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時進

董時進於1900年舊曆10月18日生於四川省墊江縣武安鄉天星橋董家老屋。董時進的父親董世緒、母親熊氏，歷經艱辛，勤勞致富，在四川省墊江縣（今屬重慶市）買田置房。但因富而少文，深受其苦，吃過不少“啞巴虧”。於是發憤，決心使自己的四個兒子都要上大學。後來，他們的兒子董時進、董時恆、董時光公費留學美國，董時敏畢業於北平朝陽法學院。

董時進於辛亥革命前入桂溪高等小學堂讀書，後到重慶上學，繼而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即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今交通大學之前身），畢業後棄工學農，於1917年考入北平京師大學農學院，在學習期間，品學兼優，而且愛好體育。1920年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公費留學美國之專科，旋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專攻農業經濟學。1924年獲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被選為美國施革瑪賽學會榮譽會員，又在倫敦大學作學術研究，在歐洲各國考察一年。

1925年回國後，他曾任重慶西南體育專門學校名譽校長、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四川大學農學院院長並執教有年；1929年他和竺可楨、翁文灝共五人代表中國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1934年任江西省農業學院院長、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長，在此期間，他成立了“中國農業協進會”，1940年為“國際農業協會”接納；又創辦“現代農民社”，自籌經費主編《現代農民》月刊，在全國公開發行。

1940年在重慶沙坪壩井口鎮興辦大新農場，種植果樹。飼養奶牛，他親身參加剪枝、嫁接等勞動。1945年舉家赴上海。1945年10月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1947年創建中國農民黨，任主席。兩年後，由於反對土地改革，農民黨被迫解散。

1950年，董時進遷美國定居，入美國國籍，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又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退休後，筆耕不輟，著述甚多；在美國、加拿大各大城市的社團、大學演講不下300次，晚年為和平統一中國，奔走於海峽兩岸，終因患腸癌，於1984年4月16日辭世，享年84歲。

董時進的第一位妻子是墊江縣農村的胡姓女子，新婚不久，董時進即去北平求學，妻子在家孝敬公婆，善待小叔，十分賢惠，惜幾年後病逝，1925年董時進回鄉的第二天，即具辦香蠟紙燭到妻子墓前祭掃，深表歉疚和哀悼之情。1926年，董到北平後，娶了一位朱姓女子為妻，她是前“賢人內閣”總理熊希齡的外侄女。朱比董長兩歲，擅長西畫、國畫，生有二男二女，均已學有成就。

董時進是四兄弟中的大哥，他的二弟董時敏，大學畢業後曾著書立説，謝絕了墊江縣税務局局長這樣的肥缺，隱居鄉里，以讀書、吹拉彈唱自娛，憤世嫉俗，1949年逝世時只有40多歲；三弟董時恆，終身執教於大學，帶研究生，研究體育史，著述譯著多種，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體育卷·體育史》條目副主編。

四弟董時光 ^[7]  ，20世紀50年代初被美國當局以親華之罪名驅逐出境，回重慶後執教於西南師範學院，1957年因反對官僚主義，以諍言招禍，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61年在勞改中客死他鄉，終年48歲。1984年5月13日正式平反昭雪。人們稱他是一位愛國和崇尚民主、科學的正直有骨氣的知識分子。

董時進善於學習，敏於思考，無論學文學武，學工學農，一定是學有成績，做有成就。他認為，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國家之興盛，必須以農立國，科教興農。他以興農為已任，終身不渝，即使在美國定居的34年，他仍念念不忘中國農業的振興。

董時進志趣在農，綜觀其一生，與“農”字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為農師，任農官，辦農刊，立農會，建農黨，創農場，著書立説。多是言必稱“農”。1986年，政府給大新農場的補償款2.6萬元人民幣，他早有遺囑，捐贈給西南農學院作為獎學金。董時進真可謂一生務“農”了。

當年董時進自辦的大新農場，置地75畝，種植梨、桃、蘋果、柑桔和大量的檸檬，共有果樹2900多株，年產水果1.4萬多斤，所產之檸檬不僅在省內銷售，還銷至上海等地；農場還飼養奶牛、豬、雞、鴨等畜禽。他還經常下地從事農業技術方面的勞動。

