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滸之戰

後金是居住在中國長白山一帶的建州女真在晚明時建立的政權。北宋末期，女真完顏等部建立金朝，從東北進入黃河流域，另一些部落仍留居東北。明初，這些留居東北的女真部落主要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三大部。在當時的東北地區，最主要的軍事力量是遼東總兵李成梁的部隊。他利用女真各部落之間以及和其他民族部落之間的矛盾縱橫，以控制局勢。

萬曆二年（1574年），明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率軍數萬，攻取王杲之寨，殺掠人畜殆盡。萬曆十一年（1583年），王杲之子阿台圖報父仇，屢襲明軍。明將李成梁兵圍阿台藏身的古勒寨。阿台的妻子與努爾哈赤是堂兄妹，努爾哈赤祖父覺昌安為使孫女免於戰亂，便與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入城勸説阿台投降。不料圖倫城的城主尼堪外蘭暗通明朝，城中大亂，明軍趁機攻城。努爾哈赤的祖、父死於戰火。 ^[14]  年方二十五歲的努爾哈赤本想起兵索報父仇，但勢孤力單，努爾哈赤歸途中遇到額亦都等人擁戴，用祖、父所遺的十三副甲冑起兵，開始統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戰爭。他回到建州之後，派人質問明朝為什麼殺害其祖父、父親。 ^[15]  明朝歸還努爾哈赤祖、父遺體，並給他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封龍虎將軍，復給建州都督敕書。努爾哈赤重新收整舊部，部眾有安布祿、安費揚古父子等，加之新收部眾額亦都等共有數十人。

萬曆十一年至萬曆十六年（1583年至1588年），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姓愛新覺羅）統一建州各部，又合併了海西與東海諸部，控制了東臨大海（今日本海）、西界明朝遼東都司轄區、南到鴨綠江、北至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等廣大地區，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各部過程中，確立了兼有軍事、行政、生產三方面職能的八旗軍制。八旗士兵出則為兵，入則為民。開始時只分黃、白、紅、藍四色旗幟。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又增編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共為八旗。女真人分編在八旗中，共有兵10萬餘人，其中主要為重騎兵。 ^[22-23]  此外，還修築了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等城堡，補充馬匹和戰具，屯田積糧，積極備戰。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年號天命，稱覆育列國英明皇帝， ^[26]  以赫圖阿拉為都城。

明朝自從嘉靖後期以後，政治日益腐敗。明穆宗到神宗時期，雖然有張居正等大臣推行財政和軍事改革，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明朝的頹勢，但是終究是曇花一現。很快明神宗又開始長期怠政。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明神宗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同時，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門户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

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明神宗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至於貪財一事，朱翊鈞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税使，四處蒐括民財。

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年—1600年）間，明神宗針對邊疆的問題，發動了萬曆三大徵，耗費了大量帑銀。萬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寧夏銀川反叛，明神宗派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松為總兵，率軍平叛，一舉平息了哱拜之亂。 ^[9]  從萬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朝鮮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 ^[10]  朝鮮王朝請求明朝援助，明神宗決定派兵到朝鮮，援朝抗倭。這場戰爭時斷時續，前後進行了七年多。最後，日本因豐臣秀吉去世，將侵朝日軍撤出朝鮮。萬曆十七年（1589年），播州（播州就是今貴州遵義地區）宣慰司使楊應龍發動叛亂，明神宗朱翊鈞派兵平叛。這場戰爭時斷時續，一直到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最後的結局是明軍八路進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楊應龍之亂。 ^[11]  這三場戰爭也嚴重消耗了明朝的財力。 ^[12-13] 

明朝統一中國後，在東北設官置治，建衞設防。萬曆時從鴨綠江至嘉峪關設置“九邊”即九個重鎮，其中遼東轄今遼寧大部地區。明朝對女真各部的統治，一面以羈糜政策籠絡其首領，封官晉爵賞賜財物；一面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對立，以便分而治之。

在明與後金對抗中，居於開原附近的女真族葉赫部，為避免被努爾哈赤吞併，依附明朝，反對後金。鴨綠江以東的朝鮮李氏王朝，也傾向於明朝。蒙古察哈爾部，住在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與承德之間，與後金對立，但同明的關係也好壞無常。住在大興安嶺南部的蒙古科爾沁部與住在大淩河以北的蒙古喀爾喀部，傾向並依附後金，常與後金配合，襲擾遼東。

