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範之變

《烏程縣誌·職官》卷四記載“地方有董範之變，激死範祭酒，疏聞於朝” ^[2] 

“董範之變”，由於其案情重大、影響深遠，在《明史》、《萬曆野獲編》、《明神宗實錄》、《棗林雜俎》以及湖州、江寧、烏程、高澄、吳江、光山、息縣等地方史志中均有記載。

“董範之變”跨越時間長，涉及人員眾多，案情一波三折，受到從皇帝到黎民百姓的普遍關注。尤其是其中“芝麻官審狀元”的情節，一時成為平民百姓津津樂道的佳話。明神宗當政時期，政治非常腐敗，官宦權貴、富豪地主無不貪婪地剝削勞動人民。他們霸佔田產、重額官租、謀取權位、橫行霸道，置萬民於水火。在浙江湖州這個魚米之鄉、膏腴之地，勞苦大眾也是民怨四起，階級矛盾異常尖鋭。“董範之變”的產生即是當時社會矛盾鬥爭的產物。

《明史》：“汝訓（王汝訓）性清介，方嚴疾惡。巡按御史南昌彭應參亦雅以強直名，相與力鋤豪右。烏程故尚書董份、祭酒範應期里居不法，汝訓將繩之。適應參行部至，應期怨家千人，遮道陳牒。應參持之急，檄烏程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自縊死，其妻吳氏詣闕訴冤。帝命逮應參、應望詔獄，革汝訓職，詰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衷貞吉等引罪，且論救。帝意未釋，謫救應參者給事中喬胤等於外。言官訟汝訓、應參，亦及胤，帝愈怒。疏入，輒重胤譴，至除名，而謫應望戍煙瘴，應參為民。” ^[3] 

《萬曆野獲編》：“宗伯（董份）貲產過厚，怨滿一鄉……咻咻者日千百人……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為令負清勁名，在西台亦錚錚者，巡方入苕，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途巷，並及故祭酒範屏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逮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鳴冤……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複合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並撫台王洪陽（汝訓）亦罷歸。” ^[4] 

刑部尚書趙煥上奏《御史罪狀已明，誥婦執詞不服，乞賜改勘，以昭大公事》，對庭審激烈之情狀做了細緻描述：

“即會審之時，不料吳氏（範應期婦）預袖剃刀，已懷他意。至申末情節已明，司官令將御史（彭應參）收監，而範汝和（範應期侄）突然結紐不放。在傍人役恐其當堂揪打，有乖法度，方將御史扯開回避，而吳氏輒用刀向項右自抹矣。”

參與抓捕審問範應期的巡按御史彭應參和烏程知縣張應望，雖然他們都因得罪權貴而最終被逮捕流放，但他們不懼豪強、清正愛民的形象卻名留青史、廣為傳頌。“光山彭侍御按浙，風裁峻厲，不畏強禦。”“彭為令負清勁名，在西台亦錚錚者。”“巡按御史南昌彭應參亦雅以強直名，相與力鋤豪右。”“（彭應參）性剛介不避權勢，出按浙江，以執法杖指揮，遂被劾。”在彭應參和張應望被逮捕後，“浙江當地百姓沿江追攀號泣，後來又塑造彭應參的銅像，以其為神而供奉祭祀。”

董氏一案讓當地主政官員大傷腦筋，‘中丞惶遽無措’，召集浙江兩台商議，最後決定徵召能力出眾的袁可立前往處置。袁可立走訪因該案牽連剛剛辭職的同鄉前湖州知府劉渙，“公至，即博收訟牒往各邑理之，以殺其勢” ^[5]  ，通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董家田產多以抵債或低價收購、接受投獻而來。但董、範兩家也勢不讓人，要求官府嚴懲參與打砸搶的亂民。袁可立頂住壓力，認為法不及眾，竭力保護弱勢民眾，將少數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 ^[6]  ，“巨魁勢孤就擒，一指顧間而變定” ^[7]  。其餘均以民事案件分發到各縣衙門從輕發落，使這一轟動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事件影響到湖州府以及烏程、吳江、江寧、高淳等縣，受董、範兩家迫害的多為貧苦百姓，而且人數眾多。“僕橫一邑，萬民含怒”“怨家千人，遮道陳牒”“怨滿一鄉……咻咻者日千百人。”在事件發展的初期，“董範之變”就具有社會政治運動的色彩。隨着範應期的自殺和彭應參、張應望被逮捕入獄，事件受到舉國關注，“地方有董範之變，激死範祭酒，疏聞於朝” ^[2]  “（範應期）妻吳氏伏闕誣訟，緹騎逮應望，下詔獄，舉國驚歎。” ^[8]  此後事件愈演愈烈，一方面受冤屈的平民百姓聚集鳴冤，形成大規模民亂。另一方面在政府高層，也有很多高級官員開始公開支持彭應參。其中包括刑部尚書趙煥、給事中喬胤、福建道御史章守誠、南京户科給事中伍文煥等一大批官員。他們不斷上疏為彭應參鳴冤，批評萬曆皇帝偏聽偏信，其中多位官員因此而被革職或罰俸。

萬曆“董範之變”中的清官事蹟和清官形象，契合百姓心目中清正愛民、不畏強暴、斷案如神的清官理想，具備引申演義成舞台戲劇的現實意義和藝術價值，尤其“芝麻官審狀元”的情節，是演義成清官戲的絕佳故事題材。根植於平民大眾這一民間文化土壤，是“董範之變”演義成清官戲或傳奇劇的基本條件。《唐知縣審誥命》在清末已形成完整演出劇目，早期主要在河北肥鄉的羅戲劇班中演出。豫劇《唐知縣審誥命》首先發端於彭應參擔任過知縣的河北肥鄉，也能從一個側面印證戲劇《七品芝麻官》與萬曆“董範之變”之間有着牽絲掛藤的瓜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