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輔周

蒲輔周，原名啓宇，1888年1月12日出生於四川省梓潼縣長溪鄉一個世醫之家。祖父蒲國楨，父親蒲仲思，都是精通醫道、名聞鄉里的醫生。蒲輔周在家居長，下有弟妹6人。全家靠父輩行醫為生，家境甚清貧。蒲輔周7歲開始上私塾，11歲後在上小學同時，還由其祖父講授醫書。15歲起，在祖父潛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醫藥知識。於是，白天隨祖父臨牀侍診，入晚苦讀到深夜。他以《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為基本研讀之書，以《外台秘要》、《千金方》及歷代諸家之書為參考之學。經3年的苦讀與侍診，蒲輔周積累了一定的臨牀經驗。18歲便懸壺於鄉里。他牢記前人“醫乃仁術”之教誨，將名字改為輔周，取輔助貧弱、賙濟病人之意。

1917年，蒲輔周至成都開業，數年後返回梓潼行醫。1927年被選為四川梓潼縣商會評議員。1933年被選為四川梓潼縣第一區區長，數月後因病辭職。在此期間，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1931年倡議成立了梓潼縣“同濟施醫藥社”。此慈善機構，解決了不少貧苦百姓無錢請醫買藥的困難。還創辦了平民教養廠、“施棺會”、西河義渡等多項慈善事業，活人濟世，受到當地勞苦大眾的歡迎。

1936年，有感於時事日非，且不屑與地方政界同流，蒲輔周又赴成都行醫。同時，在成都亦辦起了“同濟施醫藥社”，並與泰山堂訂下合同，無錢買藥的病人經他免費診斷後，可持他的特定處方去泰山堂抓藥，賬記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結算。1940年，梓潼霍亂流行，蒲輔周聞訊後，立即匯200銀元和處方一張，要他弟弟們將治療霍亂的藥方抄錄後四處張貼，廣為宣傳；把所匯銀元買成藥品，半價發售，貧窮的分文不取。1945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輔周常涉水到御河邊和城郊勞動人民聚居區，為他們免費診治。

1955年，衞生部中醫研究院成立，蒲輔周奉命調京工作。進京前，他回梓潼，為羣眾掛牌義診3日，每天黎明即起，一直診病到掌燈時分。抵京後，他在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內科工作。1956年參加農工民主黨。1960年任中醫研究院內科研究所內科主任，1962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65年任中醫研究院副院長，並曾任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常委，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國家科委中醫專題委員會委員，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等職務。

1975年4月29日逝世於北京。

蒲輔周，初習儒，後因經濟原因而輟學，改從祖父習醫，十八歲時即懸壺應業。後又深入鑽研《內經》、《傷寒論》、《温病條辨》、《温熱經緯》等著作。醫術益精，名噪一時。後遷成都行醫，並於1965年參加“同濟施醫藥社”，施醫發藥濟貧，於温病、婦科病證尤有研究。

1956年，中醫研究院甫成立，即應聘到該院任職，嘗任該院副院長之職。曾以其醫術挽救甚多温病包括乙型腦炎等傳染病患者。對若干內、婦科疑難雜證，亦頗有治驗。其治病主張靈活辨證，反對泥古不化。其著作有《蒲輔周醫案》、《蒲輔周醫療經驗》、《流行性乙型腦炎》、《中醫對幾種婦女病的治療法》、《中醫對幾種傳染病的辨證論治》等多種。

蒲輔周是一臨牀大家。在他70多年的醫療生涯中，以振興祖國醫學為志，始終精研醫理，博覽兼收，治學嚴謹，精益求精。

從青年時期起，蒲輔周就養成了刻苦讀書的習慣，不論春夏秋冬，幾十年不變。調到北京時，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堅持閲讀的習慣不變。除了從書本學習外，他還向有經驗的醫生學習。他平時所用的痛風驗方、百損丸和治肺結核吐血經驗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醫口授；治療和控制內眼病及白內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黃丸”，也是從四川一位眼科醫生那裏學來的。

為驗證書本知識，蒲輔周還勇於實踐。如早年對“十八反”產生疑問，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兩，將葱白搗如泥和蜜拌勻，放置半天后，每小時給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後無異常反應，自己又親口服用，仍安然無恙，證實了蜂蜜與葱白並不“反”。他也曾將海藻、甘草同服，經多次實驗，證明海藻可與甘草同用，用於臨牀，發現其軟堅消結之力更強。他還嘗過甘遂配甘草，服後雖反應劇烈，但發現祛痰逐濁效果好。

