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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博託·塞塞·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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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博託·塞塞·塞科·庫庫·恩本杜·瓦·扎·邦加(Mobutu Sese Seko Nkuku wa za Banga, [3]  1930年10月14日—1997年9月7日),原名約瑟夫-德西雷·蒙博託(Joseph-Désiré Mobutu), [3]  出生於赤道省利薩拉城,扎伊爾總統(1965-1997),曾在比利時部隊服役,1958年加入剛果民族運動黨,1960年任陸軍參謀長、晉升上校,同年在美國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接管盧蒙巴政權,任國民軍總司令,1965年再次發動政變推翻卡薩武布,自任總統元帥。此後致力於恢復剛果經濟,提倡本國人名和地名非洲化。要求“恢復民族真實性”,實行經濟“扎伊爾化”。60年代政局穩定,經濟增長。70年代後採取過激的民族化和國有化政策 ,政治腐敗,經濟陷入困境,1997年國內反對派武裝奪取政權,流亡國外,死於摩洛哥
中文名
蒙博託·塞塞·塞科·庫庫·恩本杜·瓦·扎·邦加 [3] 
外文名
Mobutu Sese Seko Nkuku wa za Banga [3] 
別    名
約瑟夫-德西雷·蒙博託 [3] 
國    籍
剛果
民    族
班加拉族
出生日期
1930年10月14日
逝世日期
1997年9月7日
職    業
總統
出生地
赤道省利薩拉城
性    別

蒙博託·塞塞·塞科人物簡介

蒙博託·塞塞·塞科(1930年10月14日—1997年9月7日,-Mobutu Sese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扎伊爾共和國(現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統,1965年他通過政變上台,重建中央政府,1997年在第一次剛果戰爭中被推翻。
1930 年 10月14日生於赤道省的利薩拉城。班加拉族人。天主教徒。受教於教會學校,1949年起在比屬剛果軍隊國民軍中當辦事員,後來升任軍士長,這是當時非洲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軍職,他在軍中服役時,曾向利奧波德維爾(金沙薩)的報紙投稿。1956年被解職後任《前途報》記者和《非洲現狀》週刊編輯。通過新聞界的關係和剛果民族主義領袖帕特里斯·盧蒙巴相識,1958年參加盧蒙巴領導的剛果民族運動黨。1960年在談判剛果獨立問題的布魯塞爾圓桌會議上,因盧蒙巴當時因從事民族運動被捕,蒙博託於會議開始時就代為出席,直到盧蒙巴獲得釋放。他支持盧蒙巴把剛果獨立國建成堅強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議(此建議後被採納)。
蒙博託 蒙博託
