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啓亮

： 男 ^[1] 

中宣部老幹部局書記

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主任

北京大學第一屆研究生會主席 ，

《黨建》雜誌社主編

曾掛職銅川市市委副書記。

薛啓亮的家鄉在貴州省織金縣牛場鄉。那是一個交通不便、人跡罕至的山區，山裏有很多天然形成的山洞。在薛啓亮小時候的記憶裏，有許多就是關於山洞生活的。他説，“記得在三、四歲時，我就曾在山洞裏住過”，“那時候為了躲避土匪，老人帶着我們到山洞裏去避難，雖然當時很艱難，但也不覺得太苦。我們就是在吃苦中長大的。”

薛啓亮到了上小學的年齡，由於生活條件很差，吃穿都很艱難，在學校裏只能穿補疤衣服御寒，穿草鞋走路。“那時候家庭貧困，母親每個星期只能給我買一雙草鞋”，薛啓亮説：“而我小學時又特別喜歡打籃球，一個星期一雙草鞋，兩三天就穿壞了，其他時間只好打赤腳。”除了穿草鞋外，薛啓亮從小學到中學、大學直到讀研究生，穿的都是補丁套補丁的衣服和褲子。他説： “我當時覺得這也並不是太苦，覺得很自然，因為我這個人苦慣了。”

艱苦的生活無法阻擋薛啓亮勤奮學習的願望。他説，“那個時候的生活就是這樣苦，也沒有太高的追求，只想能找到一個平台乾點實事。”功夫不負有心人，1963年，織金一中近百名高中生只有寥寥幾人考上大學，薛啓亮考取了貴州大學歷史系。從山溝裏第一次走到省會貴陽，由於他艱苦奮鬥，大學四年成為了品學兼優的優秀學生，1967年大學畢業時，被分配到省革委秘書處工作。沒想到兩三年之後，省革委秘書處遭到了“文化大革命”的衝擊，結果薛啓亮被當作“臭老九”趕到基層勞動改造。1970年，他被下放到貴州比較偏僻落後的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農機廠，先後做過翻沙工、車工、裝配工，幹過不同工種的活。

“那時候每天干活都非常累”薛啓亮説，“特別是幹翻沙工，要蹲在地上幹活，時間長了站起來時就兩眼直冒金星”。多虧了他從小在農村長大，吃慣了這個苦。

當時，來到農機廠工作的大學生多達上百人，其中也不乏北大、清華畢業的高材生。薛啓亮回憶説：“面對惡劣的環境和繁重的勞作，有些人感覺心理壓力很大，對前途失去了信心。但我沒有消沉，因為我相信：總有一天，奮鬥會讓我實現自身價值。所以，在那種動亂環境裏，我仍然沉下心來讀書。白天拼命幹活，晚上挑燈夜讀。我自修了文史哲經法各門學科，這些知識都是通過自學獲得的，也算是因禍得福吧。”

由於薛啓亮在農機廠表現不錯，不久，廠裏就把他調到子弟小學當了校長。後來又入了黨，到農機局五七大學當了教導主任，最後，還把他調到州農機局當科長。雖然工作在不斷變遷，但他卻一直沒有把書本丟下。就這樣，一直奮鬥到了1978年--國家恢復研究生考試的那一年。

1977年，國家恢復大學本科高考制度；1978年，國家又恢復研究生考試製度。這讓薛啓亮看到了希望，他決心參加研究生入學考試。在報志願的時候，他只填寫了兩個志願，一個是本省的最高學府--他的母校貴州大學，另一個是全國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由於他在工廠幹活的時候自學的專業比較多，此次報考研究生他沒有報自己大學時攻讀的歷史專業，而是報他最喜歡而又久已嚮往的北京大學外國哲學專業。有些人對他的選擇表示質疑：“你也太狂了吧，你不是學這個專業的，而且又不是北大畢業的，你能與北大學生競爭嗎？”但薛啓亮的回答是：“考大學時，沒能實現去北大的願望，我一直感到非常遺憾。現在有了這樣的機會，決不能放棄，我要考北大，一定要爭取實現到北大讀書的願望！”

雖然薛啓亮嘴上這樣説，但他心裏也深知，報考北大的確壓力重重。因為，全國共有上千人報考北大哲學專業，最終只錄取五個人，自己會成為那五位幸運兒中的一個嗎？對於這個問題，薛啓亮心中也沒有數。

沒過多久，這場決定薛啓亮一生命運的考試就開始了。薛啓亮日夜刻苦攻讀，為考試做了充分準備。

經過殘酷的競爭，薛啓亮終於脱穎而出，通過初試他順利地進入了複試的九個人之中。這是首戰告捷，可以説是一個重大勝利。但是隻有在複試中勝出，他才能夠最終實現自己的願望--去北京大學讀研究生，這無疑是一個更加嚴峻的考驗，是一場更加嚴酷的拼搏。薛啓亮至今還對當時前往北京大學參加複試的情形記憶猶新：“當時我沒錢買有座位的票，只好買了一張站票上了火車。好在我隨身還帶着一大包書，於是我就用書墊在屁股下面，權當座位。到了夜間，車上的旅客都睡覺了，我就從屁股下面一本接一本地把書抽出來，藉着車廂裏暗淡的燈光閲讀。那時候的火車走得很慢，從貴州到北京整整走了三天兩夜，我也就讀了三天兩夜的書。到了北京大學後稍事休息，第二天就參加考試。先是筆試，然後是口試，筆試順利考完，口試卻特別緊張。當時的口試是北大邀請了北京幾所重點院校的專家集體主考，本來連續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就很疲勞，再面臨這樣嚴肅的場面，心裏的緊張勁兒就甭提了！但我還是努力剋制自己緊張的心情，沉着應對，使自己的才智得到充分發揮，考試最終取得圓滿的成功，到此我心裏的緊張情緒才徹底放鬆。所有的考試都結束以後，我就跑到頤和園遊覽休息，由於太累太困，不知不覺間在一個長廊下睡着了，一直睡到晚上9點多，公園禁園查夜的員工見我在那裏睡覺，便把我叫醒，我急忙爬起來拎着包走出了頤和園。”

考試結束的第二天，薛啓亮買了火車票準備返回貴州老家。臨行前，他去看望了主考官、北大哲學系知名教授熊謙先生。熊先生對他説，你考得不錯，回去再好好準備一下第二外語。聽了這句話，薛啓亮感到有希望了。果然回到貴州後不久，便收到了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的錄取通知書。

作為中宣部原辦公廳主任、《黨建》雜誌總編，儘管已經從一線退了下來，但那顆從青年時代就立下的“尋找實現理想平台”的心，讓他更願意投身於公益事業，為老百姓更多地辦實事辦好事。他仍然兼了許多社會職務，就像他擔當北京大學首屆研究生會主席時為學生爭取正當權益那樣四處奔波，忙忙碌碌，熱情而不懈怠。這正如他所説的：“我讀書、奮鬥，就是為了尋找一個平台，創造一種條件，更好地為老百姓辦事。當你辦好一件事情，老百姓對你非常感激，你心裏也會感到坦然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