蒲輔周認為，學無止境，學習必須持之以恆。中醫的理論深奧而廣博，沒有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學到老的恆心，是不易掌握的。他對於每一部中醫文獻，無論篇幅大小，都堅持逐章逐節、逐字逐句地細讀，而且反覆地讀。蒲輔周説，每讀一遍，皆有新的啓發，只有細細琢磨，才能舉一反三。病有萬端，藥有萬變，只有刻苦學習，才能把病看好。

蒲輔週一向對自己嚴格要求，從不文過飾非。他早年在家鄉行醫，且已享有盛譽，但由於一次偶然的醫療失誤，他便毅然停診3年，閉門讀書，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間，還以一個月的時間將借來的一部日人編著的《皇漢醫學》一書抄畢讀完，並感慨地説：“外國人尚於中醫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國人豈甘自卑”！其嚴於自律的精神，於此可見一斑。他為自己行為定下了3條準則：其一，好讀書，必求甚解。見重點，作好筆記，加深記憶；有疑義，則反覆查證，務求明辨。其二，謹授課，必有準備。講原文則主題明確，論之有據；作分析則深入淺出，引人入勝。其三，慎臨證，必不粗疏。問病情，則詳察體認，明其所因；辨證治則膽大心細，伏其所主。他這種從嚴要求的治學精神，使他在臨證時能分辨細微，審證診脈之準確較他人更勝一籌。如在一次為一重型乙型腦炎患者會診的討論中，出席的醫生都認為該患者高熱灼手，胸腹痞滿，已3日不大便，脈沉數，苔黃膩，可以用瀉下的方法治療。而蒲輔周卻認為，雖胸腹痞滿，但痞滿而不堅，脈象不是沉實而兩尺呈現滑象，苔厚膩而非老黃，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會自行排出。正當醫生們認真剖析，意見漸趨一致時，護士來報告，説患者已下溏糞。他認證之準確，令同仁歎服。

他不僅嚴格要求自己，也嚴格要求學生。他在北京工作時，在周總理的關懷下，為他配備了幾名學生。學生中有出於醫學世家的中醫，也有西醫學習中醫的學生，還有中醫院校畢業生。對學生他都精心培養，倍加愛護。在學術上，則因材施教，按照學生不同情況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學生多讀書，多看病。凡規定學生看的書，還要求學生提出問題。他説：“學問，必須是學而問”。臨證則讓學生先辨證立法、處方用藥，他再修改補定。

蒲輔周是富有經驗的臨牀醫學家，又是懂得唯物辯證法的中醫理論家。他認為，中醫學有獨特的理論，《內經》、《傷寒論》等典籍，是中醫理論體系以辯證法為內核的結晶，必須認真繼承和發展。他對《內經》和《傷寒論》有精深的研究，在繼承《內經》、《傷寒論》的理論基礎上，對其中的一些理論問題作了精闢的闡發，體現了他師古而不泥古的風範。

如對“冬傷於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經義，擺脱了一般學者從伏氣論的觀點所作的解釋（即冬日受了寒邪，邪氣伏藏於體內，到春天發為温病），而是從冬不藏精比類悟出，冬失因藏和冬病傷寒之人，其正氣必虛，春天邪氣所湊，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整個冬天伏藏於體內而到春天才發病。　又如對“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看法，他認為五臟六腑皆有陰陽，何者為陽有餘？何者為陰不足？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一有偏勝，則必為病，豈可能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而人不為病的？所以人體之陽，不是火有餘而是水不足，這就是王冰“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益火之源以消陰翳”的本意。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説後影響醫界數百年，直至明代張介賓提出“陽非有餘，陰常不足”，才將朱丹溪的影響糾正過來。反映了蒲輔周繼承前賢學術，博學廣思，師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對《醫林改錯》及作者，蒲輔周的評價是：“王清任先生苦心於醫藥，積有心得，值得學習和尊敬。但僅觀察數十具不完整的屍體，而確定古人是非，殊屬自矜太過，其圖證之現代解剖亦有未合……”。他對王清任的評價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但也是他學習前人經驗並不盲從的一例。

