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己

薛己（1487～1559） 中國明代醫學家。字新甫，號立齋。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父薛鎧曾為太醫院醫士。薛己自幼繼承家訓 ，精研醫術，兼通內、外、婦、兒各科，名著一時。正德元年（1506）補為太醫院院士，九年提為御醫，十四年授南京太醫院院判，嘉靖九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醫院院使致仕歸裏。薛己治學極為刻苦，論著很多，除自著的《外科樞要》、《內科摘要》、《女科撮要》、《癘瘍機要》、《正體類要》、《口齒類要》之外，還有許多校訂書，薛己校訂書的特點，選註名著，附以己見，如他校訂有《婦人良方大全》、《小兒藥證直訣》、《明醫雜著》、《外科精要》等數十種。這些校本中不少附有醫案，以臨牀驗證來説理法方藥依據。學術思想受張元素、李杲、錢乙等影響最大。薛己以外科見長。

薛己，字新甫，號立齋，明代吳郡（今江蘇蘇州）人，約生活於公元1486~1558年。家為世醫，其父薛鎧亦為當時名醫。薛己年幼時繼承家學，從其父學醫業，是一位臨牀大家。於內、外、婦、兒、口齒、骨傷諸科，無不擅長，且在學術上能旁通諸家，可謂博學多才。在正德年間（1506~1521年），被選為御醫，選拔南京院判。正德元年（1506年），補為太醫院院士。正德十三年（1518年），興王朱祐杬進京朝拜，明武宗特派薛己至湖廣安陸州（今鍾祥市）入興王府。正德十六年（1521年），隨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朱祐杬之子）入京。嘉靖（1522~1566）年，又任太醫院使。嘉靖七年（1528年），皇太后蔣氏有消渴之狀，薛己以涼瓜（苦瓜）、山藥等配伍入藥，輔以玉竹、葛根煎之，盡收奇效。帝大悦，為其母加尊號慈仁。感睿宗（興王）知遇，其眾多弟子至安陸州遍植苦瓜、葛根等物。

當時，丹溪之學盛行，醫家多重視寒涼降火，克伐生氣，產生流弊。針對這種情況，薛氏根據前人的經驗及自己的潛心研究，自立一家之言，融東垣脾胃之説及王冰、錢乙腎命水火之説於一爐，重視先後二天的辨證，治療用藥倡導温補，對後世温補學派的產生與形成，頗有啓發。著有《內科摘要》、《外科發揮》、《外科樞要》、《外科心法》、《外科經驗方》、《癘瘍機要》、《女科撮要》、《保嬰金鏡錄》、《口齒類要》、《正體類要》、《本草約言》等，並對其父薛鎧的著作《保嬰攝要》、錢乙的《小兒藥證直訣》，王綸的《明醫雜著》、陳文中的《小兒痘疹方論》等加以注評。 ^[1] 

《內經》中對脾胃十分重視，東垣之説即是受到了這一思想的影響。薛己論脾胃很重視《內經》這一認識，他説：“《內經》千言萬語，旨在説明人有胃氣則生，以及四時皆以胃氣為本。”這與東垣之説是一脈相承的。薛氏接受李杲的學術觀點，提出“人得土以養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人以脾胃為本。”但是，薛氏又有不同於東垣之説的內容。東垣提出脾胃元氣與陰火不兩立，氣虛則陰火亢盛，而薛氏則重視脾氣下陷。如其舉例脾氣下陷，濕熱下迫，可致血崩之理，與東垣“陰火上乘土位”之説則不盡相同。又如，其論治頭面部疾患時，指出：“脾胃發生元氣不能上升，邪害空竅，故不利而不聞香臭者，宜養脾胃，使陽氣上升，則鼻通矣。”亦是強調脾氣昇陽的作用。至於脾胃虛損導致血虛者，薛氏又指出脾不僅可以統血，又是生血之源。因此，治療時，主張滋其化源，用六君子湯加減。

薛氏不但重視後天脾胃，而且又十分重視先天腎命。薛氏接受王冰之説，並以錢乙的六味丸、崔氏的八味丸，作為補腎水、命火的代表方劑。他認為，“兩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相生化，當於二髒中分各陰陽虛實，求其屬而平之。若左尺脈虛弱而細數者，是左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脈遲或沉細而數欲絕者，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認為腎中病證，不論熱病寒病，總屬腎虛所致，若是無水之病，以六味丸滋補腎水；若屬無火之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而且，薛氏明確提出，不論補水補火，不可泥用沉寒之劑，與丹溪滋陰降火之説大相徑庭。可見，薛氏補腎主張應以温補為主。

