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兆和

1904年5月9日，出生於四川瀘州小市卿巷子一個沒落秀才的家庭 ^[23]  ，初名萬綏，祖籍為湖北麻城。 ^[18]  1907年，因病抽風，倖免於難，改名兆和。1911年，隨父讀書、習字，學習中國畫。攻《史記》《資治通鑑》，背詩詞歌賦、習字繪畫。對瀘州畫像人用炭精粉描摹作畫，產生興趣，也仿效之。 ^{[3]  [13]} 

1920年，來到上海。剛開始在上海歲月裏，少年蔣兆和飽嘗忍飢挨餓的滋味，有時甚至露宿街頭，但憑着畫炭像的本事，很快就在百貨公司找到份裝潢設計的工作。他大膽創新，把中國字也寫成像洋文那樣的美術字，製成廣告牌陳列吸引顧客，效果顯著。後來又進入新新百貨進行專門的櫥窗裝幀設計，在廣告設計、圖案、裝飾畫裏開始其藝術生涯的青春期。 ^{[3]  [14]} 

1927年，受聘於南京中央大學，為圖案系教員。 ^[18]  1928年，在徐悲鴻的引領下，蔣兆和從萌動開始走向成熟。 ^[3]  1929年，處女作油畫《黃包車伕的家庭》展出，引發美術界關注，這幅表現高樓下貧民窟生活的畫作標誌着蔣兆和從“為藝術而藝術”轉到“為人生而藝術”的理念變革，開啓了蔣兆和藝術創作的全盛時期。 ^[3] 

1930-1932年，任上海美術專科學素描教授，並參加臨時青年愛國宣傳隊繪抗日宣傳畫。 ^[18]  1932年，淞滬抗戰，成為青年愛國宣傳隊戰士。畫的抗日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的畫像張貼在街頭，被遊行隊伍高舉，又印成畫片，創造當時中國畫片的紀錄。 ^[2-3] 

1935年，來到北平（現北京），開始水墨人物畫創作。在這期間蔣兆和徒步萬里，在大屠殺後的南京、人間地獄的蘇州、難民掙扎的上海，目睹了日本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悲慘災難，從而產生了要把現實畫下來的樸素想法，要把淪陷區人民深受帝國主義壓迫的災難和人民盼望勝利的急切心情表現出來。 ^[2] 

1939年，回到北平後，完成畫作《流民圖》的核心部分畫稿。1941年秋，《流民圖》腹稿孕育成熟。1942年5月，赴上海、南京等地收集素材，8月返回北平，作了第一次草圖。1943年9月，完成《流民圖》創作，該圖在寬2米、長26米的長卷上，按真人比例出現百名傷亡苦難同胞，展示了日本侵略軍鐵蹄下哀鴻遍野、屍骨橫陳的人間慘象。 ^[2] 

1943年10月29日，《流民圖》幾經周折首次在北平（現北京）太廟展出，展出必得通過日偽當局的審查，起初日方人員認為《流民圖》之名太刺激輿論，勒令改名，但展出幾小時後，仍被荷槍實彈的日本憲兵勒令禁展。展後，《流民圖》被陰謀的手段變相沒收。 ^[2] 

1944年，與蕭瓊結婚；同年，《流民圖》首次發表於上海《雜誌》1944年第8期，並在上海法租界展出，展後被變相沒收。1946年，一度失業，曾為天主教堂作宗教畫；同年，於北平舉辦蔣兆和、蕭瓊聯合畫展。1947年，於北平與徐悲鴻久別重逢；同年，應聘於北平藝專兼任教授，後轉為專任教授。 ^[14] 

1949年，徐悲鴻帶着蔣兆和的《流民圖》畫冊，赴歐洲參加保衞世界和平大會。1950年，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先後授素描、國畫人物寫生課；同年，在江蘇省吳江縣參加土改兩月餘，作《鴨綠江邊》等作品。 ^[14] 

1953年，出席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同年，作《把學習成績告訴志願軍叔叔》《繡慰問袋》《屈原》《生活在幸福的土地上》，其中《生活年年好》入選第一屆全國國畫展覽會；同年，為《毛澤東的旗幟迎風飄揚》（郭沫若著）作插圖。1954年，加入中國美術家協會；同年，被聘為民族美術研究所研究員。 ^[14] 