萬曆朝鮮戰爭後，遼鎮的戰鬥力開始下降，精鋭損失殆盡，短時間無法恢復。據户科都給事中李應策統計，遼東原有兵額95000，至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只有40000，也就是説減少了60%；壬辰戰爭後，遼東兵力之不足、防禦之單薄可見一斑。明朝晚期，因忙於鎮壓關內農民起義及高淮亂遼，無力顧及遼東防務，駐守遼東的明軍，訓練荒廢，裝備陳舊，缺糧缺餉，虛額10餘萬，實有兵不過數萬。加上政治腐敗，守備分散，軍隊戰鬥力差。在遼東形勢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徐光啓對女真人的戰略則與韃靼不同，且不斷變化。他首先提出練精兵，聯合朝鮮和北關（海西女真的葉赫部）的軍事進攻戰略。他認為以訓練的精兵出關，“益以遼士二萬，北關一萬，更欲徵朝鮮二萬，兩路牽制，一路出攻，約週歲之內，可以畢事”。為了聯合朝鮮，他請求親自出使朝鮮。後來的薩爾滸之戰，明廷雖然採用聯合朝鮮和北關的戰略，但第一沒有精兵，第二戰爭指導錯誤，不是一路出擊而是四路出擊，互不協調。當時徐光啓就指出：“四路進兵，此法大謬”，並預言努爾哈赤一定“並兵以應一路，當之者必杜將軍矣”。事實果如徐光啓所料，努爾哈赤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首先迎擊杜松，致使明軍大敗。 ^[5] 

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正月，努爾哈赤趁明朝朝廷黨爭激烈、防務鬆弛的時機，決意對明用兵。農曆二月，努爾哈赤召集諸臣討論用兵方略，決定先打遼東明軍，後並葉赫部，最後奪取遼東。農曆三月間，後金加緊秣馬厲兵，擴充軍隊，修治裝具，派遣間諜，收買明將，刺探明軍虛實。在經過認真準備和精心籌劃之後，努爾哈赤在農曆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師反明，歷數明朝對女真的七大罪狀，率步騎2萬嚮明朝發起進攻。撫順城以東諸堡，大都為後金軍所攻佔。後金軍襲佔撫順、清河後，曾打算進攻瀋陽、遼陽，但因力量不足，翼側受到葉赫部的威脅，同時探知明王朝已決定增援遼東，便於九月主動撤退。

撫順等地接連失陷，讓明神宗感到事態嚴重，派兵部左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主持遼東防務。並決定出兵遼東，大舉進攻後金。但由於缺兵缺餉，不能立即行動，遂加派餉銀200萬兩，並從川、甘、浙、閩等省抽調兵力，增援遼東，又通知朝鮮、葉赫出兵策應。經過半年多的準備，援軍雖大部到達瀋陽地區，但糧餉未備，士卒逃亡，將帥互相掣肘。

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1619年）正月，努爾哈赤又親率大軍進攻葉赫部，得到二十多個寨子。聽説有明朝的軍隊來了，這才回去。明朝的楊鎬派遣使者去後金商議罷兵，努爾哈赤回覆書信拒絕。

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明軍集結全國20萬精鋭，加上葉赫部、朝鮮軍隊，號稱47萬向遼東發起進攻。由於明朝朝廷財政緊張，無力長期供養遼東集結明軍作戰部隊，明神宗一再催促楊鎬發起進攻。於是楊鎬坐鎮瀋陽，命兵分四路圍剿後金。 ^{[2-3]  [6]} 

楊鎬的作戰方針是：以赫圖阿拉為目標，分進合擊，四路會攻，一舉圍殲後金軍。明朝兵力方面：總兵杜松、王宣保定總兵、趙夢麟、劉鋌、李如柏遼東總兵、馬林、賀世賢、副將麻巖、監軍廣寧分巡道張銓、海蓋道康應乾、遼陽分守道閻鳴泰、開原道潘宗顏，文武臣等統兵二十萬，期滅滿洲，諸臣承命起兵至遼陽。經略楊鎬以二十萬兵號四十七萬，遣滿洲人一名，系取撫順時叛投者，於二十四日齎書至，言大兵徵取滿洲，領兵將帥及監軍文臣齊至，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時，分路前進．後大兵果會於瀋陽，分為四路，約三月初一日齊出邊境，合兵攻取滿洲都城，約定，遂起大兵進發。 ^[1] 