對中醫治療大法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補八法，蒲輔周認為，八法的具體應用應掌握分寸，若當用而不用是為失治，不當用而用是為誤治，但也有當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結果病情未得改善。蒲輔周從《傷寒論》桂枝湯下載“温覆令一時許，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悟出，八法之應用，應達到汗而勿傷，下而勿損，和而勿泛，吐而勿緩，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補而勿滯的境界。比如補法，他認為，補法用於虛證，能補不足，促使患者康復。但虛有因虛而病，有因病而虛；有漸虛，有頓虛，還有先天、後天之別；又有陰陽、氣血、津液之分；五臟又各有虛證，所以要有多種補劑，針對使用。漫補達不到效果，補藥堆積也難達到效果，甚至導致胸腹脹滿，衄血便燥等不良反應，總結出了“氣以通為補，血以和為補”的指導原則。

蒲輔週一生臨證近70年，積累了豐富的臨牀經驗。對於內科疾病，他認為，內科是臨牀醫學的基礎。他治內科，在遵崇仲景學説同時，並採擷歷代各家學派之長，如劉河間之寒涼，張子和之攻下，李東垣之温陽，朱丹溪之滋陰，融眾長於一爐，以補仲景之未備，開後學之法門。因此他能集思廣益，出奇制勝。他平素所治內科病例，大多是應邀會診，故多疑難雜症，要取得顯效殊屬不易。但由於他醫理精通，經驗豐富和善於辨證論治，每能得心應手。

蒲輔周治療外感熱病，尤見獨到。臨牀所見外感熱病，屬中醫傷寒、温病範疇。自明清温病學説形成，即有了傷寒學派與温病學派之論爭。對於兩者的關係，蒲輔周認為，傷寒學説開温病學説之先河，温病學説補傷寒學説之未備，應當互為充實。傷寒與温病是始異（傷寒是寒邪侵犯太陽經，温病是温邪首先犯衞），中同（寒邪入裏化熱，證屬陽明，治以白虎、承氣，温病順傳氣分，治亦以白虎、承氣），終異（傷寒傳入三陰，治宜温補，温病入營血，灼傷津液，治宜清潤）。傷寒治以發汗解表，温病治宜透達取汗，兩者均需顧及津液。這些心得和認識，使他在温病學術上多所建樹，特別在指導治流行性乙型腦炎方面更多貢獻。

蒲輔周不僅精通內科，婦兒科亦為所長。他認為婦兒科與內科，只有見證的異同，而無本質的區別。由於婦、兒的生理、病理特性，婦女有經、帶、胎、產，兒童有麻、痘、驚、疳，其餘疾病基本與內科相同，因此，他在精於辨證的基礎上，在婦兒科診治上也有獨到之處。

對於婦科，他以調理氣血為主，以舒肝和脾為樞機，運用寒則温之，熱則清之，虛則補之，瘀則消之的大法，臨牀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對於兒科病，蒲輔周特別強調小兒的生理特點。認為小兒屬稚陰稚陽，非純陽之體，易虛易實，易寒易熱，必須認真運用四診的診察手段，平脈息，察指紋，望面色，審苗竅，聽聲音，觀動作，綜合分析以得出正確診斷，並注意稚陰稚陽之體不任攻伐。兒童無七情內傷症，但腠理不密，易感風寒咳嗽及急性烈性傳染病，腸胃脆弱，易得傷食傷冷之症。蒲輔周診治的兒科疾病均為危重急症，其救治之成功更體現了他在四診方面嫺熟的技術，其判斷之準確，用藥之精當，足堪兒科醫效法。

蒲輔周強調，治病“必先歲氣，毋伐天和”，認為各種不同氣候環境會產生各種不同的發病因素，因此要注意自然氣候和季節等對疾病發生、發展和轉歸的影響。

如麻疹病，多發於春季，但其他三季也有發生，見症有所不同，治法亦有同有異，所同者，宜宣透；所異者，宜根據季節時令之暑濕燥寒而酌增苦辛或苦辛微温之品。1945年近立秋，成都小兒麻疹流行。當時大雨連綿，街巷積水，病兒麻疹隱伏於皮下，醫生用宣透無功。蒲輔周聯繫到其時多雨，熱從濕化，因而用通陽利濕法，俾濕開熱越，疹毒豁然而出，雖不宣透亦熱退神清而愈。同道用之，亦皆應手。

1956年，石家莊市曾流行乙型腦炎，用清熱解毒、養陰法治療，治癒率達90%以上，而次年北京流行此病時，用上述方法效果不顯。蒲輔周從臨牀實踐中發現，北京多年陰雨連綿，濕熱交蒸，因此屬暑濕偏盛，遂用杏仁滑石湯、三仁湯等化裁，通陽利濕，收到了良好效果。蒲輔周在總結經驗時説：“在這一次實踐中體會到：由於氣候的影響，今年的患者在誘因上多有暑濕並重的現象，個別的還有一些變症，我們在治療腦炎過程中，隨時都要注意到這一些”。