1960年6月30日剛果獨立 ,卡薩武布總統和盧蒙巴總理組成聯合政府,任命蒙博託為國民軍參謀長。8 天后,國民軍起來反對他們的比利時軍官,蒙博託對反叛軍人進行慷慨赦免,並向反叛軍官發放軍餉,成為少數能控制住軍隊的軍官之一 ,足以在卡薩武布和盧蒙巴爭奪權力的鬥爭中左右局勢。蒙博託暗中支持卡薩布武除去盧蒙巴的企圖,1960年9月,當盧蒙巴聚集他的勢力推翻卡薩布武時,蒙博託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下,背叛了他的朋友盧蒙巴,立即奪取了政府的控制權,並宣稱他將在各政客之間保持中立。許多人認為蒙博託應對盧蒙巴的死負責,因為正是他在關鍵時刻的背叛,扣押盧蒙巴並把他送上飛機運到加丹加,在那裏被叛軍殘酷殺害的。1961年2月蒙博託把政府交給卡薩布武總統,而總統則任命他為軍隊總司令。他對軍隊進行了改組並重新訓練。4年後,卡薩布武總統和莫伊茲·卡奔達·衝伯總理發生權利衝突時,他發動政變推翻卡薩武布,自任總統 。1967年他接受了一次對他政權挑釁的考驗,平定了白人僱傭兵發動的叛亂。
1965年蒙博託攫取了政權,並在此後的三十多年一直掌權。他殺害了很多反對他的人,併為自己和自己的手下謀取了大量的財富。蒙博託把剛果改名為扎伊爾並推行了“扎伊爾化” (Zaïrisation),要求他的公民們選擇非洲名字來取代他們在出生時所取的歐洲名字。蒙博託自己就棄用了約瑟夫-德西雷這個名字,變成了蒙博託·塞塞·塞科·庫庫·恩本杜·瓦·扎·邦加(Mobutu Sese Seko Nkuku wa za Banga,大意是“戰勝一切的武士,他從一次勝利走向下一次勝利”)。 [3] 
他曾致力於復興剛果的經濟,包括將加丹加的銅礦收為國有以及鼓勵外國投資,但振興農業的工作落後,因而引起了糧食進口的增加。他任命文職人員擔任政府的重要職務,以沖淡政府的軍人色彩。1967年5月創建人民革命運動,任主席。1974年修改憲法,規定扎伊爾實行一黨制,人民革命運動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力圖通過該黨尋求人民的支持,直至1990年該黨仍是該國的唯一合法政黨,反對他統治的人大多是流亡人士,曾在歷屆政府中起決定作用的部落集團,在經濟活動中未得益的小農和一些大學生。他還面臨以安哥拉為基地的加丹加叛亂分子對薩巴省的不斷攻擊。1977年他曾要求法軍干預由安哥拉支持的加丹加人的入侵。
蒙博託·塞塞·塞科 蒙博託·塞塞·塞科
自從當總統以後,他就開始了將國家非洲化運動,1971年改國名為扎伊爾共和國, 1980 年10 月被冊封為班加拉族大酋長。1982年12月被授予元帥軍銜。1988 年2月起任中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執行主席。他主張“ 一個政黨 ——人民革命運動 ”,“一個領袖——蒙博託”,1970年和1977年,在只有一人競選的情況下,他一再當選總統,1990 年非洲興起多黨制。1990年4月24日他宣佈實行有限多黨制 。他本人退出人民革命運動,以仲裁者身分“超脱黨派之爭” 。多年來,蒙博託面對內部叛亂和政變企圖,已能應付自如的保持自己的統治,但在經濟發展上,則毫無成就可言,當地政府之腐敗、管理不善和翫忽職守,使該國的交通網,農業和基礎工業設施陷入衰退,但據説蒙博託卻是世界上積聚財富最多者之一。1997年5月16日,在反政府武裝兵臨城下,攻佔金沙薩前夕,蒙博託離開首都開始流亡生涯,5月29日解放剛果民主力量同盟領導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宣誓就任總統,改國名扎伊爾為剛果民主共和國 [1] 