時楊鎬奏上“擒奴賞格”經兵部尚書黃嘉善復奏，明神宗批准，頒示天下。賞格規定：擒斬努爾哈赤者賞銀10000兩，升都指揮使；擒斬其八大貝勒者賞銀2000兩，升指揮使；李永芳、佟養性等叛將，若能俘獻努爾哈赤，可以免死。又詔令葉赫貝勒金台石、布揚古若能擒斬努爾哈赤，將給與建州敕書並封龍虎將軍、散階正二品。若擒斬其餘努爾哈赤的十二親屬伯叔弟侄，及其中軍、前鋒、領兵大頭目、親信領兵中外用事小頭目等，一律重賞並且封授世職。

原擬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農曆二月二十一日出邊進擊，但因天降大雪，改為同月二十五日。同時，限令明軍四路兵馬於農歷三月初二會攻赫圖阿拉。

努爾哈赤在攻破撫順、清河之後，鑑於同明軍交戰路途遙遠，需要在與明遼東都司交界處設一前進基地，以備牧馬歇兵，於是在吉林崖（今遼寧撫順市東）築城屯兵，加強防禦設施，派兵守衞，以扼制明軍西來之路。

四路明軍出動之前，作戰企圖即為後金偵知。努爾哈赤探知明軍行動後，認為明軍南北二路道路險阻，路途遙遠，不能即至，宜先敗其中路之兵，於是決定採取“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擊破的作戰方針，將6萬兵力集結于都城附近，準備迎戰。

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農曆二月二十九日，後金軍發現明朝劉綎軍先頭部隊自寬甸北上，杜松率領明軍主力已出撫順關東進，但進展過速，孤立突出。努爾哈赤接到奏報以後，決定以原在赫圖阿拉南駐防的500兵馬遲滯劉綎，乘其他幾路明軍進展遲緩之機，集中八旗兵力，迎擊杜松軍。努爾哈赤説：“大明軍隊確實來攻打我們了，我們南方已有駐兵五百人，就用這些軍隊抵禦南方的敵軍吧。這是明軍聲東擊西的戰術，他們故意讓南方的軍隊先讓我們知道，這是要引誘我們的軍隊開向南方，他們的主力大軍一定會從西邊撫順關的方向來進攻的。我們要先打他從西邊來的軍隊。”

努爾哈赤命令諸王貝勒和大臣領城中兵出發向西迎敵。軍隊正行進的時候，哨探又來向努爾哈赤報告説：“東南方向從清河城那條路上又有明軍隊兵來了。”努爾哈赤説：“清河城方向這一路雖然有軍隊，但這條路地形狹隘險峻，他們不可能很快趕到，就讓他們自己來吧，我們先到撫順關迎擊西面的敵軍。”

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一，杜松軍突出冒進，已進至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大夥房水庫附近），分兵為二，以主力駐薩爾滸附近，自率萬人進攻吉林崖。努爾哈赤看到杜松軍孤軍深入，兵力分散，一面派兵增援吉林崖，一面親率六旗兵4萬5千人進攻薩爾滸的杜松軍。次日，兩軍交戰，將過中午，天色陰晦，咫尺難辨，杜松軍點燃火炬照明以便進行炮擊，後金軍利用杜松軍點燃的火炬，由暗擊明，集矢而射，殺傷甚眾。此時，努爾哈赤乘着大霧，越過塹壕，拔掉柵寨，攻佔杜軍營壘，杜軍主力被擊潰，傷亡甚眾。後金駐吉林崖的守軍在援軍的配合下，也打敗了進攻之敵，明軍西路軍主將總兵杜松、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都在戰鬥中陣亡。明西路軍全軍覆沒。 ^[2] 

明軍主力被殲後，南北兩路明軍形孤勢單，處境不利。

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一的夜裏，明朝北路軍由馬林率領進至尚間崖（在薩爾滸東北），得知杜松軍戰敗，不敢前進，將軍隊分駐三處就地防禦。馬林為保存實力，環營挖掘三層塹壕，將火器部隊列於壕外，騎兵繼後。又命部將潘宗顏、龔念遂各率萬人，分屯大營數里之外，以成犄角之勢，並環列戰車以阻擋敵騎兵馳突。

努爾哈赤在殲滅杜松軍後，即將八旗主力轉鋒北上，去尚間崖方向迎擊馬林軍。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二早晨，馬林軍隊剛要撥起紮營的器物準備向南進軍，發現努爾哈赤率領的軍隊到了，就率軍隊重回宿營地重新紮營佈列戰陣，陣列方形，營地四面昨夜挖有三道壕溝，壕溝外排列大炮，放炮的兵皆徒步站立炮後，大炮的外層，又密密排列一層騎兵，騎兵的前面再排列火槍隊，其餘眾兵都下馬，進入三層壕內的營中列陣。

