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澤見逐於趙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慚，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

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説。”蔡澤曰：“籲！何君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而心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福，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

應侯知蔡澤之慾困己以説，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請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死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圖譭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兇。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不可哉？”

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知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一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之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

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者為主，正亂、披患、折難，廣地、殖穀，痼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章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及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遂以車裂。楚地方千里，帶甲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並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自是之後，趙、楚懾服，四十餘年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並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説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創邑，闢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背而殺之。此四子者，成功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衽席，某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範、中行之途，棧道千里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慾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

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説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説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1] 

蔡澤被趙國驅逐，逃亡到韓、魏，途中又被人搶走炊具。正落寞之時，聽説秦相應侯範睢任用鄭安平、王稽，可是後來兩人都犯下了重罪，以致使範睢內心慚愧不已。蔡澤便決定西行入秦，去拜見秦昭王，事先故意對人發出豪語，以激怒範睢：“燕國大縱橫家蔡澤，乃是天下雄辯豪傑之士。只要他一見到秦王，秦王必定任命他為相國，替代範睢的地位。”

範睢聽説之後，就派人找來蔡澤，蔡澤見範睢，並未行禮只是拱了拱手，致使範睢很不高興，談吐之間蔡澤更是倨傲無禮，此時更是火上添油，於是責問他説：“你曾揚言，你將取代我的秦國相國職位，有沒有這回事呢？”蔡澤回答説：“有。”範睢説：“那我倒願意聽聽是什麼道理？”蔡澤説：“唉，閣下為什麼這樣見識遲鈍呢！即使是四季的轉移，也是本着‘功成身退’的自然法則。一個人活在世界上，手腳都很健康，耳朵也很靈敏，眼睛也很明亮，內心像聖人一樣賢智，這不是每個人殷切期望嗎？”範睢説：“是的。”蔡澤説：“以仁為禮，以義為則，施恩德於天下，天下人都會由於感恩而崇拜他，並且都希望擁護他為君王，這不也都是雄辯家殷切期望的嗎？”範睢説：“是的。”

蔡澤又説：“既富且貴，善治萬事，使每個人都能享盡天年，每個人都不致夭折。天下人民都能繼承他們的傳統，維護他們的業績，傳給無窮的後代，名實兼而有之，恩澤流傳萬年，受人永遠讚美，和天地同其始終，這難道不是符合規律而且聖人所説的吉祥善事嗎？”範睢説：“是的。”蔡澤説：“例如秦國的商鞅、楚國的吳起、越國的文種，他們最後的結局也可羨慕嗎？”

範睢知道蔡澤是為了要使自己陷於窘境，於是就這一點回答説：“為什麼不可以？商鞅奉事秦孝公，終身盡忠，絕無二心，公而忘私，賞罰分明，秦國大治，竭盡智能，表露赤心，然而卻招致秦國人的怨恨和責怪，他為秦國而欺騙老朋友，俘虜魏公子卬，最後終於為秦國擒獲魏將而大破魏軍，擴充疆土達1000裏之多。吳起奉事楚悼王，絕對不以私損公，奸佞讒言不能蔽塞忠臣，議論不隨聲附和，辦事不苟且保身，每當遇到應行的大事，就不顧譭譽，一心想要使君王成就霸業，國家富強，而且不畏一切災禍和邪惡勢力。大夫文種，奉事越王勾踐，君主即使遭困受辱，仍然竭盡忠心和毫不懈怠，君主即使面臨斷嗣亡國，也仍然竭盡全力挽救而不離開，越王復國大功告成而不驕傲自誇，自己富貴也不放縱輕慢。像以上這三位忠臣，可以説是義行極致和忠貞的典範。所以君子總是犧牲性命來完成名節，只要是大義所在，雖然犧牲生命也無所懊悔，為什麼不可以呢？”

蔡澤説：“君主聖明，臣子賢能，這是天下的大福；國君明智，臣子正直，這是一國的福氣；父親慈愛，兒子孝順，丈夫誠實，妻子忠貞，這是一家的福分。然而比干忠君愛國，卻不能維護殷朝的存在，伍子胥雖然賢能，卻不能使吳國保存不滅，申生雖然孝順，而晉國仍然不能避免內亂。這就是雖然有忠臣孝子，國家仍然不免滅亡騷亂，這是什麼道理呢？主要是沒有明君、賢父來採納的緣故。因此天下人都認為這樣的國君和父親是可恥的，而憐惜同情他們的臣子和兒子。假如一定等到死才能盡忠成名，恐怕就連微子也不足成為仁人，孔子也不足成為聖人，管仲也不足以成為偉人。”這時範睢認為蔡澤的話很對。