一位西方記者曾這樣描述:“蒙博託像多數非洲總統一樣,他是以一半是神,一半是酋長的身份統治他的國家的,把21世紀的通訊技術與古老的部族象徵結合在一起。”根據他自己頒佈的法令,他已成為一種杜撰哲學“蒙博託主義”的化身,是不可批評的國家的象徵。公共場所只許懸掛他的肖像,百姓們佩戴他的像章,並要穿着印有他的肖像的運動衫,稱“蒙博託衫”。這是黑非洲國家典型的個人專制和個人崇拜的例證。1997年9月7日,蒙博託客死摩洛哥首都拉巴特。

蒙博託·塞塞·塞科統治手段

1960年9月,剛果獨立三個月之後,蒙博託組織第一次政變的時候,還不到30歲。當時,這個年輕的剛果參謀長顯然缺乏經驗,把大量的時間花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總部裏面酗酒,害怕這個美國人張羅出來的政變,會給自己帶來不良後果。不過等到1965年蒙博託第二次發動政變的時候,就已經相當成熟了。蒙博託宣佈自己的政變是要把剛果從混亂和腐敗中解救出來,政客們已經徹底毀掉了這個國家,不能再這麼繼續下去了。
蒙博託 蒙博託
政變後,蒙博託逮捕了四位前部長,在5萬名觀眾面前絞死了他們,表明蒙博託與舊政權分裂,建立新剛果的決心,震懾了不滿蒙博託的反對者。蒙博託對剛果的控制的確非常牢固。1964年起兵反叛的穆雷雷流亡在剛果(布),蒙博託把穆雷雷騙了回來,當眾處決。整編進入政府軍的原反叛者在剛果東部再次起兵,遭到蒙博託的殘酷鎮壓。即使是白人僱傭兵參與的叛亂,也同樣動搖不了蒙博託的統治。經過5年努力,蒙博託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剛果全國的絕大多數地區。蒙博託一開始的經濟政策也有效果。在蒙博託的控制下,剛果的通貨膨脹被控制,貨幣穩定,經濟產出增長,政府負債也很低。蒙博託成功地把銅礦業國有化,為政府帶來了巨大收入。到1970年,蒙博託控制下的剛果重新恢復了活力,資源富饒的剛果,似乎又有了高速發展的機會。
蒙博託在最初幾年的成功,與美國人的幫忙是分不開的。美國人與蒙博託的關係,那是相當不錯的。在1960年剛果獨立之初的混亂時期,美國人因為擔心蘇聯的介入,就密切介入剛果的局勢,為了確保剛果不投入蘇聯的懷抱,力挺剛果的親美勢力。1963年5月,作為剛果軍隊總司令的蒙博託訪美,美國當時的總統約翰·肯尼迪對蒙博託稱讚不已,把阻止共產主義在非洲滲透的功勞加到了蒙博託的頭上。蒙博託在美國接受了為期六週的軍事訓練,還得到了美國人贈送的專機,全部機組人員都來自美國空軍。即使在1965年的政變之後,蒙博託仍然定期從美國中央情報局拿到補貼,並定期會見中央情報局在剛果的負責人。蒙博託訪美也非常頻繁。1970年蒙博託訪美期間,理查德·尼克松總統甚至表示要向蒙博託學習處理經濟問題的經驗,要學習學習如何平衡政府預算。蒙博託和多個美國總統都有很好的私交。
政治穩定的剛果立刻成了外國投資者眼中的熱地。剛果擁有豐富的銅礦、鈷礦工業鑽石以及其他礦產,礦業成了剛果經濟發展的基礎。蒙博託也制定了非常有吸引力的投資政策。美國人也非常幫忙,1970年蒙博託兩次訪美,尼克松都表示要鼓勵美國人到剛果投資。與此同時,礦產的價格也非常好,給剛果帶來了鉅額收入。以此為基礎,蒙博託推動了很多大項目的建設,利奧波德維爾的鋼鐵廠、剛果河下游印加(Inga)地區的大型水庫、從印加到礦業中心加丹加的遠距離輸電項目,以及眾多新的礦產項目和冶煉項目。到1974年,歐美投資人在剛果的投資總額已經達到了20億美元。剛果的國際地位也有明顯提升,以至於穆罕默德·阿里與喬治·摩爾曼的最重量級拳王爭霸戰都跑到剛果來舉辦,命名為“叢林倫巴”。