1955年，作《學習好》等作品，併為首都兒童醫院建成作《毛主席與少年兒童》（又名《聽毛主席的話》），為《五河縣》（吳敬梓著）等作插圖，作《張仲景像》等歷代醫學家肖像多幅；同年，《少先隊員的委託》《把學習成績告訴志願軍叔叔》《小孩與鴿》入選第二屆全國美展。

1956年，參加赴朝慰問團，併為志願軍和朝鮮軍民畫像數十幅；同年，作《杜甫》《紀念劉和珍君》《魯迅像》《司馬遷像》《給爺爺讀報》等；同年，發表《從國畫展覽會中所得到的啓示》《新國畫發展的一點淺見》兩文。 ^[15] 

1957年，當選為北京市第二屆人大代表，並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曾任民盟美院支部委員，後又任主任委員；同年3月至5月，赴蘇聯出席“現代中國畫展覽會”，其作品《流民圖》等受到高度評價，切戈達也夫在《創作》雜誌上撰文，稱蔣為“卓越的大師”，“在中國畫未來的繁榮中，應占有光榮而重要的地位”，並與蘇聯畫家茹可夫互相畫像；同年，發表《國畫人物寫生的教學問題》一文，首次明確提出以白描作為中國畫的造型基礎，主張融會貫通外來藝術，初步建立了國畫人物寫生的教學體系。 ^[15] 

1958年，參加赴福建前線慰問團。《蔣兆和畫集》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文懷沙編並作序。 ^[15]  1959年，任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出席政協三屆一次全委會議；同年，為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之畫冊《徐悲鴻》（“彩墨畫”分冊）作序。總結教學實踐經驗，確立了教學體系中中國畫如何學習素描這一環節的原則和方法。病中作《曹操像》《杜甫像》《包身工》等。 ^[16] 

1960年，出席第三次全國文代會，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第二屆理事會理事。病中作《迎春》《梅燭》等。1962年，創作《邊防線上》（又名《海軍戰士》）《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等。 ^{[11]  [16]} 

1966年，被批鬥。1972年，作《曹雪芹像》。1976年，作《李時珍採藥》。1977年，周恩來總理逝世一週年，扶病作《祖國的江河大地永遠懷念你》。 ^[16] 

1978年，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出席政協五屆一次全委會議；同年，《蔣兆和水墨人物畫》（人民美術出 版社編）出版；同年，作《高峯任我攀》，向全國科學大會獻禮，並作《朱德像》《太白沉思》《東坡行吟》《貓竹圖》《餵雞》《奈何如之》等，帶病擔任研究生指導教師。1979年，恢復名譽。 ^[16] 

1981年，《流民圖》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展出。1982年，作《酒仙圖》《龔自珍詩意》等。1983年，作《自畫像》《漁翁》《竹菊鴿》等，發表《懷念悲鴻先生》一文。 ^{[2]  [17]} 

1984年，中國美協、中央美院舉行蔣兆和教授從事藝術活動60週年慶祝會；同年，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出版《蔣兆和畫選》，沈鵬作序言。 ^[17] 

1986年，因病住院，好轉後回家療養。1986年4月15日，因心臟病搶救無效，在協和醫院逝世，享年82歲。 ^{[2]  [16]} 

蔣兆和的父親為蔣茂江（字彙泊）為清末秀才，書畫詩文為當地所敬重，因家無餘蔭，以教蒙館為生。 ^{[3]  [13]} 

蔣兆和的恩師為徐悲鴻。

1928年，蔣兆和在商務印書館外交博士黃警頑處結識了徐悲鴻。徐悲鴻請蔣兆和留住於南京大學自己的畫庫兩年，而後又留於家中數月。蔣兆和觀摩徐悲鴻作畫，並飽覽了收藏，兩人暢敍中國畫業的前程，蔣兆和的藝術創作從萌動開始走向成熟。 ^[3] 

人前人後，徐悲鴻始終不忘推薦蔣兆和。蔣兆和逐漸從一個商業畫家成長為關注人生、關注社會的藝術家。 ^[5] 

蔣兆和妻子為肖瓊，有一子一女（女兒蔣代平，筆名欣平）。 ^[6-7] 

有《蔣兆和畫冊》、《蔣兆和畫集》《蔣兆和畫選》等；發表有《國畫人物寫生的教學問題》《關於中國畫的素描教學》等論文。

作品集：

2023年5月5日，為加強文物保護工作，防止近現代珍貴文物流失，完善文物出境審核標準體系，《國家文物局關於頒佈1911年後已故書畫等8類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單的通知》（文物博發〔2023〕13號 ）蔣兆和作品一律不準出境。 ^[24] 