蔡澤抓住了應侯“稱善”的這個縫隙，趁勢説：“商鞅、吳起、文種，他們作為臣子竭盡忠誠建立功績那是令人仰慕的。閎夭奉事周文王，周公輔佐周成王，難道不是盡忠嗎？按君臣的關係而論，商鞅、吳起、大夫文種他們令人仰慕比起閎夭、周公來怎麼樣呢？”應侯説：“商鞅、吳起、大夫文種比不上閎夭、周公。”蔡澤説：“然而閣下奉事的君主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踐相比，究竟誰更慈愛而又信任忠臣、不欺凌故舊呢？”範睢説：“不知道怎麼樣。”

蔡澤説：“當然，閣下的君主親近忠臣，是超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的。而閣下事奉君主，在平定內亂、消除禍患、排除困難。擴充疆土、發展農業、振興國家、強化君主等方面，聲威壓倒四海，功業揚名萬里之外，並沒有超過商鞅、吳起、文種三位名臣。但是閣下的地位和俸祿，以及家中的財富都已經超過他們三人，然而閣下還是不隱退，我深為閣下擔憂。古諺説得對：‘太陽昇到正午時就開始偏移，月亮圓到滿盈時就開始虧缺。’萬物都是盛極而衰，這乃是自然規律。不論是進還是退，不論是伸還是縮，都隨着時間變化，這乃是聖人恪守的常理。

古時齊桓公九次會合諸侯，矯正天下弊風而使其煥然一新，到葵丘之會，桓公就顯出了驕縱之色，因此就有九個國家背叛他。吳王夫差，自認為天下無敵，因此就輕視諸侯，欺凌齊、晉兩國，到後來招致國破人亡。夏育、太史啓等人，一聲叱吒能使三軍震撼，然而他們本人卻死於普通人之手。這都是仗恃威權而不深思事物道理的緣故。

商鞅為秦孝公制度量衡、改革貨幣。廢除井田、重劃土地，教民努力耕種和作戰，因此大軍一出發就拓展疆土，軍隊凱旋而歸使國家富強，所以秦兵無敵於天下，在諸侯之間建立了威權。可是成功之後，竟殘遭五馬分屍之刑。楚國擁有雄兵百萬，然而秦將白起僅僅率領幾萬秦兵，一戰便攻陷楚都鄢和郢，再戰而焚燒夷陵，往南吞併蜀、漢，此外又越過韓、魏攻打強趙，在北方屠殺馬服君及四十多萬兵卒，血流成河，悽慘哀嚎之聲震撼天地，為建立秦國的霸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從此以後，趙、楚兩國衰弱下去，再也不敢抗拒秦兵，這都是仰仗白起攻下的城池有70多座，他雖然為秦國建立了豐偉戰功，可是他卻在杜郵被秦王賜死。吳起為楚悼王改革弊政罷免無能的朝臣，撤消無用的機構，廢除多餘的官吏，杜絕請客説情的風氣，改良楚國的風俗，往南攻打楊越，往北攻打陳、蔡，摧毀連橫政策，解散合縱之約，遊説之士沒有開口餘地，可算得上是成功了，可憐最後他本人卻死於楚人的亂箭之中，然後再把他分屍泄憤。越大夫文種，為越王勾踐開疆拓土，發展農業，率領四方軍隊和全國上下的人民，擊敗吳國生擒吳王夫差，完成了越國霸王功業，可是到頭來勾踐卻把他殺了。這四位賢臣，都是因為功成而不退，才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這就是所謂‘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返’。只有范蠡深知明哲保身之理，於是就以超然的姿態功成身退，遠離人間的是非之門，永遠做個悠然自樂的陶朱公。

