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超

薛元超兩歲喪父，九歲時襲封汾陰縣男（《薛震行狀》作六歲襲爵）。他善於文辭，成年後以門蔭入仕，擔任太子舍人。 ^[5]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唐高宗即位。薛元超作為東宮輔臣被擢拜為給事中，時年二十六歲。他多次上書朝廷，指陳時政得失，改任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 ^[6] 

永徽五年（654年），薛元超因母喪離職，丁憂守孝，但次年即被奪情起復，擔任黃門侍郎、太子左庶子。 ^[7] 

龍朔元年（661年），許敬宗進呈《東殿新書》。薛元超因修書有功，進爵汾陰縣侯。 ^[3]  後因病外放為饒州刺史。 ^[7] 

龍朔三年（663年），薛元超被拜為東台侍郎（即門下侍郎）。是年四月，右相李義府因罪被流放巂州（治今四川西昌）。薛元超上疏朝廷，請求給李義府馬匹代步，結果違背了“流人禁乘馬”的舊制，貶為簡州刺史。 ^[8] 

麟德元年（664年），西台侍郎上官儀為唐高宗起草廢后詔書，得罪武則天，被誣陷謀反，下獄處死。薛元超素與上官儀有文字之交，受到牽累，被罷官流放嶲州。 ^[9] 

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大赦天下。薛元超得以返回京師，出任正諫大夫。 ^[10] 

儀鳳元年（676年），薛元超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成為宰相。當時，唐高宗非常寵信薛元超，常將他召入宮中，讓他和諸王一同參與私宴。 ^[11]  是年十二月，薛元超被任命為河北道大使，巡撫河北。 ^[12] 

永隆元年（680年），術士明崇儼遇刺身亡。武則天懷疑是太子李賢指使，便命薛元超與裴炎、高智周一同到東宮審訊，結果在東宮搜出鎧甲數百具。李賢因此被定為謀反，廢為庶人。 ^[13]  不久，唐高宗改立英王李顯為皇太子。

永隆二年（681年），薛元超升任中書令，兼任太子左庶子。 ^[14] 

永淳元年（682年），唐高宗前往東都洛陽，命薛元超兼任户部尚書，留守長安，輔佐太子監國，並讓他全權處理關中政務。當時，唐高宗還打算到中嶽嵩山舉行封禪大典，特命薛元超起草封禪碑文。 ^[15] 

弘道元年（683年），薛元超患上風疾，不能言語。是年，唐高宗在洛陽駕崩。薛元超帶病前往洛陽奔喪，並上表乞骸骨，最終以金紫光祿大夫之職致仕。 ^[16] 

光宅元年（684年），薛元超病逝，時年六十二歲。 ^[2]  朝廷追贈他為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號文懿 ^[4]  ，並賜東園秘器，陪葬於乾陵。 ^[17] 

唐高宗到温泉宮狩獵，命諸蕃酋長隨從前往。薛元超時為宰相，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上疏極力勸諫。他道：“夷狄之輩，野心勃勃，隨從狩獵必然會攜帶弓箭，恐將不利於陛下的安全。” ^[18] 

太子李顯在留守長安監國，常出城射獵，以致懈怠政務。薛元超時為留守輔臣，直言勸諫道：“內苑之地，草木茂盛，險陡異常。殿下截擒飛鳥、追逐狡兔，若遭逢變故，如何應對？扈從户奴多是反賊餘孽、夷狄殘類出身，若心懷逆謀，殿下又如何防範？為人子者，不登高山，不臨深淵，就是為了遠離危險。殿下又怎能將自己置於險地呢。” ^[19] 

儀鳳三年（678年），吐蕃進犯唐境，李敬玄率軍征伐，大敗而回。唐高宗召羣臣問策，求以“御之之術”。給事中劉景先、皇甫文亮、楊思忠、中書舍人郭正一、劉禕之都建議謹守邊境。薛元超卻建議以守為攻，積極進取。他道：“敵不可縱，縱敵則邊患叢生，邊不可守，守邊則軍威衰竭。應該整頓士卒，一舉殲滅吐蕃。”其主張雖未馬上被高宗採納，但對唐朝制定禦敵策略產生了重要影響。不久，朝廷便任命黑齒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統一指揮對蕃戰事。 ^[20] 

薛元超是高宗朝的文壇領袖，楊炯稱其為“朝右文宗”，崔融也在墓誌中盛讚其文采、學識、詞令。學者陶敏認為，薛元超“曾領導並推動過唐代文學發展的歷史潮流”。 ^[21]  在初唐詩文革新運動中，王勃是主將。但薛元超以他文壇領袖的地位，推動掃除頹風的變革，其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22] 