薛己論治虛損雖有氣血、陰陽之辨，治療用藥亦崇尚温補，然他治虛必言陰虛，重視肝、脾、腎三髒。薛己所言之陰虛非單純指津液、精血而言，而是泛指足三陰肝、脾、腎三經之虛。他説：“陰虛乃脾虛也，脾為至陰。”黃履素在《折肱漫錄》中曾評述，“薛立齋之論陰虛，發前賢所未發，其謂陰虛乃足三陰虛也。足三陰者，足太陰脾、足少陰腎、足厥陰肝也。而脾屬土，尤為至陰而生血，故陰虛者脾虛也。補陰宜自補脾。如大凡足三陰虛，多因飲食勞役，以致腎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補脾則土生金，金生水，木得平而自相生矣。”可見，薛氏以足三陰虛為陰虛，肝、脾、腎三髒中獨重脾土，在理虛治療中抓住這一重要環節，充分反映了薛氏治病求本，滋化源以及重視脾胃等學術特點。

薛氏温補脾胃、温補腎命的治療特點，並非分別應用，而是認為二者之間有着互為因果的密切關係，而且在臨牀上脾腎兼虧的病證更為多見。或因脾土久虛，後天不能養先天，而致腎虛；或因腎陽虛衰，火不生土，而致脾胃虛損。故在治療時前者應當補脾而兼顧其腎；後者宜補其腎而兼顧脾胃。若脾腎虛寒，宜用四神丸；若脾腎虛脱，用六君子湯加姜、桂，如果不效，急補命門之火，以生脾土，常用八味丸治之。薛氏的臨牀治療病案中，在治療氣虛兼陰虛時，更是補脾與補腎藥交叉使用，早服補中益氣湯、十全大補湯之類，晚服六味丸、八味丸或四神丸之類，如他在論述勞瘵的治療時説：“大抵此證屬足三陰虧損，虛熱無火之症，故晝發夜止，夜發晝止，不時而作，當用六味地黃丸為主，以補中益氣湯調補脾胃。若脾胃先損者，當以補中益氣湯為主，以六味地黃丸温存肝腎，多有得生者。”　表現出薛氏先後二天並重的思想，這對後世李中梓的先後天論，有很大影響。

薛己的學術觀點，是在深入研究前人學術思想的基礎上，並結合個人臨證心得總結而成的。在當時元末明初，世醫浪學丹溪之法，恣用知、柏，流弊日深的情況下，薛氏敢於提出新的觀點，在理論上重視脾胃，注重脾胃與腎命的關係，在治療上善於温補，對明代以後諸醫家逐步對腎命的探索引向深化有着直接的關係，薛氏本人不失為一位對明代醫學發展有較大影響的醫家。

《內經》提出“治病必求於本”，薛己遵循《內經》的思想，亦十分重視這一點。他治病求本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

其一、他強調運用辨證論治的方法，以求疾病之本，故在《明醫雜著》注中，他説：“凡醫生治病，治標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強調辨證求本、治病求本的重要性。他還説：“潔古張先生雲：‘五臟子母虛實，鬼邪微正，君不達其旨意，不易得而人焉。徐用誠先生雲：‘凡心臟得病必先調其肝腎二髒，腎者心之鬼，肝氣通則心氣和，肝氣滯則心氣乏，此心病必求於肝，清其源也。’五臟受病必傳其所勝，水能勝火，則腎之受邪必傳於心，故先治其腎，逐其邪也。”薛氏在這裏借用張元素、徐用誠之語，表明在臨牀上，要把人體當成一個整體看待，五臟之中，任何一髒的病變，除與本身有關，還存在着他髒對其的影響，臟腑之間存在着生克乘侮、子母相生的多種關係，再加上邪氣與正氣的交爭，更應加以辨析，並舉心病為例，提出了肝之疏泄對心氣的通達旺盛十分有關，而腎之受邪由於心腎的所勝關係，亦容易影響及心，以説明辨證要求疾病產生的本源。

薛氏於腹痛病之辨證，見其面色黃中常青，左關脈弦長，右關脈弦緊。黃為土色，腹痛多屬脾，然其面色青，青為肝色，弦為肝脈，故辨證屬肝鬱脾虛之證，用益氣湯加半夏、木香而治癒，充分體現其辨證求本的思想。