難道閣下沒有看過賭博的人嗎？有時想孤注一擲，有時想步步取勝，相信閣下是最清楚的。如今閣下當了秦國相國，為了謀劃國家大事而終日忙碌，為了制定策略而不走出朝廷，坐在朝中控制諸侯，威儀施行於三川，藉以增強宜陽的實力，打開羊腸之險，封閉太行要塞，切斷三晉的道路，修棧道千里通往蜀漢之地，使天下諸侯都畏懼秦國,秦王的慾望得到了滿足，您的功勳已無可復加，正是分功之時，此刻如果不知及時隱退，商鞅、吳起、文種之禍不遠矣！您為何不在此時納還相印，虛相國之位以待賢人？這樣既可博取伯夷一樣的美名，又可長享富貴，世代稱孤，更能和仙人王子喬、赤松子一般長壽。這麼做比起終遭災禍來怎麼樣？你的看法又如何呢？”範睢深有同感：“先生的説法太有道理了。”於是請蔡澤入座，待以上賓之禮。

過了幾天，範睢入朝拜見昭王，對他説：“有位新從山東來的客人蔡澤，其人雄辯，臣閲人無數，更無人與之相比，臣自愧不如。”於是昭王召見蔡澤，相與言語，昭王十分讚賞，拜為客卿。範睢這時自思後路，便稱病不朝，並且借病辭官。昭王一再不準，範睢便推言病重。昭王無奈只得允准。昭王對蔡澤的計謀十分欣賞，任命他為相。蔡澤助秦昭王吞併了東周國。

蔡澤出任相國沒幾個月，便有人惡意誹謗他，由於恐招致殺身之禍，便稱病辭官，得封為剛成君。他在秦十多年，歷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最後任職於秦始皇皇朝，曾出使燕國，三年之後令太子丹到秦國做人質。 ^[1]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事極必反。落寞的辯士蔡澤運用眾多事例反反覆覆向顯赫一時的範睢講明瞭這個道理。結果輕輕鬆鬆的代替了範睢的相位。在常人看來，這一變化真有點匪夷所思。 ^[1]  這也同時在警告我們，不要太高傲，我們只是蒼茫大海中的一條小船。

當蔡澤聽説範睢的手下犯了重罪，馬上意識到正在鼎盛時期的範睢已開始有了隱患。深明盛極則衰道理的他，知道自己説服權臣、飛黃騰達的機會終於來臨。謀略家之所以高明，在於能在凡人看到的日常事件背後看到隱秘、看到機會，他們首先能洞察到事物的本質，然後根據規律謀算自己的前途、進行深遠的計劃和安排。正象他給範睢所説的“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是自然界的鐵律，盛極則衰、功成身退是人類社會的鐵律，放之四海而皆準。他掌握和運用了這個鐵律，就説服了權臣，自己在仕途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蔡澤極為善辯，他是這樣説服範睢的：首先他描繪了士大夫們的個人理想，在這上與範睢取得了認同，接着説明商鞅、吳起、文種沒有達成這種理想的原因一方面象比干、伍子胥、申生一樣沒遇到賢君，更重要的是不知盛極則衰、不會功成身退，同時他又舉了范蠡這個正面的典範，最後剖析了範睢目前的處境，得出了範睢必須馬上隱退的結論。整個雄辯過程環環相扣、安排得當、邏輯嚴密、論證有力，各種人物案例隨手拈來，對自己的觀點起了巨大的證明作用。言辭上鋪陳華麗、排比對偶誇張等修辭手法應有盡有，渲染感情毫不餘力，抑揚頓挫、氣勢雄壯。

範睢， 在《史記》中本名為范雎(?—前255)，也叫範且（這是漢代石刻中的錯誤），字叔。戰國時魏人，他是秦國曆史上智謀深遠、繼往開來的一代名相，也是我國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極有建樹的著名政治家、軍事謀略家。公元前266年范雎拜為丞相，封之於應城(今河南魯山之東)，故號為應侯。

劉向（約前77—前6）又名劉更生，字子政。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楚元王劉交四世孫。漢宣帝時，為諫大夫。漢元帝時，任宗正。以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旋得釋。後又以反對恭、顯下獄，免為庶人。漢成帝即位後，得進用，任光祿大夫，改名為“向”，官至中壘校尉。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為中國最早的圖書公類目錄。治《春秋彀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説苑》、《列女傳》等書，《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生平事蹟見《漢書》卷三十六。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