《現代農民》月刊，是董時進1938年在成都創辦的，1939年遷重慶米花街，在日本飛機大轟炸中，三次遷址，三次被炸，毀稿毀版，董時進決不屈服，另尋地址堅持出版。1945年4月26日，他在城內編輯部看完稿件後，乘公共汽車返回磁器口途中翻車，折斷三根肋骨，痊癒後值盛暑，着短衣短褲，夾把雨傘往來於城鄉之間，既辦農場又辦月刊，不理解的人稱他是“書呆子”、“真有一股傻勁”。

《現代農民》在發刊辭中宣稱，一是要傳達有益於農民的知識，一是要作農民的喉舌。月刊內容分政論、農業科技、農人之聲和通俗文藝三部分。1939年連續刊登了《四川的柑桔事業》《柚子的希望》《梁山柚子》《柑桔天牛》《廣西沙田柚》《巴縣桔子》等文章，對四川如何發展柑桔業，作了系統的介紹；他還在月刊上發表了文章《牛乳與中華民族》《建國的第一步———發展乳牛業》，強調“建立新中國，必須發展乳牛業”，他主張，多喝牛奶，有利於增強國民的體質和智力。還廣泛介紹了西瓜栽培、白木耳培養，怎樣種紅甘蔗、核桃樹，以及養豬、牛、羊、魚等科學技術，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對發展四川農業、林業、畜牧業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董時進出版了多本專著，如《農業經濟學》《農民與國家》《國防與農業》《農村合作社》《糧食與人口》《農人日記》等。他主張推廣良種，興修水利，放幹冬水田，提高複種指數，推廣美國式的農場，實現機械化、化學化。他是最早提出節制生育、優生優育的學者之一。

董時進定居美國後，以中國大陸的農村生活為題材，寫了《兩户人家》《阿寶救牛記》兩本小説。《兩户人家》是寫墊江董家的家史，同住一個院落的兩户近親，人多勢眾的一户總是欺負孤兒寡婦的一家，孤兒寡婦掙扎圖存，後來兵燹匪患接踵而至，新舊思想衝突，婚姻糾紛無法調解，事連四代，史跨百年，台灣出版界人士評論曰：“如果説《紅樓夢》是描述古代官場家庭及封建社會，《水滸傳》是描述綠林豪傑，《兩户人家》乃是近代社會及普通人家的撮影。”《阿寶救牛記》則是寫江南農村牧童阿寶與所牧之牛產生了深厚感情，忽聞牛主要將牛賣給殺牛房，阿寶於心不忍，於情難捨，乃以兩個雞蛋起家，艱苦奮鬥，終於賺了大洋20元，買了那頭牛。台灣出版界人士評論“這是一篇可歌可泣的貧兒奮鬥史”，這本書已被台灣商務印書館收入“人人文庫”。

董時進青年時即十分崇敬孫中山先生，凡有稱孫中山先生為“孫大炮”者，必與之激烈爭辯，致面紅耳赤，不折服對方，決不罷休。1919年，他在京師大學農學院求學時參加“五四運動”，於6月3日遊行時，被北洋軍閥拘捕，當時被拘捕的學生約800餘人，囚禁於北平大學法科，七天後被釋放回校。

1944年，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民主同盟時，董時進加入並任民盟中委，後又退出。

1946年舊政協會議時期董時進聯絡農業協進會中的一部分人，在重慶成立中國農民黨，先後發展黨員800多人，該黨成員中主要是大學教授和農業技術專家。該黨於1948年5月三中全會修訂的政綱主要有以下四項：一、建立民主政治；二、促進經濟發展；三、合理分配財富；四、消除一切戰爭。1946年，國民黨當局強行單方面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從民盟中分裂出去的民社黨、青年黨都投靠國民黨，參加了不得民心的“國大”，農民黨卻拒絕參加，董時進著文指責“國民代表大會不代表農民”，之後他辦的《現代農民》月刊屢遭當局的壓制，他又發表文章説：“批評政府是農民的權利，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評。”同年，董時進公開著文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土改政策。

