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馬提亞主義

這一主義的名稱和文化可以在揚·赫雷佐斯托姆·帕塞克（Jan Chryzostom Pasek）的回憶錄，或瓦茨瓦夫·波託茨基（Wacław Potocki）的詩之類的波蘭現代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貴族穿着由毛皮修剪成的長袍（茹潘）和及臀的長筒靴，並配着馬刀（szabla）；蓄鬍也很流行。他們力求達到的“薩爾馬提亞式”形象是騎在馬背上、享有均等的權利（“貴族民主制”）、讓外國人感到不可戰勝的理想。薩爾馬提亞主義讚頌波蘭軍隊過去的勝利，需要波蘭貴族維持這種傳統。他們不可分元的一件節日飾品是被稱為“卡拉貝拉”的馬刀（karabela）。

薩爾馬提亞（波蘭語：Sarmacja）是波蘭富有詩意，帶有傳奇色彩的名字，這個名字在整個18世紀都很流行，其特點與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廣大疆域上的文化人息息相關。波蘭貴族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思想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薩爾馬提亞主義的影響。它是東西方與本土文化融合所構成的產物。這個流行趨勢對其他國家，譬如匈牙利、摩爾多瓦和斯拉夫地區的貴族文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後來，波蘭文化繼續深受薩爾馬提亞傳統的影響。在受到波蘭啓蒙運動的強烈批判的同時，薩爾馬提亞主義也得到了同時代的波蘭浪漫主義者平反昭雪。在經歷了常識上的實證主義，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後，它通過波蘭首位諾貝爾獎得主（1905年）顯克微支所著的《三部曲》而得以成功迴歸。

十五世紀的波蘭編年史作者揚·德烏戈什（Jan Długosz）是第一位將史前波蘭和薩爾馬提亞人聯繫起來的學者，他的學説也得到了其他歷史學家和編年史作者，譬如馬爾欽·別爾斯基（Marcin Bielski）、馬爾欽·克羅梅爾（Marcin Kromer）和馬切伊·梅霍維塔（Maciej Miechowita）等人的支持。其他歐洲人關於波蘭薩爾馬提亞主義的觀點主要來自於梅霍維塔的Tractatus de Duabus Sarmatiis，這篇文章通過大量關於國際流通語言方面上的波蘭立陶宛聯邦的領土和人民文獻，來吸引位於南歐的讀者。這個名字來自於貴族所謂的祖先，薩爾馬提亞人。它實際上是位於黑海以北的伊朗人的部落聯盟，被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稱為是斯基泰人和亞馬遜人的後代，並在公元二世紀被哥特人取而代之。經過了好幾代人的口口相傳後，這演變為了波蘭人是來自於亞洲，後來移居到東南歐的蠻武民族撒烏洛馬泰伊人的後代的傳奇故事。按照傳統説法，薩爾馬提亞人是諾亞之子雅弗的後代。

在1970年的書刊《薩爾馬提亞人》（屬於古代人種和地區叢書之一）中，本書作者，波裔英國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和研究古代薩爾馬提亞主義部落的學者塔德烏什·蘇利米爾斯基（Tadeusz Sulimirski ）列出一系列人種特點，稱貴族和薩爾馬提亞人在民俗、武器、戰術、印記，和葬禮習俗上都有親緣關係，並給出了關於傳説可能的起源的更多信息。

薩爾馬提亞主義這種信仰成為了貴族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滲透進生活的各個環節，並用來區別波蘭貴族和西方貴族（這被波蘭貴族稱為“長褲”（plidracy），波蘭貴族不穿長褲，但在西方那邊，長褲卻很流行）和他們的習俗。薩爾馬提亞思想的核心是所有貴族權力平等、維護傳統、遊牧生活、鄉村生活、和平和與其相關的和平主義，普及東方的服飾（茹潘、康圖什長袍、蘇克馬納、康圖什腰帶、德利亞長袍、沙布拉刀），通過建立跟國家主義對“大一統”的觀點差不多的，由貴族對貴族民主制的自豪所引發的，多民族貴族的統一和融合。

薩爾馬提亞人將自己與社會和家庭之間的聯繫看得很重。女士們被認為是應受尊敬，並且殷勤的人。交談是最受喜愛的，使人全神貫注的事情之一。客人們——不論親疏，甚至是外國人，都永遠會受到東道主的歡迎。拉丁文被用於很廣泛的領域。帶有大量酒的豪華宴會具有組織性。男士們之間的爭吵，及因此發生的爭鬥非常正常。波洛涅茲舞、瑪祖卡舞和奧貝雷克舞在宴會中是最受歡迎的舞蹈。榮譽屬於是首要關係。即使男士比女士長好幾歲，他們也可以結婚。結婚被視為是“深層次的友誼”。男士要經常外出（去參與瑟姆、瑟米克（地方瑟姆）、行樂、去法院或進行日常活動）。女人們留在家中打理財產，照顧孩子和牲畜。雖然每家都有很多孩子，但他們很多都未成年便死掉了。男孩和女孩分開照料，分別和父親或母親生活在一起。打官司，甚至為了毫不相干的事情而起訴他人都是常事，但大部份官司的解決方法是私下和解。

