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誠之

薛誠之（1907－1988），原名薛家麟、薛何為，曾用名薛沉之，籍貫湖北江陵，出生於漢口。1933年上海持志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前身）文學系畢業。1934-1936年在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哲學文學研究所師從郭紹虞先生，主修英國語言，獲碩士學位。1936年以後先後在武昌博文中學、雲南昆華中學任英文科主任、教務主任和代理校長，雲南大學礦冶系英語講師，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講師、中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後先後任華中師範學院俄語系系主任、外語系系主任、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湖北省第一、二屆人大代表、湖北省社聯顧問。 ^[1] 

薛誠之於1988年4月12日上午九時在武昌193醫院告別了這個世界，學校為他撰寫的生平簡介的最後一句話是：薛誠之同志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其中的含義應該是豐富的。 ^[1] 

1936年，在郭紹虞等的指導下，薛誠之在燕京大學完成了其碩士論文《諺語研究》。這篇由陸侃如、陸志韋評議，長達273頁的畢業論文，是以薛誠之積累的“一萬三千多張的卡片”為基礎的。除篇首的“小言代序”和篇尾的參考文獻之外，論文分了緒論、本論和結論三大部分，共計十二章五十二節。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史研究的一代宗師，郭紹虞的研究特色是將語言文字研究與文學形成密切關聯，因為他本身就是文學家，把語言作為文學的表達手段來研究，這在郭先生的幾乎全部語言學著作中都有明顯的體現。 ^[1] 

薛誠之這篇體大慮周的論文，拓展、夯實了郭紹虞開創的諺語形態學，不僅將內容和形式打通，析變出了諺語的意識、簡短、均衡、和諧、機靈之五要素，創設出了縝密、實用而開放的諺語分類體系，還拓荒性地進行了諺話寫作的嘗試，建構出了幾乎被後人遺忘的薛誠之的“諺語學”。應該説，其關於諺語的文體學，即體裁、分類與諺話寫作的拓荒等原創性研究，奠定了薛誠之在這一領域中應該有的不容忽視且舉足輕重的地位。 ^[1] 

“長時段觀之，就1949年以前而言，諺語研究的標誌性成果還是出現在1930年代中期的燕京大學，即，近百年來都幾乎被學界忽視而默默無聞的薛誠之的碩士畢業論文《諺語研究》”（嶽永逸《諺語研究的形態學及生態學》）。“20世紀初到新中國成立前，諺語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郭紹虞、薛誠之等，薛誠之《諺語的探討》(1936)最先提出諺語是一種語言形式，屬於民俗學的範疇（陳成《諺語研究綜述》）。 ^[1] 

1936年碩士畢業之後，薛誠之幾乎再未進行諺語研究。這是學界的損失和遺憾，除為生計所迫而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和興趣轉移等因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積存且放在漢口寓所中的那一萬多張諺語卡片連同自家寓所及數位親人，都一道消失在日軍空襲炮火的滾滾烈焰之中。1936年之後，薛誠之先後在西南聯大、東北大學、中華大學等高校以及昆華中學等從事英語及世界文學等方面的教學與科研。儘管如此，1949年任教於武昌中華大學中國語文系時，薛誠之還是開設了“民間文藝”這門課程，部分展示了他在燕京大學的研究心得。 ^[1] 

1928年薛誠之在宜昌向一位德國女教師學習世界語，世界語名為Sicencz。後加入上海世界語學會。1929年與樂嘉煊、方善境等人創建漢口世界語同志會，出版《光明》會刊。1930年，在同志會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漢口世界語學會，出版鉛印的《希望》月刊，同時還開辦了夜班，成立了歌詠團。 ^[1] 

1963年薛誠之在陶軍教務長的支持下率先在華中地區將世界語作為第二外語，並開設選修課，為全國培養了一批世界語人才，為世界語的傳播奠定了基礎。1979年作為主要發起人，成立了湖北省世界語協會，並被選為理事長。1978年秋任中國世界語代表團團長，率團出席在加拿大舉行的東太平洋地區國際世界語大會。1982年與方善境創辦全國第一所世界語函授學校——新華世界語函授學校，並任校長，撰寫了《世界語基礎》《世界語修辭文體論》《英日世漢會話應用手冊》等專著。 ^[1] 