1949年1月，農民黨發表宣言，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4月，董時進自香港派代表來北平，謀求農民黨作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

5月17日，董時進自香港抵北平，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6月5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約見董時進，指出“農民黨並不代表農民，而是地主富農利益，不能作為黨派單位參加新政協，至於該組織中的農業技術人員可以為新中國貢獻力量”，董時進表示接受批評，於6月25日在北平發表了《中國農民黨停止黨務活動致力於生產建設宣言》，宣稱：“本黨中常會議決，自即日起停止本黨一切黨務活動。號召全體黨員一致在中共和即將成立的民主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將大家的學識技能和一切力量貢獻出來，幫助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成功。”

董時進辦的《現代農民》月刊，以農民的喉舌自居，也曾揭露、抨擊過國民黨基層政權的腐敗，如寫過《保長的威風》《駭人聽聞的鄉長》《一個佃農吃了地主的虧》《役政的弊端》《徵糧舞弊應處死》等文章，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他還指名道姓批評蔣介石，寫了《請政府禁呼萬歲》一文，他寫道：“國民黨喊總裁萬歲，萬歲原系君主時代對皇帝的稱呼”，“萬歲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人民組織政府僱用官吏，而結果好似找來了一些老祖宗”，他還質問：“林（林森）主席和蔣委員長誰大？”指責當時各單位只掛蔣介石像，不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像的作法。

他讚揚中國共產黨“有朝氣，精神振作，辦事務實，政治廉潔，無營私舞弊等腐敗官場惡習”，尤其是讚揚陝甘寧邊區的“三三制”政權好。

在批評國民黨政府獨裁專制，貪污成風，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的同時，又批評共產黨“崇拜偶像”。他反對內戰，天真地主張請馬歇爾做公證人，國共兩黨都裁去軍隊，中國只保留警察，沒有軍隊，內戰就打不起來了。美國人也認為此議行不通，魏德邁曾寫信給他説：“一個國家沒有軍隊是不行的”，勸他“跟蔣先生走”，自有“出路”。但他拒絕靠攏國民黨，也不理解共產黨，想以美國為模式走第三條道路。董時進走“第三條道路”的政治主張，並不切合實際，但他是學者議政，是探索中的誤差。

1949年12月，董時進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公開信，標題是《董時進上毛主席書》，自費鉛印，四處散發，提出“江南無封建”論，不贊成在江南進行土地改革。中共華東局統戰部隨後派人找董時進談話，提出批評，制止他這種違反《共同綱領》的行動。據説這封公開信散發到他的家鄉墊江縣武安鄉，也受到農會幹部和貧僱農的批評。嘲笑“董博士不瞭解實際情況”。

1950年4月，董時進去香港，旋去美國。董時進晚年致力於和平統一中國的活動，提出主張，奔走於海峽兩岸，訪問政要。他認為中國應當和平統一，統一後的中國應給台灣地區以高度自治；他反對美國售武器予我國台灣地區，指責這是破壞和平統一中國的方針；他對鄧小平先生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極為讚賞，並充分肯定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

董時進後來雖為美國公民，但他魂牽夢縈的還是他的故國、故鄉，在中國大陸上還有他的二弟媳、三弟兩户人家，加上曾和他一起出川求學的堂兄董時厚教授（西南農學院系主任、名教授，1975年4月病逝）一家，老人家的晚輩大概有五六十人；在大陸，還有他眾多的同事、朋友。鄉情、親情、友情都催促他回中國看看，於是他以垂暮之年，在1979年、1981年、1983年作了三次中國之行。

1979年6月，董時進到北京，由他的胞弟董時恆教授陪同，遊覽了故宮、長城、十三陵等地，探望了舊友陸定一先生；好友故舊胡子昂先生也到他下榻的華僑大廈探望，暢述舊誼往事，然後飛往重慶，參觀了重慶大學、南開中學校址，遊覽了北温泉、縉雲山；並訪問了原井口大新農場，看望了當年農場的工人董可青。他看見庭院依舊，果樹葱籠，甚感欣慰。他在重慶拜望了戴永福、熊正倫等老友。還去西南農學院看望他的學生侯光炯教授，惜教授出差未能晤面。他原計劃回墊江老家，但因當時墊江尚未對外籍人士開放，他不無遺憾地返回了美國。