其二、其強調人以胃氣為本。《內經》一書中，提出“有胃則生，無胃則死”。金元醫家李東垣著《脾胃論》一書，強調脾胃內傷，百病由生，薛氏在前人的學術思想基礎上，加以繼承發揮，他説：《內經》千言萬語，旨在説明人有胃氣則生，以及四時皆以胃氣為本。　他又進一步説明：“人以脾胃為本，納五穀精液，其精者人營，濁者人胃，陰陽得此是謂橐龠，故陽則發於四肢，陰則行於五臟；土旺四時，善載乎萬物，人得土以養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

蓋脾胃為人體後天之本，水谷之消磨運化全賴於此，精微氣血之化生全在於此，五臟六腑之營養全依賴脾胃之氣的強盛，所謂“中土以灌四傍”。以人身之正氣而言，雖根於先天之腎命，然不斷充養全在脾胃，而正氣之盛衰於人體抗衞外邪，祛除疾病，維護健康是至關重要的，只有正氣充盛，才能祛邪於外，維持人身之健康。以此言之，治病之根本即在於恢復正氣，補養脾胃就成為治病之根本，所以薛己提出“胃為五臟本源，人身之根蒂”。

薛氏滋其化源，是指疾病的治療要滋養人身氣血精液化生之源。薛氏認為人體後天生化之源，當屬脾胃元氣，土為萬物之母，故自然界非土不能長養萬物，人體脾胃五行屬土，中土以灌四傍，只有脾胃昌盛，人身之臟腑四肢百骸才能得到滋養，所以薛己説：“當補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　由於脾氣充盛，肺金自然健旺，化源充足則陰精亦自充足，肺腎兩髒健壯，既可養肝，又可降心火，四髒自平。故黃履素在解釋薛氏滋化源之論時説；“化源者何?蓋補脾土以滋肺金，使金能生水，水足木自平而心火自降。”

正因如此，故薛氏用此法可治因脾胃虧損之咳嗽，即後世的“培土生金”之意。薛氏滋化源之治法，意在通過補脾胃以達到補四髒之目的，所以他説：“症屬形氣病氣俱不足，脾胃虛弱，津血枯涸而大便難耳，法當滋化源。”

雖然，薛氏滋化源之論重在實脾胃，但他對滋化源的具體治療方法並不侷限於脾胃。他根據腎、命門與脾胃的關係；認為在直接治理脾胃之外，還當求之於腎命，故常用六味丸、八味丸加減出入。他在《明醫雜著注·續醫論》中雲：“所以致病者，皆由氣血方長而勞心虧損，或精血未滿而縱情恣欲，根本不固，火不歸經，致見症難各，雖常補其陰以制其火，然而二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相生化，當於二髒中各分陰陽虛實，求其所屬而平之。若左尺脈虛弱而細數者，是左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右尺脈遲軟或沉細而數欲絕者，是俞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至於兩尺微弱．，是陰陽俱虛，用十補丸，此皆資其化源也。”這段文字，從腎、命是人身陰精陽氣之本立論，兩手之脈，左尺屬腎，右尺屬命門，虛損之病，見左右尺脈不足者，當從腎、命人手，資其化源。

薛氏認為脾胃之盛衰與人體健康關係十分密切，其在李東垣脾胃學説的影響下，在論述疾病之病機時。十分強調從脾胃之虛分析。他曾説：“人之胃氣受傷，則虛證蜂起。”　又説：“設或六淫外侵而見諸症，亦因其氣內虛而外邪乘襲。”説明不論內傷外感引起的疾病，都與脾胃虛損有關。這一點，與李東垣“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　的觀點如出一轍，毫無二致。

