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良承

蔡良承（1917—1998），曾用名蔡温、蔡良臣，出生于山西省昔陽縣。讀過小學、簡易師範，畢業後任小學教員。1938年3月參加抗日救亡工作，任西寨編村抗日動員委員會主任，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西寨編村村長，黨的中心支部書記，昔西縣政府教育科科長，太行二地委支部考察組組長。1943年起歷任中共太行二地委辦公室主任、地委秘書長，中共昔陽縣委宣傳部部長，中共林縣縣委組織部部長。1949年隨軍南下。入閩後歷任中共海澄縣委書記，中共龍溪地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地委副書記、書記。“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受到衝擊，進省委學習班學習結束後到建陽汽車運輸中心站蹲點。1969年9月任建陽地區革委會生產指揮處副處長，中共建陽地委常委、地區革委會副主任。1972年1月至1973年1月任中共晉江地委副書記，晉江地區革委會副主任。1973年1月後任中共建陽地委副書記、書記，地區革委會主任。1977年起歷任中共福州市委第一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市長，福建省第五、六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政協全國第四、五屆委員會委員。1989年離休後，曾任省關工委副主任、省老體協常務副主席、省個體勞動協會名譽會長。1998年1月12日在福州逝世。 ^[3] 

中共海澄縣委員會、縣人民政府，根據廣大人民羣眾的要求，為了迅速消滅以前國民黨政府白水鎮鎮長陳仁瑞為首的“閩粵邊區反共救國自衞軍突擊支隊”股匪，安定社會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建立了海澄縣剿匪指揮部，實行軍事清剿為主，發動羣眾撒下天羅地網，開展大規模的剿匪鬥爭。具體採取四條有力措施： ^[7] 

一、聯合清剿，殲滅股匪實力。縣委書記蔡良承親自掛帥，加強剿匪工作的領導，發動羣眾，建立民兵組織，實行村與村聯防自衞。在地區剿匪指揮部的統一領導下，先後在漳浦和海澄第五區公所召開南五縣(即海澄、漳浦、雲霄、詔安、東山)剿匪聯席會議。確定了玳瑁山、灶山等地為重點，以中國人民解放軍二七一團為主，配合基層幹部、縣大隊、公安隊、區幹隊、民兵等地方武裝力量，部署開展清剿工作。多次主動出擊郊邊、油柑嶺、松浦、田中央，太江、土塔等地進行圍剿，擊斃匪蘇電火、楊烏龜等人。1950年5月2日，與漳浦縣第三、五、六區聯繫，組織軍民3000多人，聯合圍剿玳瑁山，抓獲匪13人，給匪以沉重打擊，大大地鼓舞幹部和羣眾。在軍民聯合圍剿壓力下，這些匪徒時刻心驚膽戰，惶惶不安，不得不化整為零，到處逃竄。為了迅速消滅股匪，乘勝追擊，不停頓地開展圍剿鬥爭，7月16日在漳浦縣湖西鄉坑仔尾社擊斃匪第三大隊長陳少瑞。同時，加強與有關部門和兄弟縣、市互通情報，通力協作，在羣眾支持下，又在廈門、漳浦、海澄等地抓獲匪政治、參謀主任洪耀樞、謝木奎，匪正副大隊長及慣匪甘北海、林江東、劉晉美、蘇萬才等人。同時加強公安行政管理，建立户口登記，開展户口大清查。在海澄城關清查時，查獲隱藏散匪30多人，有力地打下股匪的囂張氣焰。 ^[7] 

二、控制匪情，摧毀聯絡點站。公安機關密切與解放軍偵察連、排配合，深入羣眾，加強匪情調查，及時準確地瞭解控制股匪活動地點、人數。摧毀匪秘密聯絡點和情報站10多個，抓獲匪秘密情報員陳南泉，陳石心、陳王仲、藍合理等人。1950年11月26日，縣公安局瞭解控制匪副支隊長李永清等人在太武山附近的內託活動。立即與駐地解放軍配合，調遣四個班兵力配合區幹隊、民兵，在第三區(港尾)黨委王照承帶領下，分成兩路進行圍剿，活捉李永清，繳獲副支隊長委令1張，駁殼槍1支，子彈30發。7月13、14日，分別在第一區、第三區的城關、港尾召開公審大會，判處匪首李永清、慣匪蘇萬才死刑，大大地鼓舞了羣眾的鬥志。 ^[7] 