1981年，墊江縣已經開放，董時進激情滿懷，作第二次中國之行，先飛成都探親訪友，受到官方的熱情接待，遊覽了武侯祠、都江堰等名勝古蹟，看望了四川省副省長康振黃先生、省民盟負責人潘大逵教授，原重慶大學校長張洪元教授，以及陳志潛、魏時珍、任筱莊等老友。在回墊江縣的途中，老人家指點山水，談笑風生，重申他興修水利，放冬水田提高複種指數之主張；每遇高架水槽，必停車登臨，作實地考察，看水槽裏有沒有水，通不通水。

1983年5月，董時進作為顧問，隨翁紹裘先生的“促進兩岸和平統一代表團”集體回國觀光，先飛成都，繼來重慶，參觀了曾家巖50號“周公館”，他説，若無周氏之斡旋，中國不知道還要亂成個什麼樣子。

董時進回美國後，以《大陸之行》、《重返大陸》、《再去大陸》為題，撰文在《美洲華僑日報》上長篇連續發表，如實反映了中國城鄉尤其是故鄉墊江縣的真實情況，誠心希望中國和平統一，批評台灣當局拒不接觸、談判的錯誤態度。 ^[2-3] 

1984年4月16日，董時進因患腸癌在美病逝。 ^[7] 

1949年12月，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進上書毛澤東，勸阻土地改革。

董的觀點簡單明瞭：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税，將給國家税收帶來困難。

當時的一些文件和講話，認為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佔有約70%至80%的土地。董認為是不正確的。他指出，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户農户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户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户擁有5至10畝，13%農户擁有10至15畝，1000以上的大地主只佔0.02。這一調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數據，包括土改時期的調查，都證明了董的觀點。

董時進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過三代”。“有恆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這和存款、買股票是同樣道理。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給毛的上書中，舉了進城女傭和黃包車伕蓄錢置地的例子。

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户，寧願租出土地；自己有勞力和經營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土改後，分到土地者高漲的情緒，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

其實，董時進如此建言時，知道土改大局已定，於是悲哀地預言説，政權鞏固之後，就會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最後，這位預言家説：“他們還是會放棄，回到正確的路上來”。

從董時進對農村土地經濟和社會的分析看出，他強調保障私有地權，反對侵犯私有產權。因此，1945年民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提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民盟政綱時，作為民盟中央委員的董時進則在會上發言，稱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不是土地所有制問題，而是改良生產技術問題。 會後他寫信給張瀾主席，表示不同意該主張，退出民盟。

董時進深知無法通過民盟表達自己的主張。1947年1月1日《中華民國憲法》頒佈後，組黨自由相對寬鬆，各派系紛紛成立自己的黨派，董時進便順勢於同年5月12日在上海組建中國農民黨，並當選為主席。 董時進在中國農民黨成立宣言中道：“我們組織本黨的動機，曾經在本黨的緣起上詳細陳述，大意即是説：中國之所以鬧到日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因此認為欲使中國成為一個太平富強的民主國家，非培養農民的政治能力，並將他們團結起來，使能行使公民的職權不可。”

“中國農民黨”側重於鄉村建設，謀求於同城市平衡發展，認為造成農村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混亂，法紀不存，貪官污吏肆意掠奪農民，即所謂的“政治剝削”。

所以一方面他要求實行法制，懲處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張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進行改良，通過扶植自耕農經濟來緩和農村社會矛盾，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他建議政府用贖買的辦法，收購大地主的土地，同時成立自耕農基金，扶持自耕農，借給有能力經營土地的農民購買土地，或向政府租賃土地。

