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禮鴻

蔣禮鴻少年就讀於嘉興秀州中學，畢業後保送之江大學（杭州大學之前身），受業於夏承燾、鍾泰、徐益修諸先生。1939年畢業後，先後在之江大學國文系、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和文學院中文系、浙江師範學院中文系、杭州大學中文系任教。

蔣禮鴻精通文字、訓詁、音韻、目錄、校勘之學，擅長俗語詞研究、古書校釋和辭書編纂，尤其在敦煌語言學和近代漢語詞彙的研究中佔有突出的地位，享譽海內外。

1945年，蔣禮鴻時年29歲，即撰寫了《商君書錐指》一書，在語言文字研究方面嶄露頭角。此書不泥古人或時賢之説，在校勘中多發己之新見，其中不乏對商鞅研究的真知灼見。此書獲前教育部學術三等獎，並於1986年被收入《新編諸子集成》，説明41年後它仍代表了商君書研究的最高水平。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是蔣禮鴻在學術上最重要的代表作，是一部考釋敦煌變文中詞語的專著。此書於1959年初版後，36年間，蔣禮鴻鍥而不捨，六次補訂，從區區5.7萬字增補到42萬字，表現了一個學者可貴的探索和獻身精神。他著此書的方法是先從幾百種文獻中蒐集大量的語言材料，然後進行客觀的分析歸納，並把訓詁和校勘結合起來。橫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語言，縱的方面是聯繫起各個時代的語言來看它們的繼承、發展和異同。由於使用這些方法，取得的成績十分可觀，不但有助於讀者讀懂變文，而且可以讀通其他同時期的文學作品。其中用縱和橫的比較研究抽繹出來的詞義更令人信服。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初版後即博得國內學術界的肯定，在國外也引起很大的反響。它的出版解決了敦煌變文閲讀中的諸多困難，推動了敦煌學在世界範圍內的研究，成為每個敦煌學研究學者的案頭必備之書，被日本學者稱之為“研究中國戲曲小説之津樑”，其他學者也把它列為“中國近年來研究敦煌語學的重要成果”。同時，此書也為訓詁學的發展和漢語詞彙研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此書獲得代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最高榮譽的吳玉章學術一等獎、首屆全國古籍整理優秀圖書獎、首屆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

《義府續貂》（中華書局，1981年）是他的另一部考釋文字音義的專著。該書共有242個條目，收語詞337個，比較有意識地從語言的角度探討了詞義和詞源。書中對詞義的考釋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有對詞語隱僻義的詮釋，有用聲近義通的原則對同一語詞的異形的説明，有對同形詞從意義、語源角度的分析，有對方言俗語的語源探尋，有對語義引申和文字假借的論述，也有對語義流變及語義的來由的考求等。

蔣禮鴻著作宏富，除《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義府續貂》以外，還發表了《懷任齋文集》《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古漢語通論》（與任銘善教授合著）、《類篇考索》《目錄學與工具書》《咬文嚼字》和數百篇論文。蔣禮鴻畢生以學術研究、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為己任，直到去世前還不斷著書立説，尚有《史記校詁》《康熙字典糾謬》兩部論著沒有完成。

解放後，蔣禮鴻長期從事大型語文辭書的編纂工作，參加了《辭海》和《漢語大詞典》的編纂工作。他寫有《辭書三議》（《杭州大學學報》1977年第2期）、《辭書涉議二題》（《杭州大學學報》1978年第3期）、《説“通”》（《辭書研究》1980年第1期）等論文，提出“會通、逸義、辨正”的編纂原則，獲得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的贊同（認為“所提三點乃大詞典成敗所繫”）。蔣禮鴻作為兩部辭書的編纂領導，不但在理論上把握方向，而且身體力行，編寫了大量高質量的辭書條目，為這兩部辭書的出版嘔心瀝血，付出了辛勤勞動。這兩部辭書已分別獲得上海市社會科學特等獎和首屆國家圖書獎。《漢語大詞典》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20世紀大型工具書之一。此外，他還帶領五位博士弟子主編出版了反映敦煌語言學研究最新成果的《敦煌文獻語言詞典》。

蔣禮鴻在57年的從教生涯中，處處以自身良好的道德修養影響和教育後學。他淡泊名利、生活簡樸，重視培養學生嚴謹、踏實、實事求是、鍥而不捨的學風，教育學生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誨人孜孜不倦。蔣禮鴻去世後將遺體捐獻給醫學科研事業，開杭州大學風氣之先。為了紀念這位受人尊敬的著名學者，使他的崇高精神和治學思想進一步發揚光大，杭州大學編印了蔣禮鴻教授紀念文集——《書魂》。2001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蔣禮鴻集》，收錄蔣禮鴻先生所撰各種專著、論文及詩詞。2002年，浙江大學舉行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紀念會，並編輯出版了《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以緬懷這三位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