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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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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智由(1865年-1929年8月),原名國亮,字觀雲、星儕、心齋,號因明子,浙江諸暨紫東鄉滸山村(今屬諸暨店口鎮朱家站村)人。 [21]  清末民國政治思想家、詩人。
蔣智由早年就讀於杭州紫陽學院,能詩善文,工書法。甲午戰爭後,力言變法。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與蔡元培等在上海建立中國教育會,參加光復會,任愛國女校經理。旋即渡海赴日本。曾參加《新民叢報》的編輯工作,任《新民叢報》主編,發表《中國興亡問題論》等評論和雜文,頗為時人所重。又曾擔任《浙江潮》編輯,後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和梁啓超發起組織政聞社,鼓吹君主立憲,反對同盟會的革命主張。 [18]  晚年寓居上海,思想愈趨保守。 [20]  民國十八年(1929年)8月,蔣智由卒於上海寓所。 [4] 
蔣智由早期的詩歌表達了對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憂慮,流露出一種拯時救世的急切心情。他的一些詩用通俗的語言,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呼籲變革,期望祖國的復興強盛,豪宕恣肆,富有朝氣。在衝擊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體系上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晚年自定詩稿,盡刪早期的新派詩,詩作也轉向守舊。 [3]  [20] 
本    名
蔣智由
別    名
蔣國亮
觀雲、星儕、心齋
因明子
所處時代
清末民國
出生地
浙江諸暨紫東鄉滸山村
出生日期
1865年
逝世日期
1929年8月
主要作品
《居東集》《蔣觀雲先生遺詩》《去國吟詩輯》

蔣智由人物生平

蔣智由早年經歷

清同治四年(1865年)農曆十一月初八,蔣智由出生於浙江諸暨紫東滸山村(現為店口鎮朱家站村)。 [2] 
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右,蔣智由就讀於滸山村私塾,受教於潘文溶先生門下。 [2] 
同治十四年(1875年)左右,蔣智由徒步六十華里,赴紹興購《資治通鑑》。 [2] 
光緒二年(1876年),蔣智由赴杭州紫陽學院就讀。 [2] 
光緒六年(1880年),蔣智由娶同鄉店口朱家巉三官公長女朱氏為妻。 [2] 
光緒十八年(1892年),蔣智由父親蔣春梅因病去世,蔣智由輾轉浙江各地,最後在德清武康上柏村選中一塊墓地,遷了雙親墓。 [2] 

蔣智由文壇揚名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受浙江平陽詩友宋恕的推薦,蔣智由到天津育才館擔任漢文教習,傳授新學,並與擔任總教習的夏曾佑相識。 [2]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秋,蔣智由以廩貢生的身份參加順天光緒丁酉科鄉試,考中舉人,授山東曲阜知縣,因響應康有為、梁啓超維新未赴任。同年,創立“北學堂”,牽頭彙編《時務通考》(成為近代中國第一部百科叢書年)。 [2]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春,蔣智由南下諸暨故里省親。同年,他的詩首次刊登於《清議報》,在第三十三期的“詩文辭隨錄”一欄刊發《觀世》詩,筆名“因明子”。 [2]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蔣智由受南潯潯溪書院山長湯壽潛邀請,任教於南潯書院。5月,為避津門之亂,離開天津育才館南歸上海。同年,梁啓超提倡“詩界革命”,蔣智由成為主力軍之一,被梁啓超稱為“詩界三傑”之一。 [2]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春,由諸暨同鄉趙祖德出資,蔣智由與趙祖德共同籌辦《選報》,蔣智由任主編。11月11日,《選報》正式創刊,在上海開辦“珠樹園譯書處”,專門編譯西著。 [2] 

蔣智由留學日本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4月20日,與蔡元培、黃宗仰葉瀚林獬等人議定、發起中國教育會。 [2]  同年秋,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海上觀雲集初編》,書中收入了蔣智由介紹進化論、人類學、社會學、民俗學觀點的文章。 [5]  秋冬間,在上海正式成立革命團體——中國教育會。11月23日,與蔡元培、陳範、黃宗仰等人在上海登賢裏開設愛國女校,成為中國首座近代女校,蔣智由任愛國女校經理。年末,結識並與梁啓超訂交,受其邀請出任《新民叢報》編輯並撰稿。 [6]  同年冬,留學日本,任《浙江潮》編輯。 [4]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2月,梁啓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遊歷歐州諸國,蔣智由受任擔綱《新民叢報》主編及相關編務工作。同年,在《新民叢報》第三十六號上發表《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一文,成為率先引入“神話”學術理論第一人,是民俗學上的一個里程碑。 [4] 
光緒三十年(1904年),蔣智由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中國人種考》一文,第一次提出“人種學”概念。 [4]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5月,蔣智由完成並出版《蔣著修身教科書》,該書成為現代倫理精神啓蒙的重要教科書籍。同年,結集出版其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光緒三十年(1904年)間連載於《新民叢報》的同題論文集《中國人種考》,提出了“物競天擇”進化論核心,開拓了中國人類學研究視野。 [4]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2月,蔣智由完成《中學自身》一書的編寫。8月,在日本東京與梁啓超組建政聞社,支持君主立憲。10月,回國在上海創辦政聞社機關報《政論》月刊,並出任《政論》社主編。11月22日,與梁啓超等人在日本東京神田區錦輝館組織召開政聞社成立大會。 [4]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2月,政聞社本部遷往上海,《政論》報也隨之遷回。8月13日,政聞社被清政府查禁,《政論》也隨之停刊,總共只出了七期。 [4] 
宣統二年(1910年),蔣智由出版詩集《居東集》,收錄了其1906—1909年間創作的一百三十篇詩作。 [4] 
宣統三年(1911年),蔣智由結束長達九年的留學生活,回國居於上海,在山東巡撫孫寶琦屬下當幕僚。 [4] 
民國元年(1912年),蔣智由回故鄉諸暨省親,登門看望了同鄉晚輩蔣瑞藻 [4] 
民國六年(1917年),蔣智由在日本東京出版了《去國吟詩輯》一卷,由其日本友人中井木菟麿代為付梓。此後,蔣智由曾短暫在北京大學史學門(後改為史學系)任教,講授經濟史。 [17] 
民國八年(1919年)9月,在蔡元培辭任北大校長後,蔣智由嚴詞拒絕教育部讓其接任北大校長的任命, [17]  並在9月4日的《時事新報》上發表《入山明志》啓事,表明堅辭不就的決心。 [4] 