在成立宣言中，中國農民黨提出了一系列主張：

1、黨的使命是為農民爭取國家的主人地位

“本黨雖是代表社會上一行職業的政黨，但絕不存自私的階級觀念，一切主張，必須顧到國家全民的利益，我們的主要使命是為農民爭取國家的主人地位，並謀政治的改革，及農業與鄉村的改進，這都是整個國家所切需的。至於本黨的黨員當然最大部份是要向農民裏面去徵求，但是我們也歡迎一切同情者參加。農民黨是要農民都能當國家的主人，卻並非要他們都去做官。”

2、農民所受的剝削主要是政治剝削

“我們認為農民所受的剝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剝削，因為政治不良，法紀不存，農民知識低落而又散漫，一切軍閥官僚皆可以利用他們的權位，肆意掠奪人民，使得整個鄉間涸竭，個個鄉民貧窮。因此，我們認定，改善農村經濟的辦法，應着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紀，使鄉間所生產的財貨不再被非法剝削，集中城市，而不是要從富農和鄉間小地主的手裏奪取一些去彌補貧農。”

3、反對強制沒收農民財產

“本黨真誠的為農民謀利益，決不欺騙農民，故不願意發出一些只好聽而不能實踐的諾言，使他們期待從天上掉下來的財喜，隔夜發橫財，因為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們第一步要努力的要使農民能收得自己辛勞的結果，不被他人掠奪，並能藉自己的勤儉與經營逐漸改善其境遇。”

4、使農民獲得自由自主的權力，不再被別人拉去打仗

“八年抗戰下來的國家，浩劫餘生的人民，犧牲慘重，痛苦萬狀，內戰再打下去，非至同歸於盡不止。我們要求一切軍隊都無條件的向全國人民投降，在人民的面前，將他們的槍炮一齊放下來，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同時我們認為內戰的根本解決，不僅是目前不打的問題，而必須使農民獲得自由自主的權力，不再被別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來阻止任何人打仗。”

5、注重鄉村與城市的教育平衡

“我們認為根本救國的辦法，是在和平統一及優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積極發展建設與教育，這才是本黨最重要的使命。過去中國不是沒有建設與教育的成績，然而建設完全集中在大都市，教育只是極少數人的專利品。結果是建設反加重人民的負擔，都市愈發達，鄉村愈殘破，教育造成了社會上的寄生分子，受教育的人愈眾，剝削農民者愈多。本黨必須力挽其弊，特別注重鄉村生產建設的發展和農民知識的提高，使中國成為一個平衡健全的國家。”

6、“不願做任何黨派的尾巴”

中國農民黨成立後，主張“為農民謀利益，不一定要損害地主，更犯不着不必要的徒惹地主的反感”，公開聲稱“不願做任何黨派的尾巴”，對“共產主義並不感興趣，但同時對於（國民黨）政府亦不滿，政府必須徹底改革，並鼓勵農民參政”。1948年中共發表《紀念“五一”節口號》和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文告，各黨派認為它“符合於全國人民大眾的要求”，中國農民黨也表示“當無不樂聞此項消息”。此時中國農民黨依然“對目前時局絕對保持中立態度”，但對國共兩黨的態度有所改變，一方面強調“對中共持觀察態度，注意其發展，研究其政策，不主動求好感，並避免惡感”；另一方面“對政府持應付態度，黨與政府保持距離，不以黨的立場參加政府”。

1949年1月，國共和談，中國農民黨發表宣言表示擁護，同年4月，董時進謀求農民黨作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5月17日，董時進自香港抵北平，致函周恩來要求會見。

6月5日，李維漢約見董時進，“批評他在1948年公開發表的反對共產黨和反對土地改革的文章，是力圖為地主階級保存封建剝削制度，因而使農民黨成了地主黨，農民黨的路線成了地主路線。李維漢並向董時進説明，農民黨參加新政協是困難的，勸董時進不要搞農民黨，仍以從事農業建設為好，希望他把技術介紹給人民政府，為農業建設服務。董時進最後表示，願意推薦農業技術人員貢獻技術，農民黨可以宣佈解散。