三、政治攻勢，分化瓦解敵人。在剿匪鬥爭中，多次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農協會，青年、婦女、民兵，以及匪屬會等，反覆説明政府對剿匪的決心和方針政策。指出匪首陳少瑞、匪徒蘇電火等人堅持與人民為敵，負隅頑抗的下場，啓發廣大幹部、羣眾的政治覺悟和思想認識。要求大家做到不窩匪、不通匪、不資匪，發現土匪及時檢舉揭發，協助政府捉捕，使土匪沒有立足和藏身之地、同時，發揮政策的威力，開展強大政治攻勢，爭取分化瓦解匪徒。如匪方土生等一批匪徒，即在政策感召下，紛紛自新接受集訓教育。在集訓中，老實坦白交代，檢舉揭發，表示棄邪歸正、改惡從善。人民政府再根據他們的罪惡輕重和悔改表現，對照政策，分別處理，該釋放的立即釋放。迫使匪首更加孤立，走投無路。匪正副大隊長徐大餾、吳連泉則隱瞞槍枝假自新，妄圖待機而動。在中共強大的政治攻勢下，基本上消滅股匪的有生力量，安定了社會秩序。 ^[7] 

四、發動羣眾，追捕潰逃散匪。為了徹底消滅潰散的土匪，縣人民政府組織一支強有力追捕圍剿散匪隊伍，依靠基層，發動羣眾，開展調查瞭解散匪的下落，佈下了天羅地網。一但發現，立即組織追捕圍剿。先後發現匪甘春令逃藏在郊邊山上的石洞裏，匪蘇來德等3人，逃藏在六口碑社邱宗禮家的地洞裏，馬上組織力量進行圍捕。在圍捕中，匪甘春令，蘇來德被當場擊斃，匪邱宗禮等2人被活捉。繳獲卡賓槍1支，駁殼槍2支，大麴七1支。匪首支隊長陳仁瑞與代理大隊長楊松和，在圍剿壓力下四面楚歌，逃藏在西鳳山上人空坑的石洞裏，準備頑抗到底。由於羣眾的政治覺悟提高，不通匪、不資匪而致糧草斷絕，無法繼續生存下去，終於在1951年1月1日，被迫攜械到第五區公所投降。至此，匪“支隊”被徹底消滅。 ^[7] 

新華社福州十月十九日電新華社記者王煒中、張瑞三報道：中共福州市委第一書記蔡良承認真處理人民來信。他從去年一月到任至今年九月底為止，已批閲一萬零三百五十一封，約佔這段時間福州市委信訪辦公室收到的人民來信總數的三分之一，並參與解決了來信中反映的一些重大問題。 ^[4] 

多年的實踐使蔡良承認識到信訪工作是黨密切聯繫羣眾的重要渠道之一。儘管第一把手的工作千頭萬緒，他總是抓住信訪工作不放。到任後沒幾天，他就找信訪辦公室的同志談話，他説，羣眾給領導寫信，寫什麼，怎樣寫，都要考慮再三；信寫完了，還要反覆抄改；發信之後，就掐着指頭算日子，希望早日聽到迴音。如果當領導的把信在一邊不管，就會失去人民的信任。他懸切地希望大家通力協作，搞好信訪工作，同時規定凡給他本人的來信，都由他自己拆閲，不用秘書代勞。此後，他幾乎每天晚上都抽出一兩個小時，專門批閲人民來信，基本上做到當天的來信當天處理。有些來信反映了重大問題或者提出了好的建議，他就摘錄到筆記本上，拿到市委常委會上去研究解決。他在生病住院期間，只要精神稍好一點，躺在病牀上仍堅持批閲信件。有時外出開會，他就囑府秘書處把指名給他的來信保管好，待他回來處理。今年夏天，他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離開福州一個多月，給他的來信有二百五十六封。秘書處提出代他處理，被婉言謝絕。他自己連加幾個夜班，趕緊批閲。去年十月，給他的信件多達九百三十一封，他也採取加夜班的辦法，認真批閲每一封來信。 ^[4] 

