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倫造紙

蔡倫造紙，最初出自《東觀漢記》及范曄《後漢書》記載。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永豐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即按書寫需要裁好的絲織品)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發明、創造)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

蔡倫，字敬仲，是桂陽人，永豐九年時，他的職務是監督製作皇宮專用的劍器以及各種器械，全都精密牢固，方法被後世效仿。自古以來都是把字寫在或刻在竹片上，再編成冊，那種用來寫字的絲綢叫做紙。絲綢很貴而竹簡又太笨重，並且不便於人們使用。蔡倫於是想出一種方法，用樹皮、麻頭以及破布、魚網造成紙。元興（漢和帝年號）元年上奏皇帝，皇帝誇讚他的才能，從此都採用他造的紙，所以天下都説“蔡侯紙”。

蔡倫，字敬仲，東漢桂陽郡（今湖南耒陽人）人，約東漢永平四年（公元61）生；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卒。出生於普通農民家庭的蔡倫，從小隨父輩種田，但他聰明伶俐，很會討人喜歡。漢章帝劉炟（公元56～58年）即位後，常到各郡縣挑選幼童入宮。永樂十八年（公元75年）蔡倫被選入洛陽宮內為太監，當時他約15歲。他讀書識字，成績優異，於建初元年（公元76年）任小黃門（宦官中職務較低者）。此後作黃門侍郎，掌管宮內外公事傳達及引導諸王朝見、安排就座等事。正宮竇太后無子，指使誣陷章帝妃宋貴人“挾邪媚道”，並下懿旨令蔡倫“查實”，通令她自殺。宋貴人所生太子劉慶被貶為清河王。竇後又指使人投“飛書”（匿名信）誣陷章帝妃梁貴人，強奪其子劉肇為養子並立為太子。章帝於公元88年卒，10歲的劉肇登基，為和帝，由竇太后聽政。蔡倫因功被提拔為中常侍，隨侍幼帝左右，參與國家機密大事，秩俸二千石，地位與九卿等同。中國歷史上宦官干預國政，也正由此開始。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竇太后卒，和帝親政。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和帝立鄧綏為皇后，蔡倫立即投靠鄧皇后。鄧綏喜歡舞文弄墨，蔡倫為投其所好，甘心屈尊兼任尚方令，主管宮內御用器物和宮廷御用手工作坊。在此期間，他總結西漢以來造紙經驗，改進造紙工藝，利用樹皮、碎布（麻布）、麻頭、漁網等原料精製出優質紙張，於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奏報朝廷，受到和帝稱讚，造紙術也因此而得到推廣。同年，和帝卒，鄧後所生百日嬰兒即位，不到二年又卒。鄧後再立13歲皇侄劉祜（公元94～125年）嗣位，為安帝。劉祜是清河王劉慶之子，但由於他即位初期仍由鄧太后把持朝政，蔡倫繼續受到重用，被封為“龍亭侯”（封地在今陝西洋縣），從此進入貴族行列。由他監製的紙被稱為“蔡侯紙”。約於元初五至六年（公元118～119年）蔡倫又被提升為長樂太僕，相當於大千秋，成為鄧太后的首席近侍官，受到滿朝文武的奉承。 正當他權位處於頂峯之際，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鄧太后卒，安帝親政。蔡倫因為當初受竇後指使參與迫害安帝皇祖母宋貴人致死、剝奪皇父劉慶的皇位繼承權而被審訊查辦。蔡倫自知死罪難免，於是自盡而亡。蔡倫一生在內廷為官，先後侍奉4個幼帝，投靠兩個皇后，節節上升，身居列候，位尊九卿，卻以慘死告終。但他在兼管尚方時，推動了手工業工藝的發展，被稱為東漢時期的科學家。因而留名後世，得到史學家的首肯。

據《後漢書·蔡倫傳》記載，蔡倫主管尚方期間，曾“監作秘劃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近代考古發掘的實物也證明確實如此。尚方令本來是少府屬官，主管刀劍等各種宮廷御用器具的製造，與中常侍高位根本不相稱，但蔡倫盡力討好，凡是帝、後喜歡的器物，都在尚方精製。鄧後喜歡文史和紙墨，曾令各州郡歲貢紙墨。蔡倫也正因此而成為促進東漢造紙術發展的關鍵人物。由於職務上的關係，蔡倫得以有觀察、接觸生產實踐的條件。每有空閒，他就閉門謝客，親自到作坊進行技術調查，學習和總結工匠們多年積累的豐富經驗，再加上他自己的聰穎創新，對發展當時的金屬冶煉、鑄造、鍛造及機械製造工藝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如當時的鋼刀製造以炒鐵為料，經多次鍛打而百鍊成鋼。當時所製造的器物在質量、性能及外觀上確實是精工製造，堪為後世仿效。 但是。蔡倫對工藝技術最突出的貢獻還是在造紙方面，大致可從三個角度來評述。第一：組織並推廣了高級麻紙的生產和精工細作，促進了造紙術的發展。第二：促進皮紙生產在東漢創始並發展興旺。第三：因受命於鄧太后監典內廷所藏經傳的校訂和抄寫工作而形成了大規模用紙高潮，使紙本書籍成為傳播文化的最有力工具。 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四大發明”（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之一，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項十分寶貴的貢獻，大大促進了世界科學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深刻地影響着世界歷史的進程。