6月25日，農民黨在北平發表《中國農民黨為停止黨務活動致力生產建設宣言》，宣稱：“本黨中常會議決，自即日起停止本黨一切黨務活動。號召全體黨員一致在中共和即將成立的民主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將大家的學識技能和一切力量貢獻出來，幫助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成功。” ^[4-5] 

作為民國時期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認為農業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有特殊的重要性，提出了系列振興中國農業的方案。首先，他堅決維護舊社會農村生產關係，提出“佃農優越論”，“中國無封建論”，反對任何形式的土地改革，主張保留土地私有制。其次，與前述保留傳統生產關係的保守觀點不同，他主張對中國農業的生產方向進行根本改造，發展國際化、市場化、產業化的現代進取農業，生產附加值高的農產品以進口糧食，以營利的經濟農業逐漸取代傳統自給自足的種糧農業。第三，針對水土流失嚴重，災害頻仍，他於1936年在中國首次系統提出了山坡地退耕還林還草主張。第四，為了保持必要的人均耕地，他主張堅決控制人口。作為民國時期重農派和維護土地私有制思想的代表，他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價值。他提出的營利農業論、水土保持論、節制生育論等理論，對今天研究“三農”問題也有啓發。

在以工業化為特徵的現代化過程中，傳統農業的地位和作用遇到了挑戰，學農出身的董時進畢其一生以振興農業為志向，對農業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進行了反覆申論，他是民國時期中國“重農論”思想的代表。

董時進認為中國發展農業具有比較優勢，應振興農業以振興中國經濟，建立一理想的東亞大農國。在認識農業與工業在現代化作用的過程，他的思想前後並不一致。最初他認為中國應以農立國，不宜工業化；接着認為建立農業國與建立工業國並行不悖，只有城市和工商業的發展才能拯救農村，中國必須工業化；再到認識農業與工業相比具有許多弱點，但工業的發展離不開農業；最後提出“工業要跟得上人，農業要趕得過人”的發展戰略。這一思路歷程，可以説反映了近代重農派思想從進攻、對峙再到防守、反擊的過程。

1923年底到1924年春，董時進發表三篇系列文章——《論中國不宜工業化》《中國立國事業之討論》《論中國不宜以外資開發富源》，主張“以農立國”，反對中國進行工業化。在這三篇系列文章中，董時進主要從世界資本主義工業國的危機和中國發展農業的比較優勢立論，把發展農業和發展工業對立起來，他批判了“賤農重工”思想，但卻採取了“賤工重農”的方法，這就回到了中國古代“重本抑末”的思想傳統。其主要論點明顯不符合現代化工業化的時代潮流，受到了楊銓、惲代英等人的批評，但其反對借外資開發富源的主張卻得到了惲代英的部分肯定。

董時進留美歸國後，逐步認識到發展農業與工業化並不是對立的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

在《理想的東亞大農國》中，提出一國可以同時為農業國和工業國，建設農業國與振興工業並不矛盾。他又指出：“營利的農業，根本性質，與工業無異，所異者，僅是生產之種類不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能把中國的農業，由僅供餬口的家庭生產事業，改為有利的生產事業，把我們的農民，改為實業家。”這就進一步指出了農業本身也應工業化，產業化。在《論復興農村》中，董時進認識到，救濟農村不能專門在農村內部繞圈子，應從發展都市工商業入手，工商業發展對於農民至少有兩重利益：一為農產品價格可以提高，二為創造工作機會，消納農村過剩人口。並提出了都市工商業的發展是農業現代化的前提這一“以工促農”的論斷。

董時進承認工商業發展對農業有促進作用，但與工業相比，農業的發展有其特性和弱點，如不便大規模經營，靠天吃飯，有很強的季節性，收益遞減現象突出等。然而農業為工商業的基礎，食料的源泉，事關人類生存，各國均進行扶持重視。中國“以農立國”，農業是國家的基礎。“中國農業，因其經濟上之重要，對於國家政治及社會秩序，亦有至大之關係，欲救濟中國之不安，亦非謀農業之振興，使農民之經濟及生活得到解決，而能自安其業不可也。”董時進認識到賦性孱弱的農業在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中尤其重要，必須更加重視。