後金軍先派一部騎兵橫衝明將龔念遂營陣，接着以步兵正面衝擊，攻破明軍車陣，擊敗龔軍。到中午12點的時候，努爾哈赤趕到了馬林所扎大營的地方。

馬林營地的東邊有一山。努爾哈赤説：“我們的士兵應當先佔東邊山上的高地，從山上居高臨下的向西方山下的馬林軍的軍營衝擊，我們就能把馬林的軍隊打敗”。於是努爾哈赤率親衞軍及二旗眾兵全體離營向東，來到東山南坡山腳下，準備從南坡登山。

這時馬林與後金軍對峙一上午後，見後金的援兵已到，在帥旗下聚集起來的兵加起來也不過二旗再加四五千人，他認為後金的兵總數也就這些了，加上後金兵離營移軍向東，隊不成列，於是馬林決定主動出擊決戰，他命令營內士兵出營與營外的騎兵和火槍隊匯合，大軍主動向位於明營東邊的後金軍隊發起攻擊。

努爾哈赤在山上向西看，見大明營內軍兵與營外壕外的軍兵匯合，努爾哈赤就説：“這樣子是明軍要來主動攻擊我們了，不用登山了，可以下馬跟他們徒步作戰。”代善就從山的左側，也就是南坡下山到山腳下，命令他的二旗士兵下馬準備步戰。下馬的人才四五十個人，大明軍隊就從西面來攻上來了。代善對努爾哈赤説：“我應當領兵前進。”隨即策馬迎敵，直殺入明軍的隊伍中。隨後諸貝勒與各位率兵的台吉等分別投入殺明兵，兩軍混戰，明軍敗退，進攻的明軍被殺大半。

這時，追殺龔念遂部逃兵的六旗兵戰鬥結束，急急忙忙趕來了，看到兩軍正戰，這六旗兵先到的不等後面軍隊到來，也來不急整頓隊伍，直接攻擊明軍馬林的大營。馬林軍營中士兵放槍接戰。滿州兵射箭衝擊，在東面和南面兩路夾攻之下，大明軍隊抵擋不住進攻勢頭，大敗而逃，滿州軍兵乘勢追殺，擊破潘宗顏部，北路明軍大部被殲。明軍副將麻巖等皆被殺，總兵馬林僅自己率數人逃走。 ^[2] 

明朝劉綎所率的東路軍因山路崎嶇，行動困難，未能按期進至赫圖阿拉。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經失利，仍按原定計劃向北開進。努爾哈赤擊敗馬林軍後，立即移兵，迎擊劉軍。

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三月初三，為全殲劉軍，努爾哈赤採取誘其速進，設伏聚殲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達裏崗（赫圖阿拉南）佈置埋伏，另以少數士兵冒充明軍，穿着明軍衣甲，打着明軍旗號，持着杜松令箭，詐稱杜松軍已迫近赫圖阿拉，要劉綎速進。

劉綎信以為真，立即下令輕裝急進。

三月初四，明軍東路劉鋌軍從寬奠出發時，後金東邊的人民都躲避到深山老林中去了。劉鋌率軍一路上攻佔山寨，將瘸子、瞎子等不能動的人殺死，一路向前進軍。劉綎先頭部隊進至阿布達裏崗時，遭到伏擊，兵敗身死。努爾哈赤乘勝擊敗其後續部隊。 ^[2] 

楊鎬坐鎮瀋陽，掌握着一支機動兵力，對三路明軍沒有作任何策應。及至杜松、馬林兩軍戰敗後，才在三月初五，慌忙傳令李如柏軍回師。李如柏軍行動遲緩，僅至虎攔崗（在清河堡東）。當接到撤退命令時被後金哨探發現，後金哨探在山上鳴螺發出衝擊信號，大聲呼噪。李如柏軍以為是後金主力發起進攻，驚恐潰逃，自相踐踏，死傷1000餘人。朝鮮軍隊元帥姜弘立率領剩餘的五千兵下山來投降，後金設宴款待他們之後，將他們釋放回國，並且修書給朝鮮國主光海君。 ^[2] 