蔣智由寓居上海

民國九年(1920年),蔣智由開始寓居上海,退居書齋、潛心學術、作山水遊。 [4] 
民國十年(1921年),諸暨東安潘氏再次續修宗譜,蔣智由應潘文震之孫潘景沂懇請,作《潘雨辰先生傳》,錄入譜中。此文後由蔣文藻編入《新古文辭類綦稿本》。 [4] 
民國十八年(1929年)8月,蔣智由卒於上海寓所。 [4] 

蔣智由主要影響

蔣智由政治思想

蔣智由作為晚清民國時期活躍度較高的政治思想家,在近代民主革命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在長期的政治宣傳、實踐、著書立説過程中,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政治思想體系。 [14] 
一、民族主義思想
民族主義思想是蔣智由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相較於同時代其他政治思想家關於民族主義的觀點,蔣智由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將民族主義與近代的愛國主義和國家主義聯繫在一起,以民俗學為載體來闡釋民族主義的觀點。 [14] 
(一)對民族概念的釋義
蔣智由主要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定義“民族”的概念,他認為:“夫民族之義,本於共同之血統,而又有共同之土地,數千年來沿其利害相同、榮辱相同、休慼相同之事,而其間又有共同習慣之語言、文字與夫教化、制度、風俗以聯絡之。”並將“國家”與“民族”的關係解釋為:“民族者,一種族之稱;而國家或兼合數民族而成。”簡單而要的闡明瞭“民族”與“國家”的關係,即國家由民族構成。將“民族”與“國家”聯繫在一起,是當時救亡圖存大環境的體現。蔣智由等人對“民族”“國家”的論述對當時普遍缺乏“國家”“民族”觀念的中國民眾來説無疑起到了思想啓蒙的作用。 [14] 
(二)民族愛國主義思想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為近代中國兩大主要思潮,而在鴉片戰爭以前,“國”與“民”這兩個概念在中國卻是分離的。因此,如何將“愛國”與“愛民族”結合起來是當時知識分子函待解決的問題。 [14] 
1.寓情於詩,表達愛國、憂國之心
愛國主義思想貫穿着蔣智由的一生。自鴉片戰爭以來,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中國所處情勢用危如累卵來形容絲毫不為過。八國聯軍侵華,隨着《辛丑條約》的簽署,中國完全淪為半殖半封的社會,清廷也基本惟洋命是從。面對這一危亡在即的局面,蔣智由等晚清開明知識分子滿懷愛國、救國之志,在民族自立自強的道路上不斷探尋、奔波。蔣智由作為晚清著名的詩人,以詩言情是其政治思想中一個重要特色。在蔣智由政治生涯前期,尤其是在東渡日本之前,蔣智由主要是以詩歌的形式來表達自己憂國、愛國之情和反對滿清腐朽統治之意。比如其在《絡緯》一詩中寫道“天地斜陽大,河山急雨侵。”充分表達了作者對處於風雨飄搖的中華民族深深的憂慮之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軍起義失敗後唐才常被捕身死,蔣智由悲痛的寫下了“丈夫義氣重,生死何足奇!同志皆拋散,骨肉長別離。保民心未遂,忠君志豈移!身死魂不散,天地為我遺。”既表達了作者對唐才常起義的支持,同時也反映出作者願為國獻身的愛國精神。這一時期,蔣智由的愛國主義思想中還藴含着反清排滿的思想。蔣智由與《清議報》結緣之作一一《觀世》,詩中“一人制賢否,茲時宵小榮。”和“芥蒂萬川穀,異族人經營。”兩句充分表達了蔣智由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抨擊和對滿洲貴族的排斥。 [14] 
2.以“國家主義的民族”取代“家族主義的民族”
蔣智由鑑於民智的情況,結合維新革命的實際需要,對中國的“民族”相關問題做了大量論述。蔣智由認為,中國傳統的“民族”觀念其實是一種“家族主義的民族”而非“國家主義的民族”。他認為“家族主義的民族”主要是以“封殖其室家、發達其子孫為主。”中國為“家族主義的民族”而非“國家主義的民族”。蔣智由認為中華民族要想在世界民族大潮中立於不敗之地,則必須“改良其性質,進家族之主義而為國家之主義。”
蔣智由在強調民族的“國家主義”性質基礎之上,進一步將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他在《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序》中論述道:“今日昌時論者,曰愛國,又曰民族主義,二者其言皆是也。”“夫國家之於民族,固不同物;雖然,此二主義時可並施於中國而無礙。”也即蔣智由將近代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等同在一起,並提出了“民族愛國主義”的概念:“會稽先生抱民族愛國主義,其熱如火,着是書也,蓋其申其志也。”蔣智由將“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聯合在一起,在當時的情境下具有反帝和排滿的時代印記。 [14] 
3.借古論今,構建民族認同感
隨着晚清民族危機的加劇,滿清政府在抵禦外辱過程中屢屢敗北,屈膝投降的做派,讓自滿清入關以來的漢人排滿情緒再度高漲。先進的知識分子意圖在排滿的基礎之上構建一個以漢民族為中心的民族認同感。樹立、推崇古代漢民族的英雄典範是當時以構建漢民族為中心的民族認同感為願景的知識分子所普遍採取的手段。
蔣智由在探尋漢民族源頭的潮流中主要是通過對中國古代神話、民族歷史的研究來探尋中華民族的源頭,以期喚醒民族意識。在其民俗學代表作一一《中國人種考》中,蔣智由對中國的人種起源作了論述,並且對在晚清風靡一時的“人種西來説”作了介紹,意圖在人種起源上與西方達到平等,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蔣智由在其《中國興亡一問題論》中的《民族總論》中對漢民族的源起作了闡述,認為中華民族源起於西北,言下之意即源起於東北的滿族非我族類,內涵“排滿”之意。 [14] 
二、造國思想
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重家族而輕民族的社會,民眾重私利而輕國家。甲午戰爭中,中國慘敗,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梁啓超等晚清文人在分析甲午慘敗的原因時,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不似一個國家。 [14] 
為了改變中國缺乏國家精神這一狀態,梁啓超、蔣智由等改良派知識分子以《新民叢報》為陣地,大力宣傳國家精神,並進一步提出要建立一個有形有精神的國家,必需新造之的觀念。蔣智由早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中華民族權力消長史序》中就明確提出“我所謂愛國者,愛吾祖宗之故國,惟愛之,故欲新造之。”的造國觀點。 [14] 