在《農業與國運》中，董時進批評講工業化者不承認和不知道農業的重要，農業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作用十分重大：“第一必須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改善他們的營養，增進他們的體質和健康，這完全是農業的事情。第二必須發展工業，發展工業首需有豐富優良的原料，供給原料也是農業的事情。農業對於國家的重要，絕不至因工業化或現代化而減輕，只有愈更加強。”

在《工業要跟得上人，農業要趕得過人》中，董時進認為：在工業化的戰略中，農業不但不應被輕視，且應特別重視，將農業經營成國家的優勢產業。要建成農業強國，除在農業上努力外，還需要工業的幫助，必須工業跟得上人，農業才趕得過人，不是建成以前那種沒有工業的農業國，而是要建成工業不弱於人，農業勝得過人的國家。上述思想與楊開道“農業攻勢工業守勢”論相似。反映了重農派對重工派思想的反擊。

董時進從20世紀20—40年代，不斷闡發農業的重要，從“中國不宜工業化”，到建立“東亞大農國”，再到“工業要跟得上人，農業要趕得過人”，他對農業和工業關係的認識不斷變化，但其一脈相承的思路是，中國具有發展農業的比較優勢，應建立一現代化的農業強國。他本人也以中國農業的發達為終身奮鬥目標。

在20世紀上半期，針對地權集中，包括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多種政治力量均主張進行某種形式的土地改革，董時進卻明確反對任何形式的土改，他既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二五減租”，又反對共產黨的平分土地。在反對國共兩黨政策過程中提出了“中國無封建”等理論。

關於孫中山的土地漲價歸公。董時進認為：土地漲價歸公，那土地跌價呢，難道應由政府賠償？“實際人類動作之結果，何一能不摻雜天然或社會之影響。”農民收成好壞，商人賺錢多少，除自身努力外，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的配合密切相關，難道這些多餘收入都充公。“由是可見世間公平之帳，實無法算清，欲單就土地算賬，或單就其漲價之一端算賬，將尤覺其離公平更遠矣。”。

關於國民黨政府宣傳和部分實施的“二五減租”。董時進指出：“人民購買田地，不過投資之一法，所得地租，不過利息之一種。政府對於他種利息甚厚之投資，既尚不加以干涉，而獨強奪投資於耕地者相沿所應得之息金—此息金並非特高—情形同而措置異，亦殊達公平之義矣。”沒有政府規定的公允地租，只有市場供求決定的平衡地租。實施“二五減租”，“這等於是政府管制地租，規定官價地租之不易管制，和利息物價是一樣的。”“社會上的習慣特別是關於經濟的事體，都決不是憑一紙法令所能改變或規定的。”

關於土地私有制。董時進認為，孫中山土地國有為空論，土地私有制不能動搖，輕易改變，弊害會更大，最後還是要回到私有制。“中國農業上應做的事體極多，吾人必須集中力量於土地的利用，以為國家增加出產，不必多耗精神於土地的分配，徒增社會的紛擾。即使土地分配及佃租關係未能盡免流弊，亦須知改變其制度之後，流弊或許更多。利用經濟的及教育的措施以改善其關係則可，因噎廢食動輒要根本推翻土地私有制，取締地主，消除佃農則不可。”

關於中國共產黨平均分配土地政策。董時進認為：土地平均分配既不可能，也不公平。田土等地千差萬別，人口遷移和生死變動不居，“神仙也沒有方法把土地平均分配”。土地平均分配還有三大不公平。—是土地僅是財富的一種，只平均分配鄉村地主土地，而不平均分配城市財主的地皮房產、金銀貨物、國內外存款，這不能算公平；二是鄉村好吃懶做、吃喝嫖賭敗家者，卻要去分那些勤儉人家刻苦積蓄買來的幾畝田地，這豈能算公平；三是土地是財富的一種，有的人拿錢去置產買地，是投資有形財產，可以收租收息；有的人拿錢去讀書學藝，是投資無形財產，也可以賺取更多的薪金。這兩者都增加收入，沒有差別。“土地及財產既要平分，無形的財產若不平分，亦不能算是公平。”