蔣兆和作品有着個人鮮明情感。不僅本人對苦難民眾深刻同情，也希望觀賞者具有一樣的情懷。

1939年，蔣兆和以三個小乞丐的形象創作了《流浪的小子》，並陪伴三個小孩子度過了一箇中秋節，但離開幾天之後，最小的孩子卻飢寒而死。蔣兆和在作品上題寫：説什麼心肝與寶貝，流浪的孩子不值錢。表現出畫家對小孩的深切同情與對社會現實的無奈。

在他的前期作品中，無一不是表現階級壓迫的不公與苦難，直接導致了不堪於現實的苦難下人物精神的孱弱型特質的凸顯以及無力擺脱的精神落難，愈發加劇了孤獨、悲觀以及缺少價值感與歸屬感的精神憐憫。 ^[19] 

一個成功的現實主義藝術家，他的作品必須反映出對社會、對人生的理解與詮釋，並在典型人物的基礎上寄託對人物命運的情感。蔣兆和的作品通過來自社會底層人物的精神刻畫，表達了自己對底層人民苦難生活的無限同情，對生命的孱弱型特質寄予的深刻理解，對現實的不公和艱難進行深層反思，表現出博大的悲憫和仁愛情懷。 ^[19] 

徐悲鴻、蔣兆和倡導真、善、美三者合一的藝術觀，以真實、淳樸、富有美感的作品達到“窮造物之情”、“探人生究竟”。真、善、美相統一的藝術價值觀，真者精誠之至也，此不必多提。現所欲言者，則藝術兩大原惟美與善，此二者有包含造物與人生。造物與大自然之間，則‘美’也。體會人生則善也。 ^[20] 

理論界把由徐悲鴻、蔣兆和共同倡導的寫實水墨人物畫的教學思想和創作方法概括為“徐蔣體系”。這一體系在中國美術教育中影響巨大。“徐蔣體系”的特點是：以傳統人物畫家任伯年和一些民間肖像畫師的作品為底版，加上寫實油畫的造型和色彩等技法來表現現實題材。 ^[5] 

蔣兆和在技法上深受徐悲鴻繪畫理念的影響，在傳統繪畫技法的基礎上學習並吸收了西畫中素描與油畫特有的嚴謹、準確的比例結構和透視關係，逐步形成一種中西繪畫相互融合，相互借鑑的新式繪畫風貌。

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已不追隨前人的筆墨跡象和寫意的自由性，而是把西畫的“形似”與中國畫傳統精神的“神似”進行了生動的結合，從而找到了較之於傳統中國畫的新的繪畫語言和生存語境。正是這種藝術語言探索的嘗試與創新，挖掘出了符合時代特徵的人文精神和苦難關懷，從而在思想深度與現實的結合上更為縝密和理性，在美術史上開創了中國畫寫意人物繪畫的新局面。 ^[19] 

畫家的本領在於怎樣使人物形神兼備，特別是怎樣微妙、細膩.深邃地捕捉和刻畫人物的心理。蔣兆和筆下的人物形象的心理展示，體現畫家的一種追求，運用西方的技巧，賦予作品中國的精神。 ^[19] 

蔣兆和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創立的中國畫造型基礎課教學思路是：強調從物象本身的結構出發，運用線的變化去表現物象本身的精神特徵。“六法論”中的“骨法用筆”是中國畫的造型原則，白描是“骨法用筆”的表現形式；以中國畫造型法則為主，不全部搬用西洋素描，主要吸收其分析對象的科學知識，捨棄其光色體面的詳盡描寫，形成以白描為骨幹、皴擦表現體面轉折，求得整體統一的中國畫素描教學體系。 ^[19] 

實踐中，蔣兆和進一步探索完善的水墨人物畫寫生教學體系。中國畫的“骨法用筆”即造型法則，具體表現為白描手法，白描也是水墨人物畫的造型基礎，水墨人物首先用線去勾勒具體物象的結構，然後再以筆墨的輕重曲直、濃淡虛實以體現物象的質感和量感。蔣兆和抓住“以形寫神”這一根本精神，認為筆墨的變化以造型為依據，筆墨的濃淡虛實在於表現形象的凹凸，線條不足於表現時，運用皴擦以突出體積的主要部分，筆尚不足以完整統一表現形體，則施以濃淡墨色渲染。 ^[19] 