蒙博託也開始創建自己的政黨,這個名為人民革命運動(MPR)的政黨是剛果境內唯一的合法政黨,蒙博託自然是最高領袖,實際上也掌握着這個政黨的所有權力。蒙博託也開始有自己的思想體系,最終被人稱為蒙博託主義。雖然一直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是剛果卻通過立法,把蒙博託主義定位為治國思想。蒙博託自己的説法很簡單,按照非洲傳統,從來不會出現兩個酋長,這就是剛果人的統治方式。要按照我們的傳統來進行統治,把所有不同的人的能量激情調動起來,就必須使用一黨制。
會見里根 會見里根
蒙博託對剛果的控制遍及各個方面,控制了政府、政黨、經濟之後,蒙博託把手伸向意識形態。首先是大規模的更改舊名字。剛果被改成扎伊爾,扎伊爾這個名字來自葡萄牙語,意為浩大的水面。城市的名字也改了很多,首都利奧波德維爾改成金沙薩,礦業城市伊麗莎白維爾改成盧本巴希,斯坦利維爾改成基桑賈尼,加丹加省也改成了示巴省。蒙博託還要求使用基督教名字的扎伊爾人停止使用這些西化的名字,一律使用非洲名字,還特意警告神職人員,為嬰兒施洗的時候,如果給孩子起基督教的名字,神父會面臨5年監禁。蒙博託為自己選定的名字是Mobutu Sese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按照Ngbendu語的翻譯,意思是不知道失敗的勇士,擁有忍耐力和不屈不撓的能力,呼喚着火焰,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按照Tshiluba語的簡單翻譯,就是戰無不勝的勇士,從未輸過的公雞。蒙博託還禁止扎伊爾男性穿着歐洲服裝,自己設計了毛式無領外衣,裏面不穿襯衣,不打領帶,要求扎伊爾的男性穿着。這個服飾被稱為Abacost,成了蒙博託的個人特徵。蒙博託同樣著名的裝束,還有豹皮帽子。
蒙博託給自己弄了一大堆稱號,包括國家之父、人們的大救星、超級戰士、大戰略家。在扎伊爾,歌頌蒙博託的詩歌、舞蹈四處傳揚,扎伊爾官員的領章都是蒙博託的肖像。扎伊爾的電視台裏面,新聞節目一定要在蒙博託畫像前錄製,蒙博託曾經居住生活過的地方,都成了全國人民朝聖的地點。在扎伊爾人眼裏,蒙博託成了神專門派到扎伊爾拯救苦難的扎伊爾人民的使者,是先知,是救世主。一個前扎伊爾部長的回憶錄裏面記錄了關於蒙博託崇拜的狂熱:沒有蒙博託,就沒有扎伊爾;蒙博託創造了扎伊爾。蒙博託哺育了扎伊爾人民,種植樹木,花草;他帶來雨水和好天氣;沒有他的指導,你連廁所都不能去;沒有蒙博託,扎伊爾人就什麼都不是;蒙博託對任何人都沒有責任,所有人都要對蒙博託盡義務。1977年,蒙博託自己對支持的羣眾講:“是我造就了你們。”
可惜蒙博託與其他非洲獨裁者並沒有太多的不同。巨大的財富吸引着蒙博託,很快,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積攢財富就成了蒙博託的樂趣。1973年,打着扎伊爾需要經濟獨立的藉口,蒙博託把2000多家外國企業無償國有化,包括農場、種植園、牧場、工廠、批發商和零售企業。蒙博託把這種做法稱作是革命,不過這些應該國有化的企業並沒有多少真正的成為國家財產,大部分都分給了蒙博託家族的親朋好友。蒙博託自己曾經擁有14個種植園,加在一起稱為Celza,出產扎伊爾四分之一的可可和橡膠,僱用25000人,其中還包括140名歐洲人,僱員人數在扎伊爾排到第三。除此之外,蒙博託還擁有大面積的牧場。Celza以及其他的蒙博託家族的企業,擁有着扎伊爾境內四分之三的牲畜。不過蒙博託對自己的忠實擁護者也很慷慨,經常把自己的財產送給同盟們,當然,更多的時候是直接把國家財產或者沒收的外國企業送人。
