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條經濟學的迴歸

《蕭條經濟學的迴歸》共分為九章，在前言中作者把東南亞金融危機這一事件稱為“大衰退”；第一章簡要地説明資本主義自蘇聯解體以來取得的勝利，並指出其最大的敵人是戰爭與蕭條；第二章説明了戰後特別是20世紀60、70年代後亞洲經濟的快速增長；第三至五章分別介紹墨西哥、日本、東南亞等金融危機的情況並説明其中的一些原因；第六、七章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對沖基金對金融危機的影響；第八章作了簡要的預測；第九章則對蕭條經濟學的迴歸作了歸納和總結。 ^[1] 

20世紀90年代以後，世界經濟開始回暖，失業率連年下降，股市屢創新高，人們正在告別衰退。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亞洲金融危機到來，使全球經濟再一次遭遇嚴重的打擊。人們有了新的疑問：市場經濟為什麼會如此陰晴無常？傳統的需求管理，到底還是否有效？ ^[7]  《蕭條經濟學的迴歸》是克魯格曼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寫成的，目的在於幫助人們尋找危機的原因和新的預防措施。 ^[6] 

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現有的生產能力，越來越成為世界大部分地區通向繁榮的障礙。長期以來，人們研究經濟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技術進步和長期發展上，無可否認，這個問題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但在短期內現實世界正經歷着一次又一次的危機，而這一切都涉及到需求不足這一問題。從理論上講，如果工資和價格水平下降的幅度大於失業增加的幅度，總需求不足的矛盾就可以自行治癒，但是工資和價格不能靈活地向下調整（即向下粘性），因而這時庇古效應（價格水平的下降不僅會通過降低利率而刺激私人投資，而且會增加私人財富的實際價值，從而直接增加消費者支出）就難以實現，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現有經濟的生產能力已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克魯格曼指出：在一個受到需求不足持續威脅的世界裏，自由市場體制是難以永遠生存下去的，儘管人們已經享受到了自由市場的所有好處。因此在經濟發展條件已經改變的情況下，人們沒有必要再去堅持自由市場政策。而應採取一定的政府幹預，這不等於這個經濟實體會成為一個經濟保護主義者，相反。這隻意味着政府在尋找新的方法，令自己或多或少地恢復充分就業的狀態。

克魯格曼在該書中狠狠地批判“後遺症理論”，即衰退是應受的懲罰，是對過去行為不可逃避的懲罰，克魯格曼認為這種觀點是完全的謬論，那種認為過去的錯誤投資需要由今天誠懇的工人來承擔失業的代價、需要讓今天物有所值的工廠閒置”的觀點是極其錯誤的；與此相類似的，克魯格曼認為只有解決地區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才能使經濟得以恢復的看法也難以站得住腳。克魯格曼指出：所有人都有結構性問題，人們應該能想像到，是繁榮，而不是蕭條才是治癒這些結構性問題的最佳環境。

克魯格曼指出，為避免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即由於利率達到一個極低的水平之後，人們預期它不可能進一步降低，為避免將來因利率上升導致的債券貶值，人們願意持有任何新增的貨幣餘額）中，最好的預防措施是，在乘數情況還好的時候，不要讓通貨膨脹降到太低的水平：要將通貨膨脹的目標設在至少2%，以便在需要時將利率降到零時，真實利率可以達到負2%的水平。基於這種觀點，克魯格曼指出如果真的發生經濟危機，辦法就是毫不猶豫地大幅度降低利率。

克魯格曼認為，政府在使用政策時不能有虛榮心理，比如巴西為成為“第一流”國家而盲目地讓資本自由流動，最終只會自食其果；同時也不能帶有偏見，不分具體情況就認為外匯管制只會使經濟扭曲和產生腐敗，過分追求價格的穩定和貨幣的可兑換性；也未能重新評價通貨膨脹。因此克魯格曼指出，那些盤踞在人們頭腦中的過時的教條已成為通往世界繁榮的重大障礙，適時地去除這些教條，根據具體的經濟情況，選擇一些重大經濟政策——貨幣貶值或外匯管制，將不僅是該國的利益，也是投資者的利益。 ^[1] 

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1953年2月28日），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是自由經濟學派的新生代，理論研究領域是貿易模式和區域經濟活動。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教授。1991年獲克拉克經濟學獎，200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現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經濟學教授。克魯格曼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他創建的新國際貿易理論，分析解釋了收入增長和不完善競爭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