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列傳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裏。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

始皇欲遊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遊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

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俞弗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系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

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後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

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裏，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1] 

蒙恬，他的祖先是齊國人。蒙恬的祖父蒙驁，從齊國來到秦國侍奉秦昭王，官做到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擔任秦國的將領，攻打韓國，佔領了成皋、滎陽，設置了三川郡。莊襄王二年，蒙驁攻打趙國，奪取了三十七座城池。秦始皇三年，蒙驁攻打韓國，奪取了十三座城池。始皇五年，蒙驁攻打魏國，奪取了二十座城池，設置了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去世。蒙驁的兒子叫蒙武，蒙武的兒子叫蒙恬。蒙恬曾做過獄訟記錄工作，並負責掌管有關文件和獄訟檔案。前224年（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擔任秦國的列將，和王翦一同攻打楚國，大敗楚軍，殺死了項燕。始皇二十四年，蒙武又攻打楚國，俘虜了楚王。蒙恬的弟弟叫蒙毅。

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蒙恬由於出身將門做了秦國的將軍，率兵攻打齊國，大敗齊軍。授給他內史的官職。秦國兼併天下後，就派蒙恬帶領三十萬人的龐大軍隊，向北驅逐戎狄，收復黃河以南的土地。修築長城，利用地理形勢，設置要塞，西起臨洮，東到遼東，逶迤綿延一萬餘里。於是渡過黃河，佔據陽山，曲曲折折向北延伸。烈日寒霜，風風雨雨，在外十餘年，駐守上郡。這時，蒙恬的聲威震攝匈奴。秦始皇特別尊重推崇蒙氏，信任並賞識他們的才能。因而親近蒙毅，官至上卿。外出就陪着始皇同坐一輛車子，回到朝廷就侍奉在國君跟前。蒙恬在外擔當着軍事重任而蒙毅經常在朝廷出謀劃策，被譽為忠信大臣。因此，即使是其他的將相們也沒有敢和他們爭寵的。 （蒙恬出身，家庭背景）

趙高，是趙國王族中被疏遠的親屬。趙高兄弟幾人，都是生下來就被閹割而成為宦者的，他的母親也以犯法而被處以刑罰，所以世世代代地位卑賤。秦王聽説趙高辦事能力很強，精通刑獄法令，就提拔他擔任了中車府令。趙高就私下侍奉公子胡亥，教導胡亥決斷訟案。趙高犯下了重罪，秦王讓蒙毅依照法令懲處他。蒙毅不敢枉曲法令，依法應當判處死刑，剝奪他的官籍。始皇因為趙高辦事勤勉盡力，赦免了他。恢復了他原來的官職。始皇打算巡遊天下，路經九原郡，直達甘泉宮。就派蒙恬為他開路，從九原到甘泉，打通山脈，填塞深谷，全長一千八百里。然而，這條通道沒能完成。 （蒙毅與趙高結仇）（“隱宮”應為“隱官”一詞之誤。《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傅律：“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隱官子，皆為士五（伍）。”據此，隱官產子，其身份當是無爵的士五。也就是説，儘管趙高的母親是刑餘隱官，身份低賤，但是，趙高兄弟的法律身份是士五，與普通的庶民相同。趙高的身份仕途，主要受“其母為刑戮”的影響。）

前210年（始皇三十七年）冬天，御駕外出巡遊會稽，依傍着大海，向北直奔琅邪。半途得了重病，派蒙毅轉回禱告山川神靈。沒等蒙毅返回，始皇走到沙丘就逝世了。始皇逝世的消息被封鎖了，文武百官都不知道。這時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經常侍奉在秦始皇左右。趙高平常就得到胡亥的寵幸，打算立胡亥繼承王位，又怨恨蒙毅依法懲處他而沒有袒護他，於是就產生了殺害之心。就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策劃，擁立胡亥為太子。太子擁立之後，派遣使者，捏造罪名，擬定公子扶蘇和蒙恬死罪。扶蘇自殺後，蒙恬產生懷疑，又請求申訴。使者就把蒙恬交給主管官吏處理，另外派人接替他的職務。胡亥用李斯的家臣擔任護軍。使者回來報告時，胡亥已經聽到扶蘇的死訊，當下就打算釋放蒙恬。趙高唯恐蒙氏再次顯貴當權執政，怨恨他們。 （始皇扶蘇公子之死）