薩爾滸之戰以明軍的失敗、後金軍的勝利而告結束。這次戰役，明文武將領死亡310餘員，軍士死亡45870餘人，陣失的馬、騾、駝共28600餘匹。 ^[20-21]  此戰之後，後金軍乘勢攻佔開原、鐵嶺，征服了葉赫部，酋長金台吉、布揚古被殺死，餘部俱降建州。朝鮮王朝的光海君於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農曆五月，派遣使者去後金致謝，從此對後金與明朝採取中立政策，直至後來仁祖反正。

明軍主帥楊鎬兵敗之後立即引咎辭職，後被拘押，崇禎二年（1629年）被處決。杜松與劉綎已死於戰場，馬林也於3個月後在開原戰死，明軍四路主將四人已失其三，僅有李如柏始終未遇敵，但在戰役之後數日即為言官彈劾。一年半後遼事更壞，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殺以明志。 ^[2] 

薩爾滸戰役除李如柏軍撤走未遭慘重損失，明軍共損失兵力約45800餘人，戰死將領300餘人，喪失騾馬28000餘匹，損失槍炮火銃20000餘支，元氣大傷，後金軍的勝利，不但使其政權更趨穩固，而且從此奪取了遼東戰場的主動權。因為戰爭的原因，造成巨大的軍事開支使得明朝不斷加重賦税，激化了國內的矛盾，導致明朝遭遇內憂外患的襲擊，兩面作戰。 ^[8] 

薩爾滸戰後，遼東的形勢更加危機，這時徐光啓提出了重點防守的戰略。他説：“今日之計，獨有厚集兵勢，固守遼陽，次則保全海、蓋四州為上策，但須多儲守之器，精講守之法。中間惟火器最急，若得大小足備，兵將練習，寇至之日，乘城抵敵，殲其二三陣，必齧指退矣。”在“人非其人，器非其器，且無將無馬”的形勢下，他認為“歸併合力不足為怯，嬰城自守不足不弱”。他就是要集中兵力防守遼陽等城鎮。因為在他看來，遼東是京師的左臂，如果不守遼東，敵人一天天強大，山海關以南處處設防，要比守遼東費十倍之力。 ^[5] 

而明軍自遭此慘敗，開始陷入被動，到天啓年間，遼陽、瀋陽、廣寧等重鎮相繼失守，明朝退守遼西，完全陷入被動，局勢萬分危急。明朝方面自此由進攻轉為防禦，後金方面由防禦轉為進攻。明朝最後失去大部分遼東領土，山海關以外僅餘少部分土地如錦州、寧遠、杏山、塔山等地。

關於明軍兵力，有三種説法：其一，所有清朝史書記載大都本着《武皇帝實錄》之説為二十萬，號稱四十七萬。直到解放前，學者著述多采此説。其二，明軍二十七萬，號稱四十七萬。此一説僅見於《滿文老檔》。其三，《三朝遼事實錄》記為八萬八千五百五十餘人。近人著述多以此説為是，明朝方面還有葉赫和朝鮮兵各一萬餘清人記載為各二萬，而後金兵力一般都認為是六萬人，這樣，合計起來，無論是以六萬勝二十四萬或二十七萬，還是以六萬勝十二萬，當然都是以少勝多，但實際並非如此。

首先看明軍兵力。陳涴認為戰前動員是十二萬左右，而參戰的只有十萬，二十萬、二十七萬都是清人故意誇大之數。因為在前面所舉三種記載中，《三朝遼事實錄》最為切合實際。其原文是：

各路除麗兵外，主客出塞官軍共八萬八千五百五十餘員名，陣亡道鎮副協參遊都司通判守備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三百一十餘員名，並印信一顆，陣亡軍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陣失馬騾駝共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頭只，今陣回見在並招集官軍共四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員名。

這是有關史籍中最詳盡的記載，列舉數字顯然是官方統計的數字，不是約略估計的，該書作者王在晉“以在事之人，言當時之事”，當甚為可信，雖其撰寫此書“自為攘功掩罪計”孟森《三朝遼事實錄評》，但薩爾滸戰事與其干係不大，無“攘功掩罪”之必要，故不致有虛偽之詞。更重要的是，這一數字還可以從明人記載中找到佐證。《明經世文編》收錄當時薊遼總督薛三才的奏疏中明確記載：