(一)中國造國之必要
蔣智由認為當時的中國有“依外苦”和“依內苦”兩大苦難。“依外苦”主要是外族人的侵略,“佔我土地,奪我權力。”;“依內苦”主要是“我種人之自相殘害是也。”而欲滅外苦“莫急於造國家。”欲滅內苦“莫要與興道德”。蔣智由還認為“外苦”與“內苦”是相關聯的,“欲興道德不可不造國家。”蔣智由認為“我種人不能再建國,則我四萬萬同胞之子孫,前途有必至之兩境:曰貧賤、曰奴隸是也。” [14] 
(二)建立漢滿蒙諸民族聯合之立憲國家
清政府1906年9月頒佈《宣示預備立憲諭》後,蔣智由等立憲派人對清政府重燃信心,意圖通過對清政府的改革,效仿西方成立君主立憲制國家。梁啓超、蔣智由聯絡在日本的維新立憲派人士成立了政聞社這一立憲團體。蔣智由在政聞社的機關刊物《政論》上發表了《政論·序》一文,論證了時下中國“變法”與“不變法”的問題。他認為,自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一不變法之中國,一變法之中國。”“不變法之中國,必亡者也。”同時,其反對通過暴力破壞的手段實施變革,他認為“蓋在不變法之時代,雖用破壞的手段以求變法可也;至於法之既變,不可不捨破壞的而求秩序的。”“用破壞的手段,則將並種種之新事業而具破壞之故也。”不能以破壞的手段來改造中國,蔣智由則提出“夫既不可破壞之,則其對於政府也,不可不一變而為監督的、參與的立憲政黨之事”。即在滿清這一統一政權的基礎之上,建立一個各民族參政,將政府置於監督之下的立憲國家。 [14] 
三、政黨觀
清末民初之際,有識之士感於現有政府之腐敗,企圖通過效法西方施行政黨政治以挽救中國。滿清政府在八國聯軍侵華之後,統治危機日盛,國內革命呼聲日漲,尤其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戰爭中以立憲之日本撮爾小國戰勝了專制之沙俄強國的情況之下,也再次放開中國傳統社會所秉承的“黨禁”政策,企圖建立立憲之國家。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9月1日頒佈《宣示預備立憲諭》。蔣智由、梁啓超等維新改良派人士為響應清政府的預備立憲,聯絡在海外的維新改良人士,多方活動,大肆宣揚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蔣智由認為“有立憲必有政黨。”但從清廷宣佈預備立憲以來,國內並未出現政黨,蔣智由在這裏顯然未將孫中山等人成立的同盟會視為正規之政黨。但蔣智由認為,時下國人雖知立憲之名,而不知政黨為何物。即“恐吾國中立憲之名詞已熟,而政黨之名詞尚生,有未知政黨為何物者。”因此,蔣智由在其《政黨論》一文中系統闡述了其政黨思想,以啓發民眾。 [14] 
(一)政黨之性能
蔣智由認為,政黨是一個國家政治運行的指導性機構,是一個國家政治的“指南針也”“司令官也”,是“造一國未來歷史之主稿人也”。在政黨的功用上,蔣智由認為政黨能“以其主義改良國政。”“能為一國指示前途之禍福。”“能進化一國之政見。”是“一國事實發生之母也”。至於為何要成立政黨,也就是政黨應秉承的目的上,蔣智由認為政黨者需“以其智識學問言論思想救國”,要“以一種之勢力與手段使其所有之智識學問言論思想能見於實際者也”。對於政黨應具備之特性,蔣智由則認為,政黨者“必熱心能力兼備者也。”;政黨者“以輿論為根據,而亦能發生輿論改造輿論者也。” [14] 
(二)政黨與政府、國人、道德之關係
政黨與政府是不可分割之存在,蔣智由認為“政黨者,可以為政府之大敵,雖然亦可以為政府之益友也。”“政黨者,不適生存於專制政體之下者也,故專制國無政黨。”也就是説政黨與政府關係的良惡取決於政府,如果政府行專制之事,則政黨為政府之敵,如果政府實行憲政,則政黨就是政府的益友。在政黨如何征服政府這一問題上,蔣智由不主張革命黨人所採取的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要以公眾之力來約束政府。從蔣智由對政黨的這一定義來看,他認為革命黨人所建立起來的同盟會、興中會等團體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政黨,只有維新派所建立起的以改良的方式使民眾參與政治的政聞社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黨。他還認為,政黨對於政府而言是代表人民一勢力之團體。蔣智由還進一步的闡述了政黨是立憲所必要的觀點。 [14] 
在闡述政黨與國人的關係時,蔣智由極盡誇讚之能,將政黨視為國人的最高導師、政治腦筋和政治的耳目手足。他認為政黨在國人與國家之間還起着平衡兩者之功能,進而,蔣智由認為政黨為民造福,應該廣受人民歡迎,如果政黨受到人民冷遇則是人民政治智識薄弱的標誌。言下之意,國人應當接受歡迎蔣智由等人所建立的政聞社這一政黨。 [14] 
在論及政黨與道德之間的關係時,蔣智由認為政黨最應該區分的就是“公”和“私”之間的關係,應重“公”而輕“私”。蔣智由還認為,政黨應如同“母愛其子”一樣熱愛自己的國家,這與蔣智由一直秉承的愛國熱忱十分符合。在政黨成員參與政事過程中,蔣智由認為應當以施行自己政黨所奉行的主義為要旨。蔣智由還認為,作為現代政黨,不可“造作言語淆亂聽聞以自取利而害人。”作為政黨還應當“重於信用,不可口言而行相遠。”一政黨與敵對政黨爭鬥時,蔣智由認為應當“以公義為範圍,而不涉私憾。”同時還表示“政黨者,有當用手段之時,雖然苟可以不用手段,則不必用之。手段者, 不得已而用之物也。”蔣智由還認為,政黨吸納成員時,尤其要注重黨員的德行。政黨成員應當具有“膽量、才能、智識、學問、道德”五者,前四者可有可缺,“而惟道德則必不可缺者也。有道德矣,於前四者之中或僅有其一而缺其餘尚不失為有用之才。若有前之四者,而無道德,則其人不足取也。”進而,蔣智由認為,政黨應當“持公論,奉正義,以浩然行於天地之間”“當具大公無我之心”最終達到“無疚於神明而得清夜中至大安心之樂境者也。” [14] 
(三)政黨為憲政之必要
蔣智由認為,要在中國實現君主立憲,則必須先成立政黨。如果沒有代表政黨或代表人民一大勢力合理的團體存在的話,則必不能與政府相抗衡。而對於當時冥頑不靈的清政府而言,是不會將政治的權利交於人民的。他舉例日本明治維新道“日本於預備立憲下詔,而後即有板垣等起而為政黨之先河,是實日本憲政所由成立之一大原動力也。”同時,他在文中指出,從去年清政府頒佈《宣示預備立憲諭》已過去一年,但政黨之消息卻寂寂無聞。因此,蔣智由指出,中國要實行立憲、成立政黨,除了政府頒佈立憲法令外,主要還是國人對政黨、立憲的智識程度。他認為當時上下兩方面對政黨的認識情況為上己近立憲之意而下去立憲之意遠。至於如何能成立政黨,他認為這不在於成立政黨之人如何,而在於全國人民對待政黨之態度。政黨受一國人民所歡迎則可成,政黨為一國社會所冷遇則不可成。當時的中國社會“未有不聞談政黨之名而大駭者”,只有待國人不駭政黨後,中國才能有政黨發生。這也反映出作者寫《政黨論》的目的所在,就是要讓國人對政黨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瞭解,以支持立憲派所成立的政聞社這一政黨團體。 [14] 