蒙博託自然就是扎伊爾最富有的人。在1970年代,大約扎伊爾全國產值的三分之一都和蒙博託的家族有關。扎伊爾的中央銀行基本上成了蒙博託個人的錢袋,由他隨意支配。蒙博託還是金沙薩銀行的最大股東,而很多行業的公司必須在這個銀行開户。蒙博託的投資興趣非常廣泛,幾乎遍及各個領域,菲亞特、大眾、聯合利華等外國企業在扎伊爾的分支,也都有蒙博託的股份。通過美國商人,蒙博託甚至對世界鑽石市場也有一定的影響力。為扎伊爾創造最多價值的銅礦和鈷礦,自然也被蒙博託控制了。
蒙博託每年都要向海外轉移大量資產。1977年,蒙博託控制的50多家企業向海外轉移的財產就高達3億美元。從1977年到1979年三年間,蒙博託直接從中央銀行提取的金額,就高達1.5億美元,同時有很多出口產品的收入直接進入蒙博託的個人海外帳號,數額無法統計。相信在1970年代末期,蒙博託已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到1980年代,蒙博託的個人財產估計超過50億美元。
和曼德拉在一起 和曼德拉在一起
蒙博託在其他國家有很多投資,主要集中在歐洲。比如在法國裏維埃拉(Riviera)蒙博託擁有豪華別墅,在葡萄牙的阿爾加維擁有面積800公頃的莊園,在瑞士擁有農莊,在巴黎的福煦大街擁有多處公寓;在布魯塞爾至少有9個建築,從辦公樓到私人住宅、停車場。此外,蒙博託在西班牙、意大利、科特迪瓦、塞內加爾、摩洛哥,以及巴西都有不少房產。蒙博託自己在扎伊爾的住宅當然也是最豪華的。在金沙薩,蒙博託的住宅裏面甚至有私人動物園;一個三層的豪華遊艇是蒙博託的最愛,經常請生意夥伴一起到艇上游玩。蒙博託最喜歡的建築,應該是距離金沙薩700公里之遙的蒙博託家鄉巴多利特(Gbadolite)森林深處的行宮。這個建築羣裏面,一個超過了15000平方米的大理石建造的豪華建築是當地的地標,旁邊的機場甚至可以降落協和飛機。在這裏,蒙博託創建了示範農場,養殖來自瑞士的奶牛、來自委內瑞拉的山羊,這些牲畜都是直接越洋空運到這裏來的。每年,蒙博託回到這個行宮住上四五次,每次幾天,都是飛來飛去。
蒙博託忙着聚斂個人財富,扎伊爾就不這麼幸運了。被蒙博託沒收的外國企業,運行都非常不好,很多很快就破產,有不少被遺棄了;殘存的一些,也由於管理混亂,難以維持。這些企業很多是行業的骨幹,支撐着扎伊爾的經濟運行,這些企業運轉不好,就開始影響扎伊爾的經濟。
到1976年,蒙博託不得不停止革命,重新開始吸引外國投資者,可惜應者寥寥。更加糟糕的是,到1970年代中期,世界礦產價格也開始下跌。1974年4月,銅的價格達到了每磅1.4美元的歷史最高點,隨後開始下跌。1975年,銅價跌到了每磅53美分,到1977年達到了最低點。1975年扎伊爾的出口總值僅僅達到1970年的一半。與此同時,原油的價格卻大幅度上漲,糧食價格也不斷攀升。忽然間,原本富裕的扎伊爾沒有足夠的外匯來支付必需品的進口,國內基礎物資價格大幅上漲,燃料短缺,政府收入鋭減,債務加劇。這些,加上蒙博託沒收外國企業後對工、農業的干擾,使得扎伊爾的經濟陷入困境。1975年,政府已經無力償還到期的外債,外債總額也達到了30億美元。西方銀行減免了一些債務,但是扎伊爾政府卻再也沒有從危機中恢復過來。1977年,扎伊爾政府用於償還外債的數額已經佔到了政府收入的一半。為了解決眼前的危機,扎伊爾政府繼續舉債,陷入惡性循環,終於,西方銀行再也不敢借錢給扎伊爾了。