薛元超十一歲便入弘文館學習，入仕後又兼任弘文館學士，有相當長的文館經歷。他積極參加宮廷的文學唱和活動，是太宗、高宗朝宮廷唱和的主要人物。 ^[23]  據崔融《墓誌銘》記載，太宗於玄武內殿夜宴，曾命薛元超詠燭，後又命賦《泛鷁金塘》詩。在當時同輩詩人中，聲名最盛者為上官儀和李義府。薛元超與他們關係密切，“詞瀚往復”。上官儀有《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薛舍人即是薛元超。薛元超完整留存的唯一詩作《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戀》可視作他早期詩作的代表，就是典型的應制唱和詩，詩中有當時盛行的“上官體”之風，可見他或多或少受到上官儀的影響。 ^{[21]  [24]} 

薛元超流貶蜀中十年，其間放曠詩酒，詩歌創作上頗有作為，著有《醉後集》。這部《醉後集》曾遠流國外，見於日人藤原佐世所編《日本國見在書目》。此集雖已散佚，無法深入探究文本面貌，但有學者對其蜀中詩風進行了推測。陶敏指出：“集中詩文具體內容雖不詳，但從集名和具體創作環境，可以推斷出這是一部抒發貶謫中苦悶和憤懣的作品，初唐詩歌從應制詠物轉向個人情志的抒寫，薛元超應該是一位開風氣之先的人物。”胡可先也推測其蜀中詩風當有較大轉變，指出：“這是薛元超在特定環境下對上官體詩風的超越，也是對初唐文學發展進程的推進。” ^{[21]  [25]} 

薛元超返回長安後，不但詩歌內容與作風發生了變化，而且成了詩歌革新的積極支持者。楊炯在《王勃集序》中談到王勃變革龍朔文風的情況時稱：“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亞。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長風一振，眾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這裏的薛令公，就是薛元超。薛元超是身居朝廷高位的文壇宗匠，折節下交王勃，推動了文壇風氣的變化。正是得到了薛元超的肯定，王勃和盧照鄰、楊炯等人的變革才能產生廣泛的影響，形成“積年綺碎，一朝清廓”、“後進之士，翕然景慕”的局面。 ^[21] 

薛元超文壇領袖的作用還充分表現在賞識和提拔人才方面。據清代學者王鳴盛統計，薛元超舉薦過的有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顧徹、沈伯儀、賀顗、顏強等。《唐會要》卷六十四“崇文館”條載，薛元超還舉薦楊炯為崇文館學士。另據新舊《唐書》列傳記載，經薛元超舉薦或讚譽提攜而做官的，還有徐彥伯、李嶠、李乂、田遊巖、員半千等人。後來，這些人很多都在文壇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20]  [21]} 

薛元超在貞觀年間曾以太子舍人的身份預修“貞觀八史”之一的《晉書》，並與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上官儀、崔行功、辛玄馭、劉胤之、李延壽、張文恭一同“分功撰錄”，負責《晉書》的基本撰寫工作。 ^[26] 

薛元超深受其父薛收影響，對易學深有研究，流貶蜀中期間“耽味《易》象”。他去世後，“以高宗敕書一軸，孝子忠臣傳兩卷，周易一部，明鏡一匣送終焉。”薛元超不但擅長文學，對史學亦有研究，而獨以《周易》一書陪葬，可見對《周易》的情有獨鍾。另外，據學者宋德熹推測，《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甲部經錄著錄的薛仁貴撰《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的記載，當是錄入有誤，實際作者當為薛元超。 ^[23] 

薛元超精通佛典，曾與于志寧、許敬宗、來濟、杜正倫、李義府等人一同協助玄奘整理已譯佛經。 ^[27] 

薛元超幼年時，曾隨同郡名士韓文汪學習《左傳》。他讀到“天王狩河陽”一節，丟下手中的書，長嘆道：“周朝難道沒有良相嗎？怎能讓天子屈尊去會見諸侯呢，這實在是大失體統。”韓文汪驚異不已。 ^[28] 

薛元超每當讀到歷史上忠臣孝子的傳記，都會心懷感慨，流涕不已。他常認為帝舜不是孝子，朱雲並非忠臣。這很不符合當時的傳統觀念，時人都非議不止。薛元超解釋道：“世上豈有傳揚君父的過錯，卻反被稱為忠孝的道理？” ^[29] 