薛誠之與聞一多在昆明有兩段工作交集，同樣為生計所迫，聞一多曾在薛誠之任教務主任的昆華中學兼課，1944年5月，聞一多還曾移居昆明昆華中學，薛誠之則在1941-1945年在聞一多先生任教的西南聯大外文系擔任五級制講師。薛誠之在燕京大學求學時曾出版過譯著《耶穌傳》（作者為狄更斯），顯示出較好的文學功底。在昆明期間，在聞一多先生的影響下，薛誠之創作了30多首詩歌，《三盤鼓》是由聞一多挑選、取名並作序的。 ^[1] 

據薛誠之生前回憶，聞一多當年從家裏為其送序稿時給他説，截至當時，聞一多隻為四人的詩論或詩集作序，這就是費鑑照的《〈現代英國詩人〉序》，臧克家的《〈烙印〉序》、劉兆吉的《西南采風錄》和薛誠之的《〈三盤鼓〉序》。在序言裏突出強調詩的社會作用。他不僅高度讚揚“誠之這象徵搏鬥姿態的‘仙人掌’，這聲言‘Forthewor－riedmany’（按即為了勞苦的多數）詩集的問世，是負起了一種使命”並且他“相信也必能完成它的使命”，薛誠之的《三盤鼓》詩集確實“負起了一種使命”，因為，該詩集是以戰鬥的姿態呈現在讀者面前。無論詩集原擬的命名《仙人掌》還是因為“仙人掌”名字及內容“刺眼”，但為避免查禁而在出版時改為《三盤鼓》後仍然具有的諷刺和戰鬥意義就是證明。他不僅給薛誠之詩集寫序，而且還為其評點、改詩和刪詩。聞一多和薛誠之在交談中，在充分肯定《三盤鼓》詩集中“《小花生米》《算命瞎子》《仙人掌》寫得動人，《南京路的夏夜》也寫得奔放”的同時，將其認為“含蓄不夠”的幾首詩給刪掉幾段外，更因作者僅在詩中“發思古之幽情”而沒有將筆鋒指向並“諷刺咒罵西太后”而將《頤和園》從詩集中刪除。聞一多這番教誨，就讓當年的薛誠之受益匪淺，以致幾十年後還感激不已。 ^[1] 

自此，薛誠之的生活和研究也便與聞一多先生產生了諸多關聯：1945年7月經聞一多、吳晗先生介紹成為民盟首批發展的成員之一，在後來的學術生涯中，對聞一多先生的研究成為他的主要方向之一，在《聞一多後期學術活動》、《聞一多烈士早期及晚年學術活動考證》以後，他進一步撰寫了《憶聞一多——聞一多先生學術評傳》，該書通過對聞一多先生一生中各個時期學術活動的描寫，較為客觀地評價了聞一多先生的學術成就和貢獻。發表在《外國文學研究》1979年第3期的《聞一多和外國詩歌》，應該是最早的研究聞一多和國外詩歌之間關係的力作。此外，他兼任《聞一多全集》15本新版編委會顧問。讓我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薛誠之在他的幾個不同時期的個人簡歷裏，都將聞一多先生的夫人高真（又名高孝貞）作為他的主要社會關係，這反映了他與聞一多先生的相知的程度，並表達他對聞一多先生的思念。 ^[1] 

薛誠之1948年擔任中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底，華中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調整到中山大學，外文系系主任駱傳芳率英語專業的學生和大部分教師南渡廣州。薛誠之等則留守武漢，任華中高等師範學校語文系教授兼俄文科主任。1953年10月，擔任華中師範學院俄語科科主任，1955年，俄語系系主任，1960年，英語專業復辦，薛誠之任外語系系主任，直至1981年，以此可見他對外語學科形成、發展的影響力和由此付出的辛勞與汗水。 ^[1] 

能夠支撐薛誠之對學科的影響力更在於他的學術功力，他掌握英語、世界語、法語、德語、俄語、拉丁語、日語以及希臘文等多種話言，尤其擅長英漢、漢英對譯和修辭文體教學及研究。他的《英文修辭學》一書受到困內外專家學者的好評和讚揚，認為該書是“為英美學者之書所不能替代的”。 ^[1] 

編寫出《現代英詩選》《現代英國詩歌》《西洋文學名著選讀》《英語詞彙學導論》《挪威簡史》《丹麥王國史》等教材，特別是他編寫的《俄國文學》和《蘇聯文學》在教育部舉辦的巡迴展覽中，被評為優秀講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