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傳道

1934年（民國23年）夏畢業於虹橋塘灣小學，考入上海吳淞中學，連年獲獎學金。

1937年夏初中畢業，投考南京國立中央工業專科學校，進入土木科第一班。入學不及半年，日軍侵佔上海，直逼南京，學校西遷，師生同乘民船至四川萬縣鄉間。流離顛沛，其志益盛，在二年級實習留影照片背面題“感國難正殷，來日建設任重，加鞭礪進，尤以工作益（精）是圖也”以策勵。1940年，隨校遷重慶，生活更為窘苦，考入西康技藝專科學校，仍攻土木，半工半讀。不久，經濟來源完全斷絕，被迫休學，赴滇參加滇緬公路修建，後又去貴州農工學院謀職。

1942年，考入重慶上海交通大學土木系。在西康技專時，傳道邀集同學王繼良等以“互相砥礪學術”、“互以革命救國相淬礪”為宗旨，發起組織“活力社”。轉入交通大學後，又在校內外發展數十名社員，傳道當選為理事會負責人之一。為實現“實業救國”、“教育救國”，還出版刊物，開辦學校、農場、工廠，成立建築公司，但每每碰壁，未有成效。

1944年底，日軍進逼四川，國民政府動員10萬知識青年從軍抗日，傳道慨然投筆。於1945年1月加入青年軍201師工兵營任班長。

1945年秋，回母校中央工校任教。不久，兼任校長秘書。熱情支持學生正義行動，並在自己主編的《中工半月刊》上指名斥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深得師生信任。

1946年夏，被校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推選參加三青團中央在廬山舉辦的夏令營和全國代表大會。在夏令營，慷慨陳詞，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力主革新，獲得青年們的擁護。在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三青團全國候補監察干事。

1947年，三青團與國民黨合併，成為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

此後，目睹國民黨內幕，更感苦悶，始向進步勢力靠攏，投身愛國民主運動，經常與解放區的好友秘密通信，參加“讀書會”閲讀進步書刊和報道解放區情況的油印刊物，思想覺悟又有提高。1948年7月，當妻子商育辛回嵊縣老家，尋找失去聯繫的中國共產黨組織關係時，。對妻子説：“你放心，我決不會走與你相反的政治道路。”

1949年春，為聲援重慶大學、中央工校等校教授罷教，重慶爆發“四·一二”愛國學生運動。運動中，傳道始終站在鬥爭前列，以教授會代表、校長秘書、校刊主編的身份，深入學生班代表會和進步社團中活動。並撰寫聯繫實際的文章，在3月1日和4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長篇社論《尋求新的教育思潮》和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三民主義的教育同三民主義的政治一樣，由於中國國民黨的逐漸被舊的封建性的勢力所腐化而日益走上了叛變革命的反動方向”。接着，又根據自己多年主張“教育救國”的痛苦教訓，回答“當前中國教育的出路在哪裏”的問題，認為“中國整個社會有了出路，中國教育才會有出路”，“中國社會的出路必然是在工農勞苦大眾和進步知識分子結合下曲折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道路已經明顯地擺在我們面前”。由此，國民黨當局對他頗為忌恨。

1949年5月25日，傳道被指控為“共產分子”嫌疑，被重慶衞戍總司令部稽查處逮捕。獄方以釋放為條件，誘使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傳道嚴詞拒絕。7月初，作為重犯被轉押渣滓洞監獄囚禁。21日，《中央日報》刊出“中央社”消息：“中央候補監察委員薛傳道在重慶組織‘活力社重慶分社’，從事反文化活動，參加共產，鼓動學潮……決議薛傳道永遠開除黨籍”。囚繫中，傳道對難友體貼關心，熱情為大家服務，家中送來罐頭食品分給難友同食，為被折磨而死的難友主持喪儀。

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軍進入重慶前兩天，傳道犧牲於渣滓洞大屠殺。重慶解放後，親友們收殮傳道血肉焦糊的遺骸時，找到了他的金屬眼鏡框和襯衣殘片。

1983年，經反覆調查審定，確認薛傳道是一位從舊營壘中衝殺出來的堅強革命戰士，追認為革命烈士。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