在對內傷雜病治療中，他亦注意氣候的影響，適當加入相應時令藥，如其治週期性發熱，就按季節靈活處方用藥，暑天選用四妙丸加茵陳、青蒿、木瓜、荷葉等清熱利濕，入秋後用五積散合四妙丸加味，祛寒除濕，以提高療效。為配合季節，還注意用藥的劑型。1963年治金某心氣虛痛（冠心病）一例，即冬用膏、夏用散，以與季節相適應，既考慮到療效，亦方便了病人。

治病必求其本是中醫治療的基本原則。蒲輔周對此深有研究，並對在辨證求本過程中應注意處理的幾個關係作了闡述：

一是邪正關係。他認為從邪正關係上來看，“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邪氣為標，正氣為本。人類疾病的發生、發展和轉歸的過程，正是邪正鬥爭勝負消長的過程。因此，在治病過程中，要注意患者的正氣情況，掌握扶正祛邪、祛邪養正的辨證關係。若只見病，單純以驅除病邪為務而不顧正氣，則失去治病求本的意義。例如他曾治一急性肝炎患者，前面治療的醫生均只注意肝炎為病毒感染這個外邪的一面，以致中陽更傷，飲食日減，便溏完谷不化，神疲肢倦，月餘卧牀不起。蒲輔周治以香砂理中湯加吳茱萸、草果健運脾胃，扶正祛邪，患者很快康復。

二是病因和症狀的關係。他認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狀是標，所以治病必須尋求病因，對因治療，才能達到痊癒的目的。如他曾治一尿閉和一尿失禁的兩個患者，從症狀看，兩人是完全不同，但從病因病機分析，卻都是中氣虛弱，一是中氣不攝以致尿液失禁，一是中氣不運，尿閉不通。因此都從中氣虛弱治，處以補中益氣湯加減而愈，而不是見失禁就固澀，見尿閉就通利，此即中醫異病同治之義。又如兩心悸患者，雖主症均為心悸，但一例心悸而伴頭暈，噁心、有痰、便溏，苔中心黃膩，脈滑，為痰濕夾膽火上擾心主之實證，便溏是脾弱之象，治宜先以温膽湯加味化痰濕，兼清膽熱，加用資生丸兼調脾胃而愈；另一例心悸伴有出冷汗，下肢浮腫，大便溏，嚴重時出現心房纖顫，則屬心氣不足，兼有脾濕，偏虛證，治宜補益心氣，温脾理痰，治療亦以温膽湯化裁，但以黨蔘易竹茹，隨症加減而收效，明辨標本，治本而愈。

此外，在治病求本同時，蒲輔周十分強調治病必先察脾胃之強弱。他認為外感病須助胃氣，內傷病尤須重視胃氣，因為衞氣來源於中焦，胃氣強者，衞氣始固，玉屏風散用白朮即本於此。因此，蒲輔周每將調理脾胃作為外感病恢復期的治療關鍵。而脾胃為後天之本，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胃氣受戕則內傷難復，所以治療內傷時亦必須時刻不忘胃氣這一根本的原則，在蒲輔周臨牀中是不勝枚舉的，例如他對一例久治不愈中陽衰弱低熱患者的治療，處以昇陽益胃湯，每日煮取15克，獲效甚速；而他治另一例寒濕痹症後期邪卻正傷患者用建中湯調和營衞、温中補虛，後以薯蕷丸收功而愈。他説“辨證論治要審病求因，分析邪正相爭不同時機，因勢利導，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病後調理，應重視胃氣。胃為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健強，氣血充足則康復矣”。

蒲輔周調理脾胃，既取法於李東垣之升脾陽，又效法於葉天士而保胃陰，升降潤燥，權宜而施，融李東垣和葉天士之長，用補中益氣湯和益胃湯加減，亦常用補益資生丸，既避免參苓白朮散之補而壅滯，亦無香砂枳實丸消導香燥之弊。

蒲輔周醫德高尚，理論淵博，為千萬患者解除了病痛，為中醫事業作出了貢獻，周恩來總理稱讚他“高明的醫生，又懂辯證法”，實為當代傑出的中醫臨牀家。　(作者：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