關於蔡倫故居，至今可以找到最早的記載資料是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耒水》一文：“耒陽，舊縣也......西北徑蔡州，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南朝宋盛弘《荊州記》載：“耒陽縣北百步許蔡倫宅......縣人今多造紙，蓋蔡倫之遺業焉。”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後來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據以尊東漢時代的蔡倫是紙的發明者，把他向漢和帝劉肇獻紙的公元105年，作為紙的誕生年份。

在史籍裏，早在蔡倫以前，也有一些關於紙的記載。如《三輔舊事》上曾説：衞太子劉據鼻子很大，漢武帝不喜歡他。江充給他出了個主意，教他再去見武帝時“當持紙蔽其鼻”。太子聽從了江充的話，用紙將鼻子掩蓋住，進宮去見壏帝。漢武帝大怒。此事發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漢書·趙皇后傳》記載：漢武寵妃趙飛燕的妹妹趙昭儀要害死後宮女官曹偉能，就派人送去毒藥和一封“赫蹄書”，逼曹偉能自殺。據東漢人應劭解釋，“赫蹄”即“薄小紙也”（後來稱為絲棉紙）。再如《後漢書·賈逵傳》説，公元76年漢章帝令賈逵選二十人教以《左氏傳》，並“給簡、紙經傳各一通”。以上有關紙的文獻記載，都早於公元105年，即蔡倫向漢和帝獻紙那一年。

持否定造紙術是蔡倫發明的同志認為，”發明造紙術的是西漢勞動人民。東漢勞動人民在繼承西漢造紙技術後，又有所改進、發展和提高。至和帝時，尚方令（職掌管理皇室工場、負責監造各種器械）蔡倫組織少府尚方作坊充足的人力、物力，監製出一批精工於前世的良紙，於元興元年奏上，經推廣後，‘自是天下莫不從用焉’。”這是爭論中的一種意見。

另一種意見則堅持認為，蔡倫是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理由是“根據漢代許慎《説文解字》中有關紙的解釋，在蔡倫之前古代文獻中所提到的紙，都是絲質纖維所造的，實際上不是紙，只是漂絲的副產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張中國式的植物纖維紙，一般都要經過剪切、漚煮、打漿、懸浮、抄造、定型乾燥等基本操作。而灞橋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紙。理由是”從外觀看，其紙腩鬆弛，紙面粗糙，厚薄相差懸殊。經過實體顯微鏡和掃描電子顯微鏡觀察，發現絕大多數纖維和纖維束都較長，説明它的切斷程度較差，是由纖維自然堆積而成，沒有經過剪切、打漿等造紙的基本操作過程，不能算真正的紙。或許只是漚過的紡織品下腳料，如亂麻。線頭等 纖維的堆積物，由於長年墊襯在古墓的銅鏡之下，受鏡身重量的壓力而形成的片狀。此外，其餘幾種所謂西漢古紙，也都是十分粗糙，充其量不過是約紙的雛形。蔡倫及其工匠們在前人漂絮和製造雛形紙的基礎上總結提高，從原料和工藝上把紙的生產抽調到一個獨立行業的階段，用於書寫。誠然，“蔡倫紙”不會是蔡倫一手製作，但沒有他的“造意”，單憑尚方工匠也製造不出這種植物纖維紙來。因此，即使在雛形紙出土的今天，把蔡倫評作為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確的，是有充分歷史根據的。

另外，《後漢書》中有關蔡倫造紙的記載主要取自劉珍的《東觀漢記》。劉珍和蔡倫是同時代的人，應為可信。從記載中可知，蔡侯紙既能進貢皇帝，又能代替縑帛用作書寫，紙質必定達到一定水平。

有些學者還認為，灞橋紙是不是西漢的產品，也值得進一步考證。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在墓葬人的生活時代未能確切查明以前，很難對古紙的生產年代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學判斷。何況該墓葬有擾土層，曾受外來干擾，不能排除後代人夾帶進來的可能性；同是漢墓的長沙馬王堆，若無其事那樣完好，墓主有姓名可查，史料可靠，出土文物如此豐富，但除了千百根簡策和絲織古紙帛畫，並無一片麻紙。有的研究者還從出土的灞橋紙上辨認出上面留有與正楷體相仿的字跡，酷似新疆出土的東晉寫本《三國志·孫權傳》上的字體，據此認為灞橋紙可能是晉代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