薩爾馬提亞式服飾主要突出其與其他歐洲國家貴族服飾的不同，和它的東方血統。這種樣式的服裝通常較大、高貴、華美、鮮豔。最富這種樣式特色的服飾是康圖什長袍，而這種長袍要配上用作裝飾的康圖什腰帶。在康圖什長袍裏面，通常穿的是茹潘，在茹潘裏面通常是德利亞。豪族的服飾通常由胭脂蟲染色，或由紅布製成。沙拉瓦雷褲（szarawary，類似於燈籠褲）是很典型的下身穿着，卡爾帕克帽是戴在英雄父親上的裝飾性帽子。

薩爾馬提亞式的葬禮極不尋常，且在歐洲其他地區都不為人知。這些葬禮是小心策劃的儀式，極為華美，並極具儀式性。在貴族死後到他的葬禮期間，通常要有一個精心的安排，並要僱用一大批工匠、設計師、油漆工、僕人和廚師。有時完成這些準備工作要花上好幾個月。在葬禮之前，帶有屍體的棺材被放在一座教堂中間，建築式樣非常複雜的“喪屋”（castrum doloris）中。置於棺材一邊的紋章和寫有墓誌銘的錫板具有補充的作用，註明死者的情況。宗教儀式通常以一列以教堂為終點的隊伍開始。這列隊伍由模仿逝去貴族，穿着逝去貴族盔甲的騎師領頭。這名騎師會進入教堂，並會伴隨着巨大的撞擊聲和低沉的金屬聲下到地面，這麼做體現出逝去貴族伴隨着人間的權力和騎士的英勇，成功地離開人世。一些葬禮會持續四天，以與儀式的嚴肅性無關的甦醒告終，並很容易就成為一完全的狂歡。有時候牧師的軍隊會出席葬禮（在18世紀，有10名主教、60們加農炮和1705名牧師出現在一名貴族的葬禮上）。

薩爾馬提亞人認為波蘭極其重要的一點是，自成為波蘭貴族的貴族民主制的綠洲，它就被專制國家包圍，但同時也是基督教世界的堡壘，受到新教徒、穆斯林和東正教徒從四面八方向其進攻。

同時代的波蘭歷史學家認為這個傳統最基本的特徵並不屬於薩爾馬提亞主義思想，而是對“共和制”（Rzeczpospolita）國家的要求。民主對於法律與秩序、自治和選舉制的看法構成了薩爾馬提亞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過選舉產生的國王雖然依舊把持着國家的中心位置，但他的權力受到各種各樣的法律行為和要求限制。此外，只有貴族得到了政治權利，也就是瑟米克和瑟姆的選舉權。每位瑟姆議員（poseł）享有能夠一票否決制所有被提出的新議案或法律的“自由否決權”。最後，如果國王未遵守國家法律，或嘗試限制或懷疑貴族的特權，他們就有拒絕國王指揮的權力，並通過軍隊把他拉下台。

受到貴族尊重的“共和制”的政治制度是當時世界最好的制度，而波蘭瑟姆是（事實上是當時最古老的議會）。這個制度常常與最後向寡頭投降的羅馬共和國，和希臘城邦的制度相比較。亨利國王條款被看做是這種制度的基礎。每種試圖違反這些法律的行為都會被看做是偌大的罪行。

在宗教領域上，天主教是最主要的信仰。天意和上帝的恩典經常被強調。所有塵世的事情被視作通往終點——天堂的中間環節。苦行被強調為是脱離原罪的一個環節。薩爾馬提亞人認為上帝能看到一切事情，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感官。人們很樂於參與宗教生活：彌撒、贖罪券和朝聖。對聖母瑪利亞、聖人和耶穌的受難和死亡的特別奉獻是慣例。宗教寬容非常普遍。

藝術在薩爾馬提亞人看來，具有宣傳的作用：其作用在於讓家族的功名不朽，讚揚祖先的美德和功績。因此，個人肖像或全家福是非常必要的。其主要特點是寫實，顏色多樣，富於符號性（墓誌銘、紋章、武裝）。人們通常畫在緩和，較暗，佔四分之三的背景中。

薩爾馬提亞文化特別為下列人所描述：

瓦茨瓦夫·波託茨基 揚·赫雷佐斯托姆·帕塞克 韋斯帕茲揚·科霍夫斯基 安德熱·茲貝利托夫斯基 謝羅尼姆·莫爾什滕 揚·安德熱·莫爾什滕 丹尼爾·納博羅夫斯基 拉丁文非常流行，並且經常與波蘭語混為雙語文，用於讀寫。知道至少一些拉丁文是任何貴族的義務。