蒙博託的眾多大型項目自然也受到了影響。有一些項目,從一開始就註定了要失敗。金沙薩附近的馬魯庫(Maluku)地區的鋼鐵廠,造價2.5億美元,設計生產能力是每年25萬噸,超過扎伊爾國內需求的四倍。1975年項目建成,當年的產量達到了2.5萬噸,雖然僅是設計能力的十分之一,卻幾乎是這個鋼鐵廠曾經達到的最高產量。到1978年之後,這個鋼鐵廠的產量就沒有超過每年1萬噸。這個鋼廠很多技術不過關,產出的鋼鐵品質低,成本卻比進口的優質鋼材還高。維持運轉了10年之後,終於在1986年關門。
印加的大型水利項目,以及配套的向加丹加的輸電項目,也進行得非常不順利。這個項目的第一期發電能力是30萬千瓦,用於金沙薩地區的供電,其中包括位於馬魯庫的鋼鐵廠。項目的第二期計劃向加丹加地區供電。由於加丹加地區銅礦發達,擴建迅速,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項目。印加項目的二期於1973年開始,到1977年建設基本結束,造價2.6億美元。與此同時,通向加丹加地區的1100英里輸電線路工程卻非常不順利,比計劃延長了6年,到1982年才建成,最終造價竟然超過10億美元,超了預算四倍。但是等到輸電線路建成,加丹加地區的銅礦已經進入低谷,擴建項目早已停工,印加發出來的電竟然沒有去處。於是,印加水壩發電量僅僅達到設計發電量的18%,輸電線路也僅僅輸送設計能力20%的電力,造成極大浪費。
上行下效,扎伊爾政府的腐敗也非常驚人。扎伊爾政府的腐敗從上到下,遍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從中央政府開始,就有很多預算放在根本就不存在的項目上,被官員私吞。拖欠教師和醫護人員工資實在是家常便飯,上級政府官員和軍官冒領工資的情況非常嚴重。曾經有外國銀行統計,認為政府項目裏面,超過40%的資金去向不明,而扎伊爾能夠按時領到工資的49萬公務員裏面,實際上有三分之二根本就不存在。軍官除了剋扣軍餉,虛報人數,還可以出賣武器和後勤物資。士兵領不到薪餉,就四處設置路障,盤剝經過的行人商旅。空軍索性自己辦起了航空公司,客運規模竟然不亞於扎伊爾的國家航空公司。醫院裏,醫療設備、藥品,也大量流入社會。腐敗遍及社會各個角落,在扎伊爾,不給好處費,幾乎做不了任何事情。蒙博託自己也對政府的腐敗提出批評,但是,卻僅僅停留在口頭批評而已。腐敗的政府是蒙博托維系政權的基礎,實際上,蒙博託公開宣稱,偷一點可以,但是一次不要偷得太多。偷太多了,就會受懲罰的。在黨內的大會上,蒙博託要求黨員們:要偷就偷聰明點,細水長流。
結果就是,蒙博託統治下的扎伊爾,混亂不堪。醫院缺醫少藥,沒有設備,基本上無法運行,醫護人員沒有收入,也不願意工作。扎伊爾境內的道路本來就不多,又缺少維護,坑坑窪窪,非常危險。扎伊爾水網發達,水路運輸發展條件很好,但是實際上幾乎沒有水運行業。國內失業率極高,甚至比獨立之前還要高。由於通貨膨脹,很多人的實際工資水平僅僅達到1960年時候的十分之一。很多國民長期處於飢餓狀態,有機構統計首都金沙薩40%的人口有嚴重的營養不良。農村地區,農業產量非常可憐,僅有1%的土地被耕種。整個國家,僅僅是為了極少數的精英服務,大多數人的生活完全無人過問。為自己找口飯吃,成了大多數扎伊爾人忙碌的事情。