蔣智由文學成就

詩歌
蔣智由編著教科書 蔣智由編著教科書
蔣智由的詩歌創作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詩作大都發表在報刊上,這一時期主要以《清議報》和《新民從報》上發表的詩歌最具代表性,最能體現梁啓超所提倡的詩界革命的創作實績。而後期的詩歌創作以《居東集》 和《蔣觀雲先生遺詩》兩部詩集為代表,《居東集》是蔣智由在日本時所著, 《蔣觀雲先生遺詩》是蔣智由晚年手定詩稿,由弟子呂美蓀編輯而成。這兩部詩集有一個共同點:對早年發表在報刊上的作品,概不錄入。這就使得蔣智由前後期的詩歌創作,在內容和風格上呈現出不同的精神風貌。 [7] 
一、《清議報》時期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蔣智由以筆名因明子,在《清議報》第三十三期的“詩文辭隨錄”上發表第一篇詩歌《觀世》,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特別是梁啓超的標誌着詩界革命口號提出的《汗漫錄》在三十五期發表以後,幾乎每期都會刊登蔣智由的詩作,到《清議報》停刊止,蔣智由先後陸續在此刊上發表共計五十八首詩歌。在專欄上發表詩作的一百五十多位詩人當中,蔣智由的詩篇數量位居第三。由此可以看出蔣智由的詩歌在《清議報》中的分量,也可以看出梁啓超對蔣智由詩歌的賞識和推重。 [9] 
當然,蔣智由的詩歌成就不僅僅體現在詩歌發表的數量上,更重要的是他自覺地實踐了梁啓超關於詩界革命的理論主張:“新意境、新語句、古風格”,堪稱詩界革命“以舊格調運新理想”的典範。 [9] 
《清議報》上所刊載的蔣智由的五十八首詩歌,是蔣智由早期詩歌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些詩歌當中,不僅可以感受到詩人所處時代的風雲變幻,亦可以感受到詩人當時的思想脈動和心路歷程。深沉的憂患意識、熾烈的報國情懷、熱情的西學宣揚,是這一時期蔣智由詩歌的主旋律。如寫於戊戌變法之後的《有感》:“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整首詩寫的沉鬱悲壯,表達了詩人拯時救世的深切願望,同時也抒發了作者對清政府迫害維新志士的悲憤,而一個缺乏愛國思想感情的人,是寫不出這樣的詩句的。又如:“痛哭中窅一夢迴,萬夫心死事堪哀。論人曲學非湯武,欺世空文瀾馬枚。京國風塵隋苑暮,江山顏色漢家回。可憐十萬橫磨劍,塚骨來登拜將台。”(《痛哭》)山河破碎,風雨如晦。國家日趨衰微,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殘酷的現實,讓詩人心中無限悲涼,忍不住淚水滿襟。詩歌以沉鬱之筆,抒發對國家破敗的哀思,也充分體現了詩人深沉的的愛國情懷和憂患意識。 [9] 
也有詩作感慨時事多艱,抒發壯志難酬的苦悶。如:“去年顛頓苦不知,今年歌嘯吾憊矣。……忍把縱橫益蕩心,壓制抑伏風塵裏。淚灑千古一同悲,冉冉行年空撫髀。”(《辛丑六月》)戊戊變法失敗以後,維新黨人遭清廷通緝,被迫避亡海外。這首詩寫於庚子事變後,詩人內心的愁緒、悲苦和無奈,化作熱淚,感人至深。 [9] 
除了對時事的哀嘆,也有對國民奴性的批判。這在很多詩歌中都有體現,如《觀世》雲“積成奴僕性,諂諛競為生。智種日摧抑,劣敗理亦平。”指出奴性對人智慧的摧殘。在對奴性的批判上,以《奴才好》最為著名:“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裏且睡覺。古人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切勿胡亂鬧。滿洲入關二百年,我的奴刁做慣了;他的江山他的財,他要分人聽他好。轉瞬洋人來,依舊做奴才。……奴才好!奴才好!奴才到處皆為家,何必保種與保國!”這首詩,以反語淋漓盡致的暴露了國民長久以來的奴才心理,對國民的奴性作了無情的鞭撻和嘲諷。蔣智由的這類作品,不僅在當時對喚醒尚未覺醒的人民羣眾有積極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對於批判封建主義所造成的奴性意識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9] 
此外,除了對國民奴性的批判,蔣智由的詩歌還有對獨立、平等、文明、自由等西方文明的讚頌,對西方先進科學和技術的歌詠。如《送人之日本遊學》雲:“大地文明運,推移到亞東。輸歐遲百歲,興亞仗羣雄。”《夢起》雲:“物競事益烈,智力貴兼取。交通互爭雄,獨立養自主。”再如《北方騾》(思鐵路之行也)中對火車的讚美:“北方騾,日不支,道詰屈,山險峨,僕伕怒,橫鞭口,鞭口末已騾力絕,卧死道旁折車軸。安得往來飛轡車,不用牲力用汽力。乃知人羣貴用器,器改良兮增幸福。幸福增兮利於人,非獨利人兼及物。”在蔣智由的詩中,科學的威力已與“救國之思”緊緊聯繫了起來,恰投當時愛國志士的心情,有直接的感染力量。這也遠比夏曾佑、譚嗣同的“新詩”之侷限於寫個人思想解放的快感和各種奇怪念頭,更加易於引人共鳴,便於行世流行。 [9] 