蒙毅祈禱山川神靈後返回來，趙高趁機表示替胡亥盡忠獻策，想要剷除蒙氏兄弟，就對胡亥説：“我聽説先帝很久以前就選賢用能，冊立您為太子，而蒙毅勸阻説：‘不可以。’如果他知道您賢明有才能而長久拖延不讓冊立，那麼，就是既不忠實而又蠱惑先帝了。以我愚昧的淺見，不如殺死他。”胡亥聽從了趙高的話，就在代郡把蒙毅囚禁起來。在此以前，已經把蒙恬囚禁在陽周。等到秦始皇的靈車回到咸陽，安葬以後，太子就登極即位做了二世皇帝，趙高最得寵信，日日夜夜毀謗蒙氏，蒐羅他們罪過，檢舉彈劾他們。

子嬰進言規勸説：“我聽説過去趙王遷殺死他的賢明臣子李牧而起用顏聚，燕王喜暗地裏採用荊軻的計謀而背棄秦國的盟約，齊王建殺死他前代的忠臣而改用後勝的計策。這三位國君，都是各自因為改變舊規喪失了他們的國家而大禍殃及他們自身。如今蒙氏兄弟是秦國的大臣和謀士，而國君打算一下子就拋棄他們，我私下認為是不可以的，我聽説草率考慮問題的人不可以治理國家，獨斷專行、自以為是的人不可以用來保全國君。誅殺忠良臣子而起用沒有品行節操的人，那是對內使大臣們不能相互信任而對外使戰士們渙散鬥志啊，我私下認為是不可以的。” （趙高除去蒙氏兄弟）

胡亥聽不進子嬰的規勸。卻派遣御史曲宮乘坐驛車前往代郡，命令蒙毅説：“先主要冊立太子而你卻加以阻撓，如今丞相認為你不忠誠，罪過牽連到你們家族，我不忍心，就賜予你自殺吧，也算是很幸運了。你反覆地考慮吧！”蒙毅回答説：“要是認為我不能博得先主的心意，那麼，我年輕時作官為宦，就能順意得寵，直到先主仙逝，可以説是能順應先主的心意了吧。要是認為我不瞭解太子的才能，那麼唯有太子能陪侍先主，周遊天下，和其他的公子比起來，相差太遠了，我還有什麼懷疑的。先主舉用太子，是多年的深思積慮，我還有什麼話敢進諫、還有什麼計策敢謀劃呢！不是我藉口來逃避死罪，只怕牽連羞辱了先主的名譽，希望大夫為此認真考慮，讓我死於應有的罪名。況且順理成全，是道義所崇尚的；嚴刑殺戮，是道義所不容的。從前秦穆公殺死車氏三良為他殉葬，判處百里奚以不應得的罪名，因此，他死後給予評定為‘繆’的稱號。昭襄王殺死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死伍奢。吳王夫差殺了伍子胥。這四位國君，都犯了重大的過失，而遭到普天下人對他們的非議，認為他們的國君不賢明。因此，在各諸侯國中名聲狼藉。所以説：‘用道義治理國家的人，不殺害沒罪的臣民，而刑罰不施於無辜的人身上。’希望大夫認真地考慮！”使者知道胡亥的意圖，聽不進蒙毅的申訴，就把他殺了。 （蒙毅之死）

二世皇帝又派遣使者前往陽周，命令蒙恬説：“您的罪過太多了，而您的弟弟蒙毅犯有重罪，依法要牽連到您。”蒙恬説：“從我的祖先到後代子孫，為秦國累積大功，建立威信，已經三代了。如今我帶兵三十多萬，即使是我被囚禁，但是，我的勢力足夠叛亂。然而，我知道必死無疑卻堅守節義，是不敢辱沒祖宗的教誨，不敢忘掉先主的恩寵。從前周成王剛剛即位，還不能完全脱離襁褓，周公旦揹負着成王接受羣臣的朝見，終於平定了天下。到周成王病情嚴重得很危險的時候，周公旦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黃河，祈禱説：‘國君年幼無知，這都是我當權執政，若有罪過禍患，應該由我承受懲罰。’就把這些禱祠書寫下來，收藏在檔案館裏，這可以説是非常誠信了。到了成王能親自治理國家時，有奸臣造謠説：‘周公旦想要作亂已經很久了，大王若不戒備，一定要發生大的變故。’成王聽了，就大發雷霆，周公旦逃奔到楚國。成王到檔案館審閲檔案，發現周公旦的禱告書，就流着眼淚説：‘誰説周公旦想要作亂呢！’殺了造謠生事的那個大臣，請周公旦迴歸。所以《周書》上説：‘一定要參差交互地多方詢問，反覆審察。’如今我蒙氏宗族，世世代代沒有二心，而事情最終落到這樣的結局，這一定是謀亂之臣叛逆作亂、欺君罔上的緣故。周成王犯有過失而能改過振作，終於使周朝興旺昌盛；夏桀殺死關龍逢，商紂殺死王子比干而不後悔，最終落個身死國亡。所以我説犯有過失可以改正振作，聽人規勸可以察覺警醒，參互交錯地審察，是聖明國君治國的原則。大凡我説的這些話，不是用以逃避罪責，而是要用忠心規勸而死，希望陛下替黎民百姓深思熟慮地找到應遵循的正確道路。 ”使者説：“我接受詔令對將軍施以刑法，不敢把將軍的話轉報皇上聽。”蒙恬沉重地嘆息説：“我對上天犯了什麼罪，竟然沒有過錯就處死呢？”很久，才慢慢地説：“我的罪過本來該當死罪啊。起自臨洮接連到遼東，築長城、挖壕溝一萬餘里，這中間能沒有截斷大地脈絡的地方嗎？這就是我的罪過了。”於是吞下毒藥自殺了。 （蒙恬之死）