19世紀，顯克微支在他的三部曲（《火與劍》、《洪流》、《渥洛杜耶夫斯基先生》）中，描繪了原波蘭立陶宛聯邦的薩爾馬提亞文化，並將其發揚光大。20世紀，顯克微支的三部曲被拍成電影，薩爾馬提亞文化成為了很多現代著作（雅切克·科穆達和其他人所著），歌曲（例如雅切克·卡奇馬爾斯基所譜），甚至是角色扮演遊戲，例如齊凱·波拉等的主題。

薩爾馬提亞人的藝術作品是墓棺畫，這是構成波蘭巴洛克繪畫的，獨特的肖像畫，在歐洲其他地方都找不到這種畫。這種八邊形或六邊形的畫像被嵌在棺材中死者頭部的位置，基督徒與其不朽的靈魂永遠被描繪成依然在世的，在毫無節制的葬禮中，能夠與哀悼者對話。這種畫像是能夠構造死者在場的假相，這也是讓生者與死者中間帶來聯繫的儀式用品。常常能體現出一個人一生的，不多見的還存在的肖像是獲得關於17世紀波蘭貴族信息的可靠來源。自從人們相信死亡是一次通往未知的旅行後，死者經常被畫成穿着正裝或行裝的樣子。波蘭已知的最老的墓棺畫是在17世紀末繪製的，斯特凡·巴託利的墓棺畫。

很多貴族宅邸是木製房屋。很多宮殿和教堂在波蘭薩爾馬提亞時期建成。建築的流行風格是以哥特風格外加以本地特有的粉飾灰泥裝飾的拱頂構組成的本土建築風格。那些為祖國貢獻頗多的人的墓碑被豎在教堂中。波蘭全境有好幾萬領主宅邸，其中大部份是木製的（松木、冷杉或落葉松）。宅邸入口處有門廊。招待客人的中屋是一個巨大的門廊。領主宅邸通常會有為女士搭建的私人角落，和為男人搭建的更加公共的地帶。領主宅邸經常會在角落搭建附屬建築。牆上會掛上祖先的畫像，紀念品和戰利品。舊波蘭時代的領主宅邸沒有多少會保留下來，但他們的傳統延續至19到20世紀。

在現代波蘭，“薩爾馬提亞主義”（波蘭語：sarmacki）是諷刺性的自我認同，有時候是波蘭特色的同義詞。

在早期，薩爾馬提亞主義的理想看起來像一個很好的文化運動：它支持宗教信仰、誠實、為國家而驕傲、勇敢、平等和自由。但是，無論哪種學説，如果將社會階級放在比其他事情更重要的位置上，它就會隨着時間而不斷被扭曲。後來薩爾馬提亞主義的信仰被扭曲為偏狹和狂熱（但是若與瑞典、德國、俄羅斯、法國、西班牙、英格蘭和其他地方比較的話，波蘭還是更為自由，寬容的），誠實被扭曲為政治上的天真，驕傲被扭曲為自大，勇敢被扭曲為莽撞，貴族的平等和自由被扭曲為虛無。

波蘭文藝復興的產物，被確立為波蘭巴洛克風格的組成部分之一的薩爾馬提亞主義遭到波蘭啓蒙運動的反對。在18世紀後期時，“薩爾馬提亞主義”這一單詞重新出現在台面上，其意義完全是貶義的。“薩爾馬提亞主義”成為了退步和愚昧思想的代名詞，成為了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鋭意進取的國王反對派的頭頂上的高帽子：迂腐，保守的卑鄙貴族。這些意思最開始源於新聞業，後來的流傳至文學作品中。啓蒙主義作者視薩爾馬提亞主義的政治和文學觀點為一個便於嘲弄批評的靶子。由國王波尼亞托夫斯基贊助的激進改革者報刊《監視》，和弗蘭西謝克·扎布沃茨基的喜劇，例如《薩爾馬提亞主義》（Sarmatyzm，1785年編）中，將該詞用作貶義詞。

薩爾馬提亞主義和舊波蘭貴族的復興出現在波蘭浪漫主義時代，一個充滿起義和與其有關，幫助復興薩爾馬提亞主義，帶有它對勇氣轟然軍事膽量的崇拜的記憶的時代。特別在十一月起義期間和它之後，這變得非常突出。由亨裏克·雷烏斯基發明的體裁——貴族故事中間與對薩爾馬提亞主義的讚頌有着深厚的關係。波蘭彌賽亞主義可以在很多波蘭詩人，譬如亞當·米茨凱維奇（《塔德烏什先生》）、尤柳什·斯沃瓦茨基和齊格蒙特·克拉辛斯基，以及作家（顯克微支和他的《三部曲》）的著作中看得到，總體而言，波蘭浪漫主義感謝波蘭歷史並未走與過去的榮耀與痛苦之間不存在差別，或根本不存在的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