西方文明的先進與中國現實的落後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宣揚西學、批判奴性的同時,詩人更是以詩為號角,企圖喚醒國民沉睡的意識,激起人們救亡圖存的報國之志。如:“血如河,淚如海。骨可糜,志未改。亟召吾民夢醒之,絀己念羣猶可為。不然乃真牛馬奴隸百千劫。……吾聞歐洲學者不言仁,仁為閏位救世危。吾黨丁此倉皇反覆時,磋哉不在任任者誰,願客哀樂為同胞,眼見吾種團結獨立世上以為期。”(《見恆河》吾種之合新學也)這首詩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專制主義,清政府的閉關鎖國,賣國求榮,帝國主義列強“奪我土地,削我自主,耗我財源,擠我種類”,然而我等同胞,猶自酣睡。當務之急,是喚醒同胞國民,團結起來,一致對敵,方可避當牛做馬成奴隸之劫。整首詩既有對封建專制和閉關鎖國政策的批判,也有對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屠殺維新志士的譴責和控訴,更是對國民覺醒、國家自強、獨立的吶喊。 [9] 
總之,在這些詩中,詩人熱情讚頌西方的近代文明,期望能喚醒國人獨立自主、團結平等的意識,期望祖國早日擺脱苦海,真正的強大起來,這也是詩人該時期創作的真正目的。 [9] 
二、《新民從報》時期
蔣智由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詩作二十二首,約佔詩歌創作總數的十分之一,除去劉光第的遺詩,蔣智由的詩歌數量就位居新派詩人之冠。僅在第三期的“詩界潮音集”上就刊載了他的六首詩歌,可見,不論是在詩界革命提倡之初還是在其發展的鼎盛期,蔣智由的詩歌都是佔據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雖不比《清議報》時期發表的數量多,但也都是膾炙人口的詩中佳品。蔣智山作為梁啓超的追隨者,自覺以詩界革命理論旗幟為嚮導,創作出很多優秀的詩篇。 [10] 
在這一時期,蔣智由的詩歌創作的主要內容,已經較《清議報》時期發生了變化。雖然這一時期,蔣智由仍有一些感懷時事、慷慨憂憤之作,如《久思》“久思詞筆換兜鍪,浩蕩雄姿不可收。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哭挽神州。”還有一些對奴性的批判,如《壬寅八月往遊金陵書懷》“天塹兵輪萬國來,長江鎖鑰已全滅。蜀煤楚冶通新道,俄鷲英獅儼舞台。戰伐遺民習奴性,哀殘大帥光長才。東南我欲論形勢,腦部可能傍蔣垓。”但是詩歌重點已經放到了對西方民主啓蒙思想的宣傳上,詩歌內容也因此更富有鮮明的資產階級思想啓蒙色彩,風格也趨於激烈昂揚。最有名的當數詩歌《盧騷》“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10] 
這首詩寫於戊戌變法失敗以後,詩人在詩中熱情的宣揚民主、平等、自由、革命,特別是詩歌的後兩句被鄒容引入其《革命軍》(自序)中,一時間廣為傳頌,影響深遠。整首詩新詞新意,流暢明達,是新的詩歌風格的代表,這種風格反映了二十世紀初,以挽救國家危亡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在受到西方民主啓蒙思想陽光的照耀後,精神上的啓迪和解放,以及感情的興奮與熱烈。詩人直接用最新的政治性語言來鼓吹這種最新的思潮、學理,抨擊專制,振奮國人自強獨立,其中又藴涵着民族的悲憤和愛國熱情。 [10] 
除了對西方學説的宣揚,也有對歷史的反思,如《歷史》“煌煌歷史間,只有成敗倫。成者雖碌碌,尊之若鳳麟。敗者雖英雄,賤之若蠅。……奴界累千載,而不敢置論。偉哉成敗力,若雷霆萬鈞。吾儕持平等,尚論抉素因。一掃前民言,稱心自為衡。思飲翻史案,漢牛作秦焚。……一卷奇人傳,持以福吾民。” [10] 
在《新民從報》的第三十號上刊有蔣智由的組詩《挽古今之敢死者》(五首)“……英雄為犧牲,眾生福穰穰。男兒把熱血,百年待一灑。一灑夫何處,青山與青史。青山生光彩,煌煌前朝事。青史生光彩,飛揚令人起。”這組詩大力頌揚敢死者,這和當時流行的“破壞主義”以及革命黨人的暗殺風潮有一定關係。儘管這種方式並不可取,但是在祖國危亡之際,這種敢於為國犧牲的精神還是值得肯定和讚揚的。詩歌意境高曠,筆力豪邁,氣韻充沛,以前赴後繼、視死如歸的態度,表現了與舊制度和舊制度的衞道者抗爭到底的決心。 [10] 
此外,蔣智由還有一些描寫海外風光的詩篇,記錄旅居日本時的所見所聞所感。如《富士山》、《長崎》、《朝朝吟》(在日本東京作)、《東京除夕》 、《東京元日》、《旅居日本有懷錢塘碎佛居士》等。 [10] 
政論
蔣智由發表在報刊上的作品不僅限於詩歌,還有大量的文章。通觀蔣智由的報刊作品可以發現一個顯著特徵,即前期以詩歌為主,後期以文章為主。與詩歌作品相類,文章中亦貫穿着一條“志欲救天下,起國家之衰敝”(《何蒙孫先生頌華六十壽序》)的主線。這種鮮明的政治功利性與蔣智由的創作理念一脈相承。 蔣智由認為,“文者,所以為世造幸福之一物也。”(《文體》)又認為,“欲改進其一國之人心者,必先改進其能教導一國人心之書始。”(《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可以説,這種創作理念自一開始便是企圖干預政治的。正因如此,蔣智由的報刊文章呈現出濃厚的政論性色彩。 [15] 
蔣智由曾就當時人論時政的特點將其劃分為三個時期,即“陳説情弊之時代”“陳説方法之時代”“陳説理論之時代”。通觀蔣智由的政論文章,正如其所説,內容多不出“陳説情弊”“陳説方法”的範疇之外。 [15] 
一、陳説情弊
“陳説情弊”即揭露當前社會存在的諸多弊端。 [15] 