此外，他又研究了中國古代畫論的筆墨觀，將筆墨的關係進一步概括為“以墨隨筆，以筆取形，兩者互相發揮”的關係，將筆墨的功能概括為以筆為主見其骨，以墨為輔顯其肉。 ^[19] 

蔣兆和直接將素描以水墨的方式進行表現，並沒受到傳統的中國人物畫技法約束。而徐悲鴻雖然在畫面中運用了西方的造型規則，但是人物的塑造手法上卻並未擺脱中國傳統繪畫的桎梏，依然採用的是白描加染色的表現手段。這一階段的過渡使蔣兆和對筆墨的把握與運用更加完善。 ^[5] 

寫實水墨人物畫基本上成為當代中國畫創作的主流。徐悲鴻去世之後，蔣兆和繼續把這種人物畫的創作方法發揚光大，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畫家。 ^[5] 

蔣兆和最大的特點就是從一開始的創作便接着地氣，就着眼於底層的窮苦民眾，他的創作都是老百姓能看懂的東西，那些題詞也是老百姓口中的話，他總是以一顆同情人、愛人之心進行創作。在藝術語言上，他接觸了徐悲鴻，借鑑西洋繪畫之長，但蔣兆和沒有參加當年那場涉及中西之爭、古今之爭的大論戰，而是作為一名從事實踐的畫家，始終進行着獨立的探索。（美術史論家、中國美協蔣兆和研究會副會長劉曦林） ^[8] 

在網絡傳播、即時娛樂的潮流下，人們可以輕鬆地關注語文課本里被惡搞的“杜甫很忙”，卻很難對那“杜甫”本來由誰、因何而創作提起興趣；在市場引領、名人效應的傳導中，人們願意對登堂入室、身價不菲的某某“大師”膜拜議論，卻並不在乎那樣的創作也許不過前人的皮毛。他頗具悲劇色彩的人生，一如代表作《流民圖》的波折遭遇，然而也正是靠作品説話讓他為後人懷念。他曾説：“知我者不多，愛我者尤少，識吾畫者皆天下之窮人，惟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餓殍”“藉此一枝禿筆描寫心靈中一點感慨”，“我當竭誠來烹一碗苦茶，敬獻於大眾之前。”他，就是蔣兆和。（《中國文化報》評） ^[8] 

蔣兆和畢生踐行“為民寫真”的理念，通過一個個小人物呈現出時代的大背景，折射出一種社會的真實狀態和人民的生活面貌。他的人物畫涉及各個歷史時期的題材和人物，可謂“寫盡蒼生”，成為百年來中國歷史變遷的時代見證。在作品《賣子圖》《賣小吃的老人》《街頭叫苦》等作品中，戰爭苦難在他的筆畫勾勒間直指人心。（中國經濟網評） ^[1] 

2014年，由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辦、中國美術家協會蔣兆和藝術研究會協辦的“不盡丹心——蔣兆和誕辰110週年紀念特展”11月2日至30日在國家博物館舉辦。 ^[8] 

2015年7月9日至8月23日，“我法——蔣兆和繪畫藝術研究展”在武漢美術館舉行。此次展覽彙集了蔣兆和不同時期的50餘件作品，包括雕塑、書法、畫稿、水墨人物作品以及文獻照片原版畫冊等。其中蔣兆和1943年創作的、如今已成為20世紀中國畫史詩鉅作的《流民圖》，其珍貴底稿也對外展出亮相。 ^[1] 

1991年，《流民圖》雕刻在故鄉四川瀘州的玉蟾山上。 ^{[2]  [16]} 

依託蔣兆和故居建設的陳列館位於瀘州市龍馬潭區小市街道卿巷子，是一座具有川南特色的民居院落。民居佔地789平方米，左右寬闊20米，前後進深33米。現為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央電視台拍攝紀錄片《百年巨匠——蔣兆和》的實地取景點。 ^[9] 

2017年以來，瀘州市、龍馬潭區先後對陳列館進行提檔升級。 ^[9] 

2019年12月5日，蔣兆和故居陳列館舉行開館儀式，正式向社會免費開放。 ^[9] 

2021年9月15日，蔣兆和故居片區老舊小區改造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工程項目開工。 ^[10] 

瀘州市兆和學校座落於五峯山上、長沱兩江交匯之畔，是瀘州市龍馬潭區規模較大的一所城區九年制學校。學校前身為“勞動街小學”，後為“下大街小學”，因與蔣兆和故居毗鄰，2018年更名為“瀘州市兆和學校”。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