中書省官衙內有一塊磐石，薛元超的祖父薛道衡擔任中書侍郎時，經常趴在磐石上草擬制書。後來薛元超每次看到這塊磐石，都會想到祖父，流涕不止。 ^[30] 

薛元超早年便是唐高宗的東宮輔臣，與高宗君臣相知三十餘年。高宗晚年曾非常感慨地對薛元超道：“我們都還年經力壯之時，便已是君臣。如今歲月倏忽，三十多年過去，我們都已老了。昔日賢臣良將，如今都已不在，只有你我二人還能白首相見。遍觀史籍，君臣之間能夠共終白首的又有多少人呢。” ^[31] 

薛元超晚年曾自述平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沒能參加科舉以進士及第，二是未能娶山東五姓的女子為妻，三是不能參與編修國史。 ^[32]  在後世，“元超三恨”被視為科舉制度與門閥觀念影響於政治與世風的典型材料。 ^[33] 

李淵：不見婕妤侄數日，便謂社稷不安。 ^[34] 

李世民：元超父事我，雅杖名節，我令元超事汝，汝宜重之。

李治：① 使卿長在中書，一夔足矣。② 朕之留卿，若去一目，若斷一臂。③ 覽卿疏，若暗室而照天光，臨明鏡而睹萬象。 ^[34] 

楊炯：① 公含天地之間氣，依日月之末光，能備九德，兼資百行，探賾索隱，極深研幾。齠齔之際，羞言霸道；詞賦之間，已成王佐。……公地藉膏腴，姻連戚里。鼎湖長往，拜卿子而為郎；金榜洞開，徵列侯而尚主。遂乃彈冠筮仕，策名委質。叩天門於畫闕，攀鳳翼於紫宸。凡升右轄者一年，居外台者兩郡，四遷門下，二入中書，申能燮理我陰陽，經緯我天地，鹽梅我寶鼎，梁楝我宸極，理百官而察萬人，平邦國而和上下。借如風后、天老，左右軒皇，蕭何、曹參，謀猷漢室，未有一心事主四十餘年。參兩宮而出入，歷三台而陟降。合其道也，大壑縱其鯤鵬；遇其時也，名山出其□雨。功成輔弼，德邁幾深。……以王佐之才，逢太平之會。撫綏萬國，康濟兆人。力牧輔軒皇，未為盡善；皋陶佐大禹，猶有慚德。名遂身退，生榮死哀。羽父之請魯君，抑惟舊典；衞侯之諡文子，庶幾前列。（《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② 公含純德而載誕兮，稟元精而秀出。備百行而立身兮，半千年而委質。屬天地之貞觀兮，逢聖人之得一。若夔龍稷契之寅亮舜朝兮，若蕭曹魏丙之謀猷漢室。懸大名於宇宙兮，立大勳於輔弼，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若夫家傳寶鼎，地闢金溝。文則屬詞而比事兮，學則八索而九邱，入則東藩之上相兮，出則南面之諸侯。唯盡善兮未善，固雖休而勿休。既知退而知進兮，亦能剛而能柔。大才則九功惟敍兮，大知則萬物潛周。崇德廣業兮，樂天知命而不憂。拊循兮弱齡，叨襲兮簪纓。公夕拜之時也。既齒跡於渠閣；公春華之日也，又陪遊於層城。參兩宮而承顧盼兮，歷二紀而洽恩榮。郭有道之青目兮，蔡中郎之下迎。倏焉今古，非復平生。無德不報兮，願摩頂而至足。有生必死兮，空飲恨而吞聲。天慘慘兮氣冥冥，月窮紀兮日上丁。藉白茅兮無咎，和黍稷兮非馨。（《祭汾陰公文》） ^[34] 