在具體治療上，薛氏主張“脾胃為氣血之本，若陽氣虛弱而不能生陰血者，宜用六君子湯；陽氣虛寒而不能生陰血者，亦用前湯加炮姜；若胃燥熱不能生陰血者，宜四物湯；若脾胃虛寒不能生陰血者，宜八味丸”。“內傷發熱者，因飲食過量，勞傷過度而損耗元氣，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翕翕然而發熱，宜用補中益氣湯以升其陽。若因勞力辛苦，人房不節，虧損精血，虛火妄動而發熱者，宜用六味地黃丸以補其陰；不可以認作有餘之火而用黃柏、知母之類也”。“陽虛發熱者，宜補中益氣湯以升補陽氣；陰虛發熱者，宜用六味地黃丸以培補陰血。總論二症，雖有陰陽氣血之分，實則皆因脾胃陽氣不足所致，其發熱屬形病俱虛，餘故禁服黃柏、知母，恐復傷陽氣耳”。以上可見，薛己不僅接受了李東垣脾胃病陰火上乘而致內傷發熱，用補中益氣的治法，而且對人體不論陽氣不足，還是內有虛火燥熱，均主張以温補之法升發脾胃之陽氣，使陽生陰長，人體氣血陰陽得以恢復，形成温補脾胃的治療特點。當然，對於火衰土弱的虛寒證，又指出可以補火生土，強調了腎命對脾胃的温養作用，發東垣所未發。

薛氏對腎命的認識，較前人亦有較大的發揮，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特點。他對命門的認識，尚未能脱離《難經》左腎右命門之説，且其對腎命的認識，受到王冰“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的啓發。正如他説：“故無火者當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無水者用六味丸，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然其所以治病者，皆由氣血方長，而勞心虧損，或精血未滿，而縱情恣欲，根本不固，火不歸經，以致見證難名。”薛氏將《金匱要略》的八味丸與錢乙，《小兒藥證直訣》的六味丸，用於治療各種虛損病證，使補腎的治法廣泛運用於治療雜病，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如後來趙獻可的命門學説及其治法，善以六味丸、八昧丸治百病是受其啓發的。

1、隔蒜灸：適用於蠍、蛇、蜈蚣、狂犬咬傷的患者。用大蒜頭去皮，切成三文錢厚，安放在瘡口上，置艾炷灸之，三炷換蒜。如果瘡大頭多，將蒜搗爛攤患處，艾鋪其上燃燒，蒜敗再換。此法又可治一切瘡毒，尤以劇痛或不痛而麻木者為宜。

2、隔豉餅灸：以豆豉為末，唾津調和作餅如錢大，厚如三文錢，置患處；放艾炷灸之．豉餅乾即換。如果瘡口大則以嗽口水作餅，上鋪艾灸之，治療瘡瘍腫硬不痛及潰而不斂等症。

3、隔附子餅灸：以附子末唾津調和作餅如三文錢厚，置瘡上，用艾灸，餅乾則換，治體虛而瘡陷之症。

4、桑枝灸：以桑木點燃火焰，吹熄焰，以灸患處。該法可以拔毒止痛，接補陽氣。李時珍曾説：“桑木能利關節，養津液，得火則拔引毒氣而祛風寒，所以能祛腐生新。”

5、香附餅灸：以香附研末，酒調和作餅，上置艾炷作灸法。香附理氣活血，酒調後又以艾灸燻之，可促使氣血通達，用以治氣血壅滯之癰腫熱痛。

6、木香餅灸：以生地、木香為末，酒調為餅，上置艾火施灸。主治乳中結核，或因氣滯，或因風寒、挫閃而致氣血壅滯疼痛。

7、騎竹馬灸：令患者騎於竹杆上，杆由二人抬起，使足離地，然後以患者肘橫紋至中指端的長度，從尻部杆上貼脊向上量，盡處作一記號；再以患者中指橫紋作一寸，於記號處向兩旁各開一寸是穴，用艾灸各五七壯，主治一切瘡瘍，可使心火流通而毒邪得散。此衡量所取之穴在膀胱經膈俞穴附近，血會膈俞，心主血脈，故可瀉心火，理血分、而“諸痛癢瘡，皆屬於心”，故可治一切瘡瘍。

8、明艾灸法：用於因隔物灸而無效者，用艾直置於皮膚之上灸之，適用於元氣不足，積毒熾盛者。

1、傷科的治療特點

薛氏的傷科治療特點，突出表現在十分重視中醫的整體觀念和八綱辨證。

薛氏治療傷科疾病，不同於其他醫家，僅重視手法與外用藥物，而是從人體的整體部位辨證，創立傷科內治法，並以氣血立論。薛氏認為：“肢體傷損於外，則氣血傷於內，營衞有所不貫，臟腑由之不和。”認為外傷疾病雖損傷於外，而實則影響於內，而人身以臟腑氣血為本，故薛氏十分重視補氣養血活血法的應用。