1.批判國民性
在西方文明的強勢入侵下,傳統中國在諸多方面完全落敗。由於長期浸淫傳統文化,在面對嶄新的外來文化時,國人亦紛紛暴露出其根底牢固的性格缺陷,即落後的國民性。 [15] 
綜觀蔣智由的政論文章,國民性之弊大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一國民劣根性的流毒及現代政治性的欠缺。一國之民往往在其國民心理深處潛伏着某種普遍卻不良的習性,是為國民劣根性。當國民劣根性以國民的集體行為表現出來時,整個社會風氣亦將污濁不堪。 此種污穢風氣一開,其流毒之廣,無出其右。 [15] 
封建社會在中國歷史上綿延了兩千多年,而君主專制政體經歷朝歷代因襲改進早已僵死腐化,國人的政治想象力也早已為陳陳相因之政治風氣扼殺殆盡。因而,無論是政治經驗還是政治素養,國人尚停留在封建君君臣臣的淺層次上。而在西方先進國家,民主、自由等現代政治理念早已大行其道,深植人心。二者相較,國民之政治思想實在落後褊狹,函需改造。在國人嚴重欠缺的一眾現代政治理念中,國家主義、主權概念是作者申之再三的。 [15] 
2.抨擊專制政體
作者寫了不少揭露君主專制弊端的文章,這些文章切入的角度較為多樣,不同層面彰顯君主專制之不合時宜。如《中國近日之多數説及其處置之法》雲:
團體者,集各個體而成立者也。析各個體而無一團體,則勢微力弱,不足以競存立於世焉。故必有團體者出也,然由此而集團法之難題生。其一用服從主義,張團體而縮個體,至其極也,各個體皆不得申其志望,達其願欲,則個體與個體自解,而團體立潰……所謂專制國之狀態……則數千年君主之專橫,貴族之驕患,下民之困苦顛連而無所告,物極則反,至十九二十世紀之間,而專制之時局,遂於是乎告終。(《新民叢報》第四十九期)
蔣智由所謂的“集團法”其實是指一個團體內部的組織辦法,即運用何種辦法達到運作一團體的最佳效果。在蔣智由看來,其實國家便是一個團體,而專制國家便是一個採用“服從主義”集團法的團體。在這樣的團體中,“各個體皆不得申其志望,達其願欲”,具體到國家層面則表現為“君主之專橫,貴族之驕悠,下民之困苦顛連而無所告”。這段議論是從政治團體內在組織規則的角度來立論的,力斥專制政體下“服從主義”之非,可謂清楚明白。 [15] 
《平等説與中國舊倫理之衝突》則是從倫理學的角度切入,文章雲:
……出發點齊一説與夫中國舊日之倫理,則大有不能相容者在……若從出發點齊一義,則第一所當破壞者,君主世及之制……不然,而以君位為一人所專有之物,子以傳子,孫以傳孫,一若其人有特別之資格者,是所謂出發點之不齊一,而為持平等説者所不許也。(《新民叢報》第七十期)
“出發點齊一説”是作者熱烈推介的一種倫理思想。所謂“出發點齊一”其實便是天賦人權、生而平等的意思。中國傳統社會講究高低貴賤,一國之民又分三六九等,這便使得社會極其不公。蔣智由認為,傳統社會的不公與傳統的倫理思想密切相關,即所謂“親親之倫理,血統之倫理”。這種倫理思想以血統高低判人之高低,無形中在國民間橫亙以“先天障壁”。封建帝王作為一國之君,血統之高無出其右,地位之遵舉世無雙,在蔣智由看來,這是嚴重違背“出發點齊一”這一進步的倫理思想的,因而“第一所當破壞者,君主世及之制”。作者的此段議論揭示了傳統倫理思想的不足,動搖了君主專制所憑依的倫理基礎,也便進而否定了君主專制。 [15] 
二、陳説方法
“方法”是就“情弊”而言的。在揭露完國民性與專制政體存在的問題後,蔣智由也便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一一變革人心風俗與建立民主國家。《中國近日之多數説及其處置之法》雲:
夫今茲之中國,謀國家之存立為先,而圖社會之改良為後。蓋從其本而言……其原因皆在人心風俗之間……然從其用而言,則政治革新而後及於人心風俗,其勢順,人心風俗改新而後及於政治,其機逆。(《新民叢報》第五十一期)
蔣智由認為,中國當前有兩項刻不容緩的任務,一“圖社會之改良”,即變革人心風俗,二“謀國家之存立”,即建立民主國家。這兩項任務中,變革人心風俗是治本之策,建立民主國家則是當務之急,但毫無疑問,二者皆為當時中國之所必需。 [15] 
1.變革人心風俗
事實上,“人心風俗”這個提法是有些籠統且模糊的。《風俗篇》雲:
人者,血肉之軀,緣地以生,因水土以為性情,因地形以為執業。循是焉,而後有理想,理想之感受同,謂之曰人心;人心之措置同,謂之曰風俗……人心、風俗,以之造政治、宗教,而政治、宗教,又還而以之造人心、風俗。(《選報》第二期)
由這段話可知,“人心”是指一種相同的“理想之感受”,“風俗”是指相同的“人
心之措置”。相同的“理想之感受”是指普遍的國民心理,相同的“人心之措置”則是指國民心理的外在行為表現。人心風俗與地理環境、文化環境相互作用,彼此影響,共同鑄成一種國民性。 [15] 
又《日俄戰爭之感》雲:
然則戰爭之事,不徒當較量兩國外見之物質,而尤當較量兩國內具之精神。此精神者何?即本於其人民,與其國家有密切之關係,而從其國數千年來之歷史所養成之人心風俗是也……所恃以賭勝負者,一恃乎其國民之精神而已。(《新民叢報》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期)
在這段話中,蔣智由提到了“內具之精神”“國民之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他將其等同於“歷史所養成之人心風俗”。但聯繫《日俄戰爭之感》全文內容,“國民之精神”其實指的是尚武的風氣、愛國的情感等正面的國民品質,其內涵顯然不如“人心風俗”來得寬泛。 [15] 