太史公説：我到北方邊境，從直道返回，沿途實地觀察了蒙恬替國修築的長城和邊塞堡壘，挖掘山脈，填塞深谷，貫通直道，本來就是不重視百姓的人力物力。秦國剛剛滅掉其他諸侯的時候，天下人心尚未安定，創傷累累尚未痊癒，而蒙恬身為名將，不在這時候盡力諫諍，賑救百姓的急難，恤養老人，撫育孤兒，致力從事於百姓安定生活的工作，反而迎合始皇心意，大規模地修築長城，他們兄弟遭到殺身之禍，不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嗎？哪裏是什麼挖斷地脈的罪過呢？（司馬遷斥責蒙恬不關心百姓疾苦）

在《蒙恬列傳》中，主要記述了蒙恬和他弟弟蒙毅的事蹟。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大業中，他們的祖父蒙驁、父親蒙武，都是秦國著名的將領，為秦國攻城略地，出生入死，奪得了幾十座城池，為始皇統一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蒙恬做了將軍，大敗齊軍，屢立戰功。始皇兼併天下後，他又率領三十萬人的龐大隊伍，北逐戎狄，收復黃河以南土地，修築長城一萬餘里，風風雨雨、烈日寒霜，駐守上郡十餘年，威震匈奴，受到始皇的推崇和信任。蒙恬在外擔當軍事重任；蒙毅在內為始皇出謀劃策，被譽為忠信大臣。

佞宦趙高犯罪當誅，是由蒙毅依法經辦的。始皇念及趙高平常辦事勤勉盡力，又赦免了他。從此結下怨仇。始皇巡遊會稽，中途駕崩，封鎖消息。李斯、趙高、胡亥暗中策劃，迫使公子扶蘇自殺，擁立胡亥為二世皇帝。趙高曾私下侍奉胡亥，深得胡亥寵幸。趙高趁機捏造罪名，日夜毀謗蒙氏，終於把蒙氏兄弟處死。

全文均以概括簡練的筆法，客觀地記述了蒙氏兄弟的一生事蹟。使蒙氏的忠與趙高的讒佞奸詐相互對比，相互映襯，使兩者形象，忠之所以忠，奸之所以奸，就更加突出、鮮明瞭，從而表達了作者的愛憎。

蒙恬自殺前説：“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把自己的罪歸咎於挖絕地脈、受到上天應有的懲罰。後來有些史家指責太史公記載“失辭”，是“演説報應”，宣揚迷信。其實讚語末“何乃罪地脈哉”一句，是可以説明太史公並不迷信。這是把蒙恬不願直接指陳殺害自己的罪魁禍首、有意轉換説法，做出一種無可奈何的解釋，表現蒙恬當時複雜的內心世界。這是一種含蓄、委婉、不露聲色的表現手法。這種文學的表現手法，《史記》其它篇章中不乏佐證。作者有意為之，是藉以揭露統治者殘害功臣的罪行，而不是有意地宣揚迷信。

該傳篇末批判了蒙恬在人心未定，痍傷未瘳的情況下，修築長城、馳道“阿道興功”，而不顧百姓疾苦，表現了作者的政治態度和關心人民疾苦的思想。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十歲時隨父到長安，先後求學於董仲舒和孔安國門下。二十歲開始遊歷名山大川，所到之處均考察風俗，採集史蹟傳説。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司馬遷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征匈奴時因友軍接應不力身陷重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