1970年代末期,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蒙博託終於同意改革。扎伊爾的中央銀行派來了外國人,掌管關鍵位置,海關、金融部門的領導位置也由外國人擔任。這些外國人的作用,是要避免那些關係通天的扎伊爾公司逃税,監督他們符合外匯監管制度。1978年,一個退休的銀行家布魯門托爾(Blumenthal)開始掌管扎伊爾的中央銀行。11月,布魯門托爾給出了50家企業的名單,禁止名單上的企業涉及任何的進出口行為,直到償還所有債務和拖欠挪用的所有外匯為止。同時還對另外50家企業展開調查。這兩個名單裏面幾乎絕大多數企業都是蒙博託家族的企業,最嚴重的兩家,都是蒙博託的叔叔裏託·馬波提(Litho Maboti)的企業。布魯門托爾的命令起了一些作用,有一些企業償還了金額,情況看起來比較樂觀。蒙博託自己都宣佈1979年將是道德化的一年,要打擊腐敗。實際上,情況遠沒有這麼樂觀。1979年,布魯門托爾就不得不離職。在布魯門托爾提交的秘密報告中,布魯門托爾詳細描述了國際基金組織和誠實的扎伊爾人一起建立起來的新的嚴格的金融制度是如何被逐漸破壞的。布魯門托爾自己也受到了威脅。1979年1月,一夥全副武裝的士兵衝進了中央銀行布魯門托爾的辦公室,要求為他們的將軍提取外匯。
1973年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 1973年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
蒙博托維持自己統治的方法也很有趣。在扎伊爾,政府的高層僅是很小的一個圈子,大多數來自蒙博託的家鄉和部族。關鍵位置人員的任命,都是蒙博託親自決定的。為了防止官員權力過大,蒙博託經常更換官員的位置,還經常利用降職、逮捕等手段降低官員個人的影響力。一個美國記者描述扎伊爾的政府,認為除了蒙博託的家人以外,大約只有80個人能進入領導層。而這80個人裏面,一般會有20個在當部長,20個在當大使,還有20個流亡海外,20個被關在監獄裏面。大概每隔三個月,這些人就會換一次,是榮是辱,全看蒙博託的個人興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卡爾伊邦德(Nguza Karl-i-Bond)。卡爾伊邦德在1974年和1976年兩次擔任蒙博託的外交部長,曾經非常火,被很多人認定是蒙博託的繼承人。1977年,卡爾伊邦德被控捲入叛亂,在虐待後判處死刑,隨後被赦免。1979年,卡爾伊邦德卻又成了首相,但是到1981年就逃離了扎伊爾,在西方國家四處宣講蒙博託政府的黑暗,甚至在美國眾議院作證揭露蒙博託,還寫書抨擊蒙博託。儘管如此,1985年,卡爾伊邦德又進入蒙博託的政府,成為駐華盛頓的第一大使,隨後第三次當上了外交部長,很快又成為蒙博託的首相。按照蒙博託的説法,既要把朋友放在身邊,也要把敵人放在身邊:讓人們一直流亡是很危險的,會造成很大的麻煩;對付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減少他們的能量,從而毀掉他們。
不過也不是所有蒙博託的批評者都喜歡蒙博託的這個遊戲。1980年,15名議員聯名發表了長達51頁的報告,對蒙博託的統治進行譴責,認為蒙博託個人是造成扎伊爾的各項困難的核心問題,同時要求公開透明的選舉。蒙博託把這些人逮捕,流放到偏遠的村莊裏面。一些人決定放棄對抗,繼續為蒙博託服務,但有一些人選擇了拒絕合作。1982年,一個前部長西塞凱蒂(Etienne Tshisekedi wa Mulumba)糾集反對者組織了反對黨。這些人立刻被控要推翻政府,判處徒刑,不過一年後又被釋放。西塞凱蒂隨後多次被捕,8年內被捕10次,但是仍然堅持批評蒙博託。不過到了1988年,西塞凱蒂也終於向蒙博託低頭,退出了政治。