2.建立民主國家
建立民主國家首先便要推翻君主專制,二者針鋒相對,非此即彼。《社會國家相關進化論》雲:
蓋國家所以變而為一部分人盈利之機關,而成社會之一有害物者,原其故,不外國家為一人之私物,而非人人之公物,故為官吏之一部分人,乃能附屬於一君主個人之下,而為百姓監督之力所不能及,得以濫用其職權,而營私利。若人人以國家為公物,而有過問之權,又孰能以公眾之地為巢窟者?此改革國家政體之説,立憲之議,其原蓋即發於此也。(《政論》第三期)
在這段話中,蔣智由明確指出了“改革國家政體之説,立憲之議”的直接原因,即專制政體下,國家淪為封建帝王“盈利之機關”,百姓則淪為封建帝王無人權之僕役。而在蔣智由看來,國家當為“公物”,人人當有“過問之權”一一這是歷史前進的必然選擇。既然當前的專制政體並不能順應歷史潮流,那麼勢必要將其推翻在地,代之以民主政權。 [15] 
建立民主國家是中國當前最為緊迫、最為必要的任務。《國家與道德論》雲:
我種人不能再建國,則我四萬萬同胞之子孫,前途有必至之兩境,曰貧賤,曰奴隸是也。(《新民叢報》第六十四期)
蔣智由認為,列強剝奪中國的野心只會日益膨脹,攫取中國的利益只會有增無減,而中國面臨的險惡處境則會日甚一日的艱難,人民遭受的苦難則會日甚一日的深重。如此一來,若想再建立民主政權則要面臨更多的險阻,甚而失去建立民主政權的可能。蔣智由又認為,民主政權若不能建立,那四萬萬同胞的生命財產便不能得到保證,其結局無非兩種,貧賤與奴隸一一這絕非聳人聽聞。 [15] 
那麼,以何種方式推翻君主專制從而建立民主國家呢?立憲與革命開始為有識之士所矚目。隨着立憲與革命思想在知識分子羣體中迅速傳播,立憲與革命兩大陣營尖鋭對壘的問題接踵而至。 [15] 
蔣智由是推崇立憲主張的,但是,這並非意味着蔣智由對革命的否定。事實上,蔣智由對立憲與革命的態度還是相當開明的,如《為國者吾人宗主之目的也》雲:
居今日而欲救國,其道無他……發明張皇一為國之大義而已,使吾國之士而知此義,則其對於國家之行動,革命可也,立憲可也,作官可也,不止此義,則革命不可,立憲不可,作官不可。(《政論》第二期)
他認為,革命也好,立憲也罷,其最終目的務必是救國,只有在不違背這一根本出發點的前提下,才有必要探討革命與立憲的優劣。 [15] 
既如此,蔣智由應當是認可革命作為一種救國手段的,同時對革命救國也並無偏見,那麼他何以選擇立憲而放棄革命呢?原來,在他看來,立憲與革命各有其適用的條件,而這條件又與清政府是否積極作為密切相關。《“殺”與“要求”之兩大派》雲:
此二派之消長,常視政府之行事以為斷,使政府而允人民之要求,則加擔於要求一派之人民日多,而要求派之勢力增來,則前途上下交泰而平和之象也;使政府而不允人民之要求,則加擔於主殺一派之人民日多,而主殺派之勢力增來,則上下不交而殺伐之象也。(《政論》第一期)
所謂“殺”一派指的是革命派,而“要求”一派則是立憲派。蔣智由認為,革命立憲的“消長”“常視政府之行事以為斷”。如果清政府順應歷史潮流,決意民主改革,那麼立憲正逢其時,而革命不攻自破;可如果清政府頑固之心依舊,殘暴態度如昔,那麼革命正當其時,而立憲不攻自破。換句話説,他認為,革命適用於頑固不化的政治環境,而立憲則適用於除舊立新的政治環境。 [15] 
蔣智由的這個認識與清政府的預備立憲有很大關係。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9月,迫於社會各方的輿論壓力,清政府頒發了《宣示預備立憲諭》,宣佈預備實行君主立憲。在蔣智由看來,預備立憲是清政府向外釋放出的一個積極信號一一這無疑增強了他對政府、對立憲的信心。正因如此,在立憲與革命面前,他最終選擇了立憲,進而站在了清政府一邊。既已選擇相信清政府並堅定了立憲的決心,那麼他對革命的看法便不能不有所變化,而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崇尚暴力。蔣智由之所以認可革命的存在,主要是因為政府態度暖昧並有持續頑固昏暴的可能,這種情況下,暴力革命是可取的,但現如今政府己表露出立憲革新的傾向,那麼暴力革命便沒有必要了。相反,暴力革命只會危害到當前的國家安全。他認為,政府主動立憲變法已然可收革命之效,因而大可不必效革命之行。若要一意孤行,那麼革命只會擾亂國家立憲的進程,破壞國內平和的環境,無端消耗國家、人民的財產,因而“不可不使國內人無一革命之心”。 [15] 
此外,作者也頗不贊同革命派的暗殺手段。《變法後中國之大政策論》雲:
革命不成,其變相又流而為暗殺……暗殺者,事屬個人,其及於個人者甚大也。且夫人生之樂,首在精神之安否,而物質之事其次焉者也。今惴惴焉日有性命之憂,撫此頭顱髮膚,不知焦爛蚤粉於何時,其於精神上之苦痛,亦已甚矣。(《政論》第一期)
蔣智由認為,暗殺是革命派在革命受阻時所採用的輔助手段。與革命戰爭會造成巨大的物質損害不同,暗殺則會引起社會人心的恐慌不安,造成人民“精神之苦痛”。人民若“惴惴焉日有性命之憂”,那還怎麼共濟立憲之大業呢?因而,作者也是萬萬不能同意的。 [15] 
可見,在清政府表現出改革意圖的前提下,暴力革命是不可取的救國方式。而立憲憑藉其“無革命之危險,而亦能收革命之效果”(《為國者吾人宗主之目的也》)的優勢,可避免流血而和平地過渡到民主國家,這深得蔣智由之推崇。因此,在當時國情下,蔣智由認為立憲才是救國救民的唯一出路。 [15] 