崔融：唯公享陰德，承大名，漸之者甘露醴泉，訓之者輜車乘馬。杜稱武庫，積慶高於五唯；崔號文宗，宏材掩於三代。天下人謂公為地矣。唯公秀眉目，偉鬚髯，長七尺四寸，神明如也。定容止，齊顏色，龍章鳳姿，瑤林瓊樹，皎若開雲而望月，廓若披霧而觀山，天下之人謂公為貌矣。唯公神韻蕭灑，天才磊落，陳琳許其大巫，阮籍稱其王佐。立辭比事，潤色太平之業；述禮正樂，歌詠先王之道。擅一時之羽儀，光百代之宗匠，天下之人謂公為文矣。唯公下帷帳，列縑緗，覃思研精，該通博極。三皇五帝之墳典，指於掌內；四海九州之圖籍，忝若胸中。獻替王公之言，謀猷廟堂之議，天下之人謂公為學矣。唯公鳥有鳳，魚有鯤，陂澄萬頃，壁立千仞，窮達不易其心，喜愠不形其色，山納海受，物疏道親，天下之人謂公為量矣。唯公善詞令，美聲姿，莫見旗鼓，自聞琴瑟，苟非利社稷，安國家，感神明，動天地，則未嘗論人物，辯是非，天下之人謂公為言矣。唯公備九德，兼百行，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始於事親，捧檄而幹祿；中於事君，懸車而謝病；終於立身，既沒而不朽。天下之人謂公為賢矣。唯公居守太子，有相國之任；會計羣吏，有冢宰之；澄清天下，有使臣之譽；弼諧君上，有諫臣之名；平獄稱允，有於公之斷；舉才得宜，有山公之啓；天規地典，有力牧之用；君歌臣誠，有咎鯀之德；運動兵略，其當週之太公乎？考政事，其當軒之天老乎？夢公形象，其當殷之傅説乎？得卿一足，其當堯之後夔乎？天下之人謂公為相矣。（《大唐故中書令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薛公墓誌銘》）

劉昫：①元超既擅文辭，兼好引寒俊，由是時論稱美。②元超藉父風望，弼亮宏略，諒非其罪，而再遷流。及登大任，益有嘉謀，汲引多才，以隆弘納，其感恩之重，時其聞諸？有始有卒，其殆庶幾乎！ ^[35] 

範浚：唐薛元超為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

王夫之：若宇文節、柳奭、崔敦禮、辛茂將、許圉師、竇德玄、樂彥瑋、孫處約、姜恪、閻立本、陸敦信、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郝處俊、來恆、薛元超、高智周、張大安、崔知温、王德真、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者，皆節不足以守管庫，才不足以理下邑，或循次而升，或一言而合，或趨歧徑而詭遇，競相踵以贊天工。 ^[36] 

薛元超著有文集三十卷（《舊唐書》本傳作四十卷）、《醉後集》三卷。 ^{[34-35]  [37]} 

《全唐詩》收錄有其詩一首：《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戀》。 ^[38] 

《全唐文》收錄有其文四篇：《請停春殺高敦禮表》、《諫蕃官仗內射生疏》、《諫皇太子箋》、《孝敬皇帝哀冊文》。 ^[39] 

根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薛元超出身於河東薛氏，是蜀漢蜀郡太守薛永的後裔。薛永之子薛齊因蜀亡率宗族五千户降魏，遷至河東汾陰。長子薛懿生有三子，號為三祖，其中幼子薛興為“西祖”。 ^[40]  薛興四世孫薛謹，仕北魏為內都坐大官，五子分為五房。第三子薛瑚（薛破胡），其子孫號為西祖第三房。薛瑚之孫薛孝通，官至北魏中書侍郎。 ^[1] 

_{表格參考資料：} ^[1] 

姑母：薛婕妤，唐高祖妃嬪，高宗時封河東郡夫人，後因與上官儀有書信來往，被削去邑號，幽禁於靜安宮。 ^[41-42] 

妻子：李氏，巢王李元吉之女，封和靜縣主。 ^[43] 

關於薛元超的去世時間，史籍主要有兩種記載：

1、弘道元年（683年）：持此説的主要有《舊唐書·薛元超傳》。 ^[44] 

2、光宅元年十二月（685年1月）：持此説的主要有《舊唐書·則天本紀》、《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楊炯撰）、《大唐故中書令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薛公墓誌銘》（崔融撰）。 ^{[17]  [45-46]} 

《舊唐書·卷七十三·列傳第二十三》 ^[35] 

《新唐書·卷九十八·列傳第二十三》 ^[47] 

2011年內地電視劇《武則天秘史》中，由趙子萬飾演薛元超。他在第41集審理李賢謀反案時，與高智周一同出場，只有一個鏡頭。

薛元超墓位於陝西省乾縣，在乾陵博物館東南約700米處，距乾陵三公里，是乾陵十七座陪葬墓之一，於1972年發掘，出土有墓誌一合。墓誌質地為石灰岩，長寬各84.5釐米，厚15釐米；志蓋呈盝頂，刻有篆書“大唐故中書令贈光祿大夫秦州都督薛公墓誌銘”二十字；志文為陰刻正楷，共57行，每行57個字，實刻3249字，字行間有陰線相隔，由崔融撰文，曜駱縯書序，顏俊書銘。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