性信念中強調科學通史的重要性，這在編史方法上沒有什麼創新，而僅僅是繼承孔德的實證主義編史學傳統，因而也就存在實證主義編史學同樣的問題。況且，薩頓的科學史企圖做到事無鉅細，包攬無遺，以為如果不解釋科學發展的具體而微小的起源，以及發展上的無窮盛衰變化，就無法證明科學深刻的人性。這樣一來，當薩頓把視野進一步擴大，把科學作為一個整體放在一個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考察時，面對浩如煙海的歷史材料就無從下手。實踐已證明此法確實不是十分有效的方法，薩頓以畢生精力寫作《科學史導論》，也只寫到了14世紀，“魚形”的結構（薩頓語）使任何想繼續其工作的人都望而卻步了。

在科學史的重要方法論原則方面，至今已先後出現了實證主義的編年史方法、思想史學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20世紀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史方法。事實上，近半個世紀以來，大部分最優秀的科學史著作都屬於思想史範式。思想史和社會史方法作為對科學發展的兩種解釋，儘管都有不足之處，但是它們卻有各自獨到之處，若使兩者互補或許可能構成一部完整的科學史。科學史的這些發展，無疑也可以視為對薩頓的編史方法的批評與糾正。無論如何，繼承和發揚薩頓的科學史思想，繼續他未竟的“寫”一部人性化的科學史的偉業，這畢竟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使命，我們應該為此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