調募之兵大約不下十二、三萬人，內以三萬人聯絡東西，專備禦虜之用，征剿奴者，可得十萬人。（《清剿奴酋酌議兵食第一疏》）

而這十萬人中，“並北關、朝鮮之兵亦在數內，實止得八萬耳。”《清剿奴酋酌議兵食第二疏》正與《三朝遼事實錄》所記相符。以上對明軍兵力的三個説法約九萬、十一萬、十萬，都與《三朝遼事實錄》所記八萬多之數相近，而遠不及二十萬，更不及二十七萬。實際上明軍參戰實際兵力不到十二、三萬，只有七萬餘的這一事實。還在萬曆四十六年六月，江西道御史薛貞在奏疏中就提到“調到援兵皆伏地哀號，不願出關。”“鑽刺將領見奴氛孔魚，都哭而求調”（《明神宗實錄》）。顯然，援兵在開赴前線過程中，減員是必然的，所以，楊鎬所説“援兵皆大減原數”是實情。加之，甘肅路援軍未到，因此，戰前動員的八萬多明軍並沒有如數參戰。 ^[24] 

後金兵力也足有十萬之數。一般著述都説是六萬，這一數字並非當時史籍明確記載，而系推算得來。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八旗軍制確立，“每三百人立一牛錄額真，五牛錄立一紮攔厄真（甲喇額真），五紮攔立一固山額真”（《武皇帝實錄》卷二），固山即旗，如此算來，八旗兵員正是六萬之數。薩爾滸之戰前，楊鎬等明朝將官所瞭解到的“奴酋精兵約六萬餘”的情況當也是如此估計之數。《滿文老檔》明確記有“四月十三，寅日，已刻，八旗的十萬兵出征尼堪……”，拿下撫順東州、瑪哈丹等處後，“帶那俘虜去時，六萬兵分送，汗率四萬兵移營前進，在邊境地方宿營。”（《重譯滿文老檔》卷六）《武皇帝實錄》卷二則記“四月十三壬寅已時，帝將步騎二萬徵大明，……”拿下撫順、東州、瑪哈丹等處後，“遂令兵六萬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歸國，帝與諸王臣領四萬移營，復臨大明邊安營。”先説二萬兵出征，後説六萬兵押送俘虜返回，四萬兵繼續前進，前後自相矛盾，顯然先説二萬是為誤筆，因為滿文的“二”與“十”字形相似，容易混淆，清人根據《滿文老檔》編寫實錄時，可能誤當一字了。《滿文老檔》是後金當時的記錄，雖然對明軍兵力不免誇大，卻絕不會虛誇自己的兵力。所以，這是後金在薩爾滸戰前足有十萬兵力的明證。 ^[24] 

有關薩爾滸之戰的性質，史學界論述頗多，多認為這場戰爭具有民族壓迫與反民族壓迫的性質。也有學者認為，薩爾滸之戰是後金政權一再攻城略地的產物，不應視作民族壓迫與反民族壓迫，而是明朝中央政權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邊疆民族地區社會安定而迫不得已所進行的軍率行動。 ^[25] 

有學者認為，綜觀明朝對東北地區女真的統治，是以羈康為主輔以軍事相威懾，即“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明朝對女真的統治是較為寬鬆的，在政治上“以夷治夷”、“自相統屬”，在經濟上通過“貢賞”與“撫賞”給予女真頗為豐厚的資助。更值得注意的是，女真人除在馬市貿易中納税之外，再無賦税之累、差搖之苦，不能不説明廷對女真是極為優厚的。女真人只要“歸心朝廷”，便可“打圍牧放，各安生業，經商買賣，從便往來，共享太平之福”了。後金方面，努爾哈赤“七大恨”及《清太祖實錄》所記大抵如此。綜觀這些史料及“七大恨”，歸納起來只有三個內容一是努爾哈赤父、祖死於兵燹，歸罪於明兵相助尼堪外蘭。關於努爾哈赤祖父覺昌安、父塔克世之死，史料記載很少。除上面所引《清太祖實錄》癸未年李成梁兵攻古勒、沙濟二城時，覺昌安、塔克世前往古勒往救禮敦之女而死於亂軍之中一説外，尚有《東夷考略·女直通考》之載，原文是“初努爾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徵阿台，為響導，死兵火”。叫場即覺昌安，塔失即塔克世，阿台乃王杲之子，於萬曆十一年初，掠靜遠、偷林等地，故明將李成梁剿之。不論哪種原因覺昌安父子死於戰亂是實，但非明朝蓄意殺害，實乃誤傷，且事後又做了妥善處理，應該説算不上是民族壓迫。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