無論這個政府多麼的腐敗獨裁,站在反蘇前線的蒙博託始終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特別是美國的支持。在華盛頓的眼裏,蒙博託是暴君,但也是友好的暴君,是西方世界可靠的朋友。西方國家支持蒙博託的藉口,是認為在扎伊爾,要麼支持蒙博託政府,要麼就是一片混亂。所以,當1977年和1978年安哥拉內戰影響到扎伊爾的時候,美國聯合法國、比利時,以及摩洛哥立刻出兵援助蒙博託。美國人對蒙博託的援助也是非常慷慨的,從1965年蒙博託上台到1988年,美國的援助總額達到8.6億美元。
會見老布什 會見老布什
蒙博託與白宮也有非常緊密的私人關係,特別是老布什。早在老布什主掌中央情報局的時候,蒙博託就和他熟識。1982年老布什以副總統身份訪問金沙薩時,對蒙博託的政府大加讚揚。1988年老布什當選美國總統,蒙博託很快就飛到華盛頓與老朋友重聚,成為第一個訪問老布什的非洲領導人。兩個人站在白宮的南草坪上,老布什發表講話:“扎伊爾是美國人的老朋友之一,扎伊爾的總統蒙博託是我們最有價值的朋友之一,我們對此非常驕傲,非常高興,歡迎你的到來。”
---------------出自橡樹村的《非洲風雲》16,蒙博託。

蒙博託·塞塞·塞科到訪中國

蒙博託到訪中國 蒙博託到訪中國
1973年1月,十餘年間一直被中國所有媒體怒斥為“美國走狗”的蒙博託總統抵達嚴寒籠罩的北京。在“紅旗”轎車裏,這位扎伊爾的鐵腕人物感慨系之:“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我帶來了扎伊爾人民的友好情誼。”温文爾雅的周恩來總理答曰:“海爾·塞拉西皇帝和尼雷爾總統都説:中國是非洲的真正朋友。”1月3日傍晚5 時30分,當中南海完全隱入冬日的沉沉暮色以後,毛澤東在游泳池書房會見了這位叱吒風雲、孔武有力的將軍。“根據我們黨的決定,國家領導人要戴這種豹皮帽子。”初次見面的蒙博託忙不迭對自己這身裝束解釋道。“我戴的帽子是真豹皮,他們戴的是假豹皮。”他指指身旁的外交國務委員恩古扎。“豹皮,嚇人啊!”毛澤東仰頭指指蒙博託的帽子,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2] 
“你到中國來比哪一個都快。説來就來啦,盧蒙巴他沒有來。”“對,他沒有來得及。”待賓主落座後,風趣而坦率的談話便開始了。“我們是支持他的。我們還支持基贊加、繆塞爾,就是不支持你。我們給他們錢和武器,他們就是不會打,打不贏啊!那我有啥辦法啊?”毛澤東毫不掩飾地説。“過去使我分裂的事情統統勾銷!”但是,蒙博託的豪爽絲毫沒有沖淡毛澤東幽默裏的嚴肅反省。
毛澤東的坦誠令蒙博託大為感動。出了中南海,他激動地對周恩來説:“給我們派一個能執行您政策的大使。”“好!”周恩來十分痛快地答應了:“我們一定會比台灣搞得更好!”其實重病在身的周恩來早已指示外交部:“扎伊爾讓宮達非去!”當天晚上,按周恩來的指示,外交部有關部門急電中國駐伊拉克使館,宮達非大使立即結束任期,在舉行例行的離任拜會後,即前往金沙薩。
宮達非果然不負厚望,他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令國民黨“外交部”次長楊西昆大傷腦筋。到後來,甚至台灣媒體和“農業部”的許多人都知道宮達非其人其名。宮達非成了蒙博託的“座上賓”。
1974年12月27日,剛過了81歲生日的毛澤東在長沙會見第二次訪華的蒙博託。“感謝貴國給我們派了一個好大使!......”征塵甫卸的蒙博託一見睽違已久的毛澤東,就滔滔不絕地打開了話匣子。老人家畢竟年事已高,聽罷蒙大將軍所言,便顧問左右:“大使何許人也?”答曰:宮達非
1980、1982、1994年再度訪華,前後共五次。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