而於養血與活血之間，更注重養血，他認為養血則瘀血不致凝滯，肌肉不致遍潰，故四物湯之類是其常用之方。而補氣之藥更是常用，薛氏認為外傷之病，正氣易虛，故補氣，調補脾胃是其常用之法，甚者則從腎命用藥，從臟腑分析，與其注重脾胃腎命的學術觀點相一致。而在具體分析每一個病證時，薛氏又強調“求之脈理，審其虛實，以施補瀉”，並應“極變析微”，“貫而通之”，注意從整體把握病情，形成自己的辨治風格。後世稱其為整體派，其代表著作為《正體類要》。

齒科的治療專著，為數甚少，薛己所著之《口齒類要》，最具代表性，直至今日，仍為醫家所推崇。全書共12篇，包括繭唇、口瘡、齒痛、舌症、喉痹諸症、喉痛、諸骨稻穀發鯁等病證，共載方69首。其中，尤以齒痛之經驗更為系統，記載病案23例。歸納總結，其臨牀認識如下：

薛氏認為“齒者腎之標，口者腎之竅。諸經多有會於口者，齒牙也”。而諸經之中手足陽明經、足少陰腎經與之關係最大。其病位主要在於脾、胃、大腸與腎。其病因則或由外邪，或內生濕熱，或情志內鬱，或諸經有錯雜之邪。

濕熱甚者，承氣湯下之；輕者用清胃散調之。大腸熱而齦腫痛潰爛者，清胃散治之，重則清胃丸清之。六鬱痛者，越鞠丸解之。中氣虛者，補中益氣湯補之。思慮傷脾者，歸脾湯調之。腎經虛熱，齒不固密，或疼痛者，六味丸補之。腎經虛寒，脾胃虛弱，牙痛或不固者，還少丹補之；重則八味丸補之。腎經風熱風毒，牙痛或牙齦腫痛者，獨活散。大寒犯腦者，白芷散。風寒入腦者，羌活附子湯。提出了牙齒腫痛的10種辨證分型。

薛己一生不僅以臨證療效卓著稱世，且勤於著述，為後人留下了有實用價值的醫學文獻。薛氏著述涉及內、外、婦、兒、針灸、口齒、眼、正骨、本草等諸多方面。大體分為三類：

一類是論述疾病的病因病機、治療方法，記述各科臨證驗案內容的薛氏自己的著述，有《內科摘要》2卷，該書是中國第一次以內科命名學科及書名者；《女科撮要》2卷；《過庭新錄》（一名《保嬰金鏡錄》）1卷；《外科發揮》8卷；《外科心法》7卷；《外科樞要》4卷；《正體類要》2卷，是正骨科專書；《口齒類要》1卷，是口腔和喉科專著；《癘瘍機要》3卷，是麻風專著；《癘瘍機要》1卷。在其所著《外科樞要》、《外科發揮》及《薛氏醫案》三書中對皮外科癰疽、天皰瘡、赤白遊風、臁瘡、時毒等疾病的病因病機、臨牀表現及治療作了詳細論述，並附有臨牀醫案。宋以來對癰疽瘡癤的治療主張托里內消，薛氏則指出必須辨證治療。治法上重視脾胃，偏於温補。

第二類是經他校注和增補的著作，有宋代陳自明《婦人良方大全》24卷、《外科精要》3卷；宋代錢乙《小兒藥證直訣》3卷；宋代陳文中《小兒痘疹方論》1卷，王綸《明醫雜著》6卷；倪維德《原機啓微》3卷；薛鎧《保嬰撮要》20卷。薛氏校書，常附以己見和醫案。如對《婦人大全良方》，增加候胎、瘡瘍兩門，附有個人治驗和方劑，對《原機啓微》，也有增補。

第三類純屬校刊性質。有滑壽《十四經發揮》3卷，杜本《敖氏傷寒金鏡錄》1卷，徐用誠《本草發揮》4卷，陶華《癰疽神秘驗方》

1、《內科摘要》

2、《女科撮要》

3、《外科樞要》

4、《外科經驗方》

5、《癘瘍機要》

6、《正體類要》

7、《本草約言》

8、《口齒類要》

9、《痘疹方論》

10《薛氏醫案》

11、《名醫雜著注》

12、《校注陳氏小兒痘疹方論》

13、《校注婦人良方》

14、《校注外科精要》

15、《校注錢氏小兒藥證直訣》

16、《校補原機啓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