蔡良承在處理人民來信時，不是“眼看手不動”，而是儘可能和同志們一起，解決一些重大問題。去年五月，他在福州市第四次黨代會上，代表市委作工作報告時講到要堅決落實政策的問題。不久，他收到福州電子管廠一位政工幹部的來信，對福州市落實人的政策速度緩慢，提出了尖鋭的批評，並對蔡良承本人開了一“炮”：“你在報告中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反對説空話，説大話，説假話。我認為，你在報告中提出的工作規劃如果不能實現，那末，你自己就在説大話、説空話。”蔡良承看了這封信，認為這位同志是以對黨負責的態度，及時向他敲了警鐘。他在信末的批語中讚揚這封信寫得好，要求各部門、各單位狠抓落實政策的工作。這封信的內容經核實之後，連同他的批語，打印下發。然後，他和市委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帶頭行動。福州市屬中學的教師有三分之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了審查，許多優秀教師遭到殘酷迫害，追切要求落實政策，但是阻力比較大。蔡良承等同志瞭解這個情況之後，召開常委會研究，採取措施加強教育系統的領導班子，很快就扭轉了局面，使之成為全市落實政策的先行單位。接着，蔡良承又和在家的領導同志一起參加了市教育系統平反大會，並在全市推廣這個系統的先進經驗。到今年九月為止，福州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審查的人，已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八，經過複查，落實了政策。最近，市委對這些案件，再次進行檢查，解決留“尾巴”的問題。 ^[4] 

1938年3月參加革命工作，同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昔陽西寨編村村長、區文救會幹事、昔西縣政府教育科科長、昔西二區分委書記等職。1942年1月後任中共太行二地委支部考察組長、調查研究室秘書、主任，中共太行二地委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等職。 ^[1] 

1946年6月後任中共昔陽縣委宣傳部長、中共林縣縣委組織部長。1949年2月隨軍南下，任長江支隊五大隊三中隊指導員。 ^[5] 

1949年9月至1952年2月，任中共福建省海澄縣委書記，先後兼任海澄縣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主任，海澄縣總工會第一屆委員會主席，海澄縣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職。 ^[6] 

1952年3月後任中共龍溪地委（今漳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1955年8月至1960年10月，任中共龍溪地委地委副書記。1960年10月至1963年4月，任中共龍溪地委書記處書記。1963年4月至1965年1月，任中共龍溪地委地委副書記。1965年1月起任中共龍溪地委書記。“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進省委學習班學習。1969年9月任建陽汽車運輸中心站蹲點工作隊隊長、南平地區革委會生產指揮處副處長。1971年5月至1971年6月，任南平地區革委會副主任。 ^[8] 

1971年6月至1971年7月，任建陽地委常委。1971年7月至1972年1月，任建陽地委常委，地區革委會副主任。1972年1月至1973年1月，任晉江地委副書記，地區革委會副主任。1973年1月至1973年11月，任建陽地委副書記，地區革委會副主任。1973年11月至1977年12月，任建陽地委書記，地區革委會主任。 ^[9] 

1977年12月至1978年4月，任福州市委書記，福州市革委會主任。1978年4月至1978年5月，任福州市委第一書記，福州市革委會主任。 ^[8] 

1978年6月，兼任政協福州市第五屆委員會主席，市委黨校校長。1979年5月兼任福州警備區第一政治委員。1979年12月兼任福建省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0年2月，兼任福州市第七屆人大常委會主任。 ^[8] 

1981年10月至1982年2月，專任福建省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福州市第七屆人大常委會主任，福州警備區第一政治委員。1982年2月至1982年7月，任福建省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福州市第七屆人大常委會主任。1982年7月至1983年4月，任福建省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1983年4月至1988年1月，任省六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 

1989年後，任省關工委副主任、省老年體協常務副主席、省個體勞動者協會名譽會長。 ^[1] 

曾任中共第二屆、三屆福建省委委員，福建省第五屆、六屆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