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揚

蕭揚（1913—1944），又作肖楊，原名楊樹義，字務滋。山西永濟人。 ^[2]  生於農民家庭。1931年，山西省、立第二中學畢業後，考人太原國民師範學校。參加衝國民黨省黨部的太原學生運動。1932年，參加太原學生組織的“請願團”，赴洛陽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1934年，從北京宏達學院轉人北京大學經濟系就讀。加入黨的外圍組織“社會科學家聯盟”，主辦《永生》旬刊。1935年冬，參加“一二九”北平學生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北京市委秘書，1937年“七七”事變後，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彭真的秘書。後任組織部幹事。1938年2月，到中陽、離石、石樓一帶開闢工作，任中離特委書記，兼任遊擊第二大隊政治委員。1939年1月去延安。1943年，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秘書長、宣傳部副部長、調研室主任。1944年，兼任黨校副校長。在生產自救運動中，帶病堅持開荒，同年2月10日，因病逝世。 ^[4] 

根據武尚仁回憶：

我在太原參加戰總會後，曾向南漢宸部長談過入黨的願望。其後在岢嵐縣城一二〇師師部經過關嚮應政治委員的談話。我到離石後，由遊擊支隊第二大隊隊長李明通知我，黨組織接納我為單線聯繫的特別黨員，除與李明一人聯繫之外，不與任何人發生關係。不久，改由肖楊（化名，原作蕭揚，即小楊之意。現在見很多人寫的資料，都作肖楊，不知是他自己後來改的，還是別人因為簡便，誤將“蕭”簡化為“肖”的。為免歧誤，姑從眾。）聯繫。肖楊原名楊樹義，晉南虞鄉(今永濟縣人，抗戰前在北京大學學經濟，同我在“一二九運動”中相熟識。他此時是以公開的八路軍身份，帶着八路軍的臂章在中陽、離石和石樓地區活動。他們有個游擊隊，隊部常駐柳林附邁的沙曲(村)，以游擊隊的名義掩護黨委工作。肖楊以北平同學的關係，通常每月來看我一次，同我講一些各地抗戰工作的情況和黨的一些指示。晚間便住在西坡犧盟會。他來時常給我帶點書報來，我看到毛主席著的《論持久戰》，便是他給帶來的。我們之間可説無話不談。我和肖楊的私人感情也很好，每次見面只覺時間短，但他作為中離特委的負責人和我的直接聯繫人，關於他和黨在中離地區的活動情況，除了他講給我的，我從來不多問，他也不多説。許多事也不必説。 ^[3] 

肖楊對我沒有提出過什麼要完成的任務，只提到他們的游擊隊缺少菜金，要我幫他們解決一點，當時縣政府就是點編制人員的薪俸和為數不多的一點公雜費，沒有其他事業費用，實在無處開支，只好以縣政府公雜費不足為辭，在特務隊，後來在公安局頂補幾個空額，不足時再從公雜費中添補一點，每月湊夠一個數目——大約是一百元，也不會再多，在肖揚每次來時交他帶走。這點錢現在看來微不足道，當時物價便宜，也還不失為小補。肖揚完全能理解我，他也知道我沒有多少辦法，對我的忠心表示滿意。我自己則覺得做了一件經不住檢查的事。唯一的自慰是我把它貢獻給黨和抗戰了。 ^[3] 

有幾次，戰總會在專區南五縣(中陽、石樓、孝義、介休，還有平遙或汾陽為第四專署所轄之南五縣，設南五縣辦事處，主任楊自秀)吸收了一些青年幹部．經離石北上到戰總會，南漢宸部長事先給我電報，囑我借給(實際是支給)他們到岢嵐的盤費，並派差給他們運送行李。我都給予滿意的解決。我是從戰總會出來的，總戰會的事就是我的事。

當時在離石活動的還有趙守攻。他原名趙守恭，崞縣(今原平)人，同肖楊是北京大學同學，同中陽縣長張國權既是同鄉，又是同學。他的公開科務在中陽縣。大概在我到任之後的幾個月，他開始從中陽到離石活動。他在犧盟會待上幾天，有時還到各區看看，便又回了中陽，行蹤無定。肖楊囑我在工作上給他以方便，我領會這個意思，便給他個縣政府秘書的名義，不支薪，不辦公。當時離石縣政府的編制也沒有專職秘書。趙守攻有了這個名義，成了我的食客．不但在縣政府同科長們混得很熟，而且到區村時受到幹部的尊敬，互作上有許多方便。對區村幹部間的一些矛盾，可作有利於進步方面的解決。不過我也擔心會有什麼差錯。曾幾次提醒他遇事注意不要過了頭。他也常給我反映一些情況和問題，撮然我們有時意見不盡相同，有事還是可以商量在一起的。但我們從未談到過組織關係。他沒有向我透露過他的組織，身份和知道我的組織關係。近年看到有些資料説趙守攻把我發展為黨員，其實我同他並未發生組織關係。 ^[3] 

1939年9月初，據説因當地駐軍反映我供應軍糧不力，和境內有八路軍的游擊隊活動，山西省政府委派第七十一師的一個軍法官戚振華接了我的事。調我到秋林任山西省行政幹部訓練所政治處主任。(秦豐川任該所教育長，杜心源任教務處主任)。不久，又調換了中陽縣長張國權。這顯然是閻錫山對我兩人有懷疑。肖楊曾到秋林聯繫一次，後因行政幹部訓練所駐址屢次遷徒，未得再見。抗戰勝利後，聽説他在陝北病故，我為失去一個知交，也為黨失去一個傑出的人才而悲痛，經久不能忘懷。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