蔣智由書法成就

蔣智由工書法,其字結體寬綽,線條富有動感,整體多具有素雅飄逸的風格。 [19] 

蔣智由歷史評價

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啓超:①詩界革命誰歟豪?因明鉅子天所驕,驅役教典庖丁刀,何況歐學皮與毛。(《廣詩中八賢歌》) [10]  ②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觀,讀竟,如枯腸得灑酒,圓滿欣美。(《飲冰室詩話》) [1] 
中國近現代目錄學家汪國垣:①在《光宣詩壇點將錄》中將蔣智由冠以“天慧星拼命三郎石秀”,並贊之: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誰有不平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其人磊落而英多,其事處心而積慮。君不見,翠屏山,盤陀路。又贊:往年示我居東集,支遁青蓮一手持。累我連宵五更讀,是君拼命著書時。觀雲居滬時,為雜報文字,喜入哲家言,與別士有二俊之目。其文閎深雋永,皆非新會所及也。東遊後,肆力為詩,不為湖湘人語,亦不入新學末派。直造古人,而與李翰林為近。別士詩富有理致,皆近代詩家別開生面者也。 [11]  ②在《近代詩派與地域》中對蔣智由的評價:“蔣觀雲氏,早年為選報草文,洞見政本,言垂世範。其學以文哲為長,故新會梁氏推崇極至。偶事吟詠,句律精嚴,思致縝密,其獨往獨來之氣,又頗與太白為近。及居日本,聞見益拓,亦喜用新理入詩。《居東》一集,尤多名作。夏蔣二家,皆以運用新事見長,而又不失舊格。其才思不及人境廬,然理致清超,又人境廬外之別開生面者也。 [12] 
中國近現代古典文學研究專家錢仲聯:蔣智由的新派詩,較之中國傳統的詩歌,在形式上並沒有十分明顯的改造或創新,而內容卻是歌頌了新事物,抒發了自己要求變革的理想。特別是作於戊戌前後的一些詩篇,記載了當時新與舊、進步與反動激烈鬥爭的過程,是梁啓超理想中“以舊風俗含新意境”詩歌的典型。 [13] 
清末民國藏書家孫雄《道鹹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觀雲)客居東瀛,著有《憲政胚論》及《政論》等書。詩詞甚富,融冶新舊學,足與黃公度《人境廬詩稿》相驂靳也。 [12] 
清末民國陳中獄《俠齋隨筆》:吾鄉蔣觀雲詩,以説理勝。梁任公所謂“因明子鉅子天所驕”也。《詠王昭君》曰:蛾眉在深宮,千載誰復知。空有如花貌,妍媸在畫師。畫師重黃金,黃金非妾持。縱復持黃金,行賄豈我為?千載琵琶聲,勁節使人悲。詩語如翻瀾剝筍,覺美人當日用心,如在目前。 [12] 
民國官員孫松齡《明湖客影錄》:名亞梁任公一等,文境清迥含藴,實尚優於任公。 [12] 
中國近現代教育家章乃羹《蔣觀雲先生小傳》:其抱負不可一世,欲以其道易天下,與元章先後同志們揆,蓋皆稟天地剛勁之氣而致然也。餘聞先生鄉人有吳亮公者,其人負奇,好言天下事,清季鼓勵鄉邦子弟從軍,至今諸暨人掌軍旅者輩出,羣謂非亮公提挈,不及此。先生則命長君講武日本,卒樹革命之基。 [12] 
中國近現代古文學家錢基博:(其文)清言遒筆,如峻峯絕壑,氣韻標舉。 [16] 
山東大學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郭延禮:蔣智由在日本接受了資產階級科學技術和文化思想的影響。他的詩在近代新派詩中特別富有新的氣息,洋溢着科學和民主的精神。(《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二卷》) [16] 
《浙江日報》:蔣智由的一生,和時代緊緊相連。1897年,蔣智由中舉,授山東曲阜知縣,未赴任。作為一個愛國知識分子,他握筆為刀,用文字呼籲變革,以期“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器挽神州?”(蔣智由《久思》)。1898年,“戊戌六君子”血灑北京菜市口,蔣智由寫下名噪一時的《盧騷》:“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作為新詩的典範,發出了強有力的自由聲音,成為沉悶的中華大地曠野上的長音。 [1] 

蔣智由主要作品

蔣智由著有詩集《居東集》《蔣觀雲先生遺詩》。前者是刪存在日本所作詩,後者是作者女弟子呂美蓀據詩人晚年手定詩稿選輯而成。 [3]  此外還有,民國六年(1917年)在日本東京出版的《去國吟詩輯(附時政論)》一卷,此書現於大阪大學懷德堂文庫有藏本一卷。 [17]  蔣氏晚年“自尤其少作拉雜,摧燒之以盡”(陳三立《蔣觀雲先生詩序》引述呂美蓀語年),因此《遺詩》內亦無“少作”。其前期詩歌仍散見於《清議報》《新民叢報》《浙江潮》等報刊。《新古文辭類纂稿本》收有蔣智由晚年文章10餘篇,其中包括今人據以考定蔣氏生年的《潘雨辰先生傳》。 [3] 

蔣智由人際關係

關係
姓名
簡介
父親
蔣春梅
光緒十八年(1892年),因病去世。
母親
石氏
光緒九年(1883年)去世。
妻子
朱氏
-
長子
蔣尊簋
(1882年-1931年),字伯器。1905年加入同盟會。民國成立後任浙江都督。曾參加護國運動、護法戰爭。1931年病逝。
次子
蔣尊第
(1896年-?)
(以上參考資料) [2]  [8] 

蔣智由後世紀念

蔣智由墓碑 蔣智由墓碑
2016年,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收藏愛好者程一峯在德清縣山民村做工程時,在一條小溪中發現有一塊墓碑。
2019年7月,程一峯將墓碑挖出,墓碑高1.4米、寬0.15米,重300多斤,材質為青石板。隨即他聯繫了人文學者徐戎,讓他考證其價值,徐戎查證後認出這是蔣智由的墓碑,當即與諸暨取得聯繫。程一峯隨即將墓碑捐贈給諸暨市博物館。8月19日,墓碑被收藏至諸暨市博物館。當天,德清、諸暨兩地還舉行了蔣智由先生生平研討會。 [1] 
參考資料
  • 1.    收藏愛好者捐贈墓碑“近代詩界三傑”蔣智由先生魂歸諸暨故里  .浙江日報百家號[引用日期2021-12-26]
  • 2.    施方著.蔣智由傳: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8.07:第98-99頁
  • 3.    莊漢新,郭居園編纂.中國古今名人大辭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1.12:第737頁
  • 4.    施方著.蔣智由傳: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8.07:第100-101頁
  • 5.    馬昌儀選編.中國神話學百年文論選 上: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8.03:第1頁
  • 6.    石鷗著.百年中國教科書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01:第144-147頁
  • 7.    劉潔瑩. 蔣智由詩歌研究[D]. 河南大學, 2011.第11頁
  • 8.    蔣尊簋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引用日期2022-06-25]
  • 9.    劉潔瑩. 蔣智由詩歌研究[D]. 河南大學, 2011.第16-18頁
  • 10.    劉潔瑩. 蔣智由詩歌研究[D]. 河南大學, 2011.第24-25頁
  • 11.    汪闢疆著.汪闢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2:第371-372頁
  • 12.    布穀著.維新潮英 近代詩人蔣智由事輯: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12:第236-240頁
  • 13.    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詩歌史:杭州出版社,2008.12:第560頁
  • 14.    彭述生. 蔣智由政治思想與活動研究[D]. 湖南師範大學.第33-50頁
  • 15.    丁勝. 清末民初諸暨學者蔣智由作品研究[D]. 紹興文理學院.2018.第36-50頁.
  • 16.    周雨斐. 蔣智由文學思想研究. 山東大學.第2頁
  • 17.    周雨斐. 蔣智由文學思想研究. 山東大學.第7頁
  • 18.    石鷗著.百年中國教科書憶: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01:第145頁
  • 19.    周斌編著.中國近現代書法家辭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12:第705頁
  • 20.    李漢秋主編.中國曆代名詩名詞鑑賞辭典 詩卷:延邊人民出版社,2001.07:第900頁
  • 21.    丁勝. 清末民初諸暨學者蔣智由作品研究[D]. 紹興文理學院.2018.摘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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