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遊牧記

《蒙古遊牧記》(2張)

《蒙古遊牧記》為其最重要之代表作，前後致力十年，稿凡屢易，死時尚未完成。後經其友何秋濤校訂，並排比補輯末四卷，方成完壁。分內蒙古二十四部、外蒙古喀爾喀四部、額魯特蒙古、額魯特新舊土爾扈特等四大部分，按照蒙古各盟旗，分記其地歷朝建置沿革、道里四至、山川城堡、古蹟、廟宇、卡倫、驛站、與中原王朝關及清時各部封建領主的封爵功勳和清朝的會盟臣貢關係，尤詳於明清各部變遷情況。所論範圍廣，及今蒙古共和國和中國境內的內蒙古、新疆、青海、寧夏、東北三省等蒙古族活動區域。 ^[2] 

作者認為，蒙古地與中原相依，“其部落強弱，關係中國盛衰”故書中不僅歷敍蒙古各部與朝廷的關係，如作為清皇朝的主要軍事支柱，在歷次重大征戰中的作用，以及清政府扶助蒙古地區經濟的某些措施等，還博徵史籍，考古論今，對蒙古各處地形、駐軍重鎮，乃至邊地卡倫屯兵情況均作了評論。這些議論，很大程度上都是針對當時沙俄的侵略威脅所發的。與此同時，作者對當地的自然經濟條件也作了認真考察。書中每涉一地，必詳引前人著作或舊案，記其水道泉源流向和水利設施，何處有水草宜稼穡畜牧，何處水鹹不可食，皆敍述分明，從而為蒙古地區發展畜牧業和農田水利提供了參考。 ^[3] 

此書雖是一部志書體著作，但記事內容和範圍卻超越於一般史志。作者撰寫此書，初意本為祁韻士的編體史著《皇朝藩部要略》補闕，與之“相表裏”（《蒙古遊牧記·序》）但事實上，此書並非成為《皇朝藩部要略》的附庸，而是成體系。全書採用了自撰書自為注的方法，正文用筆簡練，主要記載內外蒙古各部地理和建置沿革。注中則大量引徵資料，介紹有關其他的歷史、古蹟、文物等，從而使其內容顯得遠較舊史地理志豐富。

此外，此書在資料運用上也有一些長處。首先，其註文主要採用廣徵他書的集並間加考證的方法，但卻廣而不濫。元前主要依據正史及《元朝秘史》、《聖武親征錄》、《長春真人西遊記》、耶律鑄《雙醉隱集》等。明代多取材於《蒙古源流》清代部分尤為其功力所在，資料最富，並都經過精，疊選擇，特重實地考察所和原始資料，如方式濟《龍沙紀略》、圖理琛《異域錄》、徐松《西域水道記》，以及官方檔案和近於檔案性質的官修《方略》等，“其近年興建，則又詢諸典屬，訪諸垣，以蘄精詳而備討論”（《蒙古遊牧記·自序》）。雖然這些官方檔案不免代表了清統治者的觀點，但畢竟保存了許多有關原始文獻。其次，書中還儘量吸收了同時者俞正燮、魏源、沈盎、徐繼畲等人的研成果或調查資料。如道光間，徐松任榆林知府，曾讓懷遠知縣何丙勳確查西夏統城故址，此次實地勘測資料，即被記入書中，至今仍是人們確認或研究該古城遺址的主要依據。這種博徵兼蓄的治學方法，使此書取得了很高成就。

作為我國第一部較系統的蒙古地誌，此書不僅可補遼、金、元三史之闕和提供清代蒙古各部清晰的地理與社會風貌，還對晚清西北史地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因而受到學術界的廣泛注目，被譽為學術性與現實性兼備的難得之作。

該書最初由大學士祁寯藻醵資刊於咸豐九年（1859年）。流行版本頗多，有同治六年（1867年）壽陽祁氏本、《皇朝藩屬輿地叢》（第三集）本、1938年商務印書館《國學本叢書》本及1981年台北蒙藏委員會印行的《蒙藏基本叢書》本等，後幾種本子，都出自壽陽祁氏刊本。

自十九世紀末起，此書還流傳國外，對各國的蒙古學研究起有相當影響。1895年帝俄彼得堡出版了波波夫的俄譯本，雖然該譯本水平不高，但卻成了後來西方學者研究蒙古史地的主要參考書。日本人須佐嘉橘則在1917年將此書日譯出版，收入東亞實進社編的《中國實用名譯集》第一輯。而英國學者約·弗·巴德利的《俄國·蒙古·中國》一書所用的漢文資料也多取自此書。

張穆（1805;—1849），又名瀛暹，字誦風，山西平定人。生平講求經世之學，於兵制、農政、水利、海運、錢法等莫不究心。鴉片戰爭後，對邊疆安全與中外交涉形勢深懷憂慮，提出了一些鞏固邊防的設想，並尖鋭指斥簽訂《中法黃埔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對國家主權的損害。其學不專主一家，凡經史、小學、天文、算術，皆所博通，尤精西北輿地之學。著有《顧亭林先生年譜》、《閻丘潛先生年譜》、《魏延昌地形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