董時進之所以反對任何土地改革政策，與他提出“中國無封建論”和“佃農優越論”緊密相關，這“兩論”是其政策主張的思想基礎。

關於“中國無封建論”。董時進認為：近代東歐國家是封建社會，土地屬於貴族，農民屬於土地，所以要土地革命和農民解放。而中國在秦朝以後，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有錢就可以當地主，做地主比考秀才還要平民化。農民不管是自耕農或佃農，都是身份高尚的人民，因此，中國根本不存在近代東歐諸國所進行的土地革命和農民解放，這在中國兩千年前已經鬧過了。中國的地主非外國的貴族可比，“除少數外，其土地多由血汗積蓄而來，非同封建之采邑”。

關於“佃農優越論”。董時進認為：消滅佃農制可以增加生產沒有事實和理論依據，“固然各地方及各個農民的情形不一樣，但是至少有一點可以確説：即是佃農耕種的田地通常並不比自耕農耕種的田地生產低。”

從1930到1940年代，董時進關於土地與佃農的主張主要是針對執政黨國民黨的土地政策，其目的是維護土地私有制，反對在農村生產關係上作任何變革。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後，董時進開始將反對的矛頭針對中國共產黨，他還上書毛主席反對土地改革，並將給毛主席的信四處散發，造成不小的影響。董時進的思想受到了新中國思想界的一致批判，認為董時進是中國右翼資產階級學者，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

董時進主張的營利農業，就是反對中國幾千年來自給自足的種糧農業，提倡發展面向國際國內市場的高價農產，只要賺錢，就不怕進口糧食。“中國農業的出路不是在使出一擔谷的地面出兩擔谷，而在使出一塊錢的地面出幾塊錢。”強調的是每畝地能出產幾元幾角，而不是出產幾鬥幾升，重視的是增加農民貨幣收入，而不是增加糧食產量。其論點的獨特之處在於反對稻麥獨尊，以糧為綱，用增加農民收入來進口糧食以解決中國農業問題，看出了農民致富和國家糧食自給的矛盾。

通過長期的思考和實踐，董時進在《中國農業政策》中提出栽種高價作物，增加農民收入，不惜進口糧食以解決中國農村窮困問題的農業新政策。營利農業針對的是自給自足的種糧農業，董時進認為中國農業最困難最根本的問題為：一方面人多地少，受土地的限制；另一方面，作物以五穀糧食為主，受自給性束縛。在人多地少的國家種植谷糧，既浪費土地，又不能充分利用人力，只能放棄自給式農業，採取營利式農業。這樣，就可以克服上述兩重限制，達到中國農業的解放。

營利農業核心是強調經濟效益，就是要“利用快捷廉便的運輸設備，及廣大的市場，與豐富的人工，俾在最狹之地面上取得價值最大之出產，而不必拘泥於生產自己食用的糧食。這即是要使農民有多量貴重之農產出售，必要時寧可購買糧食，國家亦須有多量貴重之農產出口，必要時不妨輸入糧食。”“什麼是貴重的農產呢？即是在一定地面上的出產值錢較多的物品，例如蠶絲、牛乳、各種水果、蔬菜、花卉、煙草、茶葉、甘蔗、棉花、檳麻、人蔘、薄荷、除蠶菊、漆、蠟、以及其他藥用及工藝用植物之類是。此類物產與糧食的性質迥然不同。糧食作物佔地面大，需人工少，一定地面上的收穫所值甚微，在地廣人稀之國土，利用畜力及機械行粗疏的栽培，最為適宜。故世界上出產穀物最豐，輸出糧食最多的地方為加拿大、美國中部、澳洲及蘇俄等處。地窄人稠之國家，若專務栽培谷糧，不但不能充分用人工，尤屬浪費土地。此等國家宜儘可能範圍內生產上述各種高價的物品，這無論是在消納人工的多寡或就收穫物的經濟價值上説，都是最有利益的。此類農產一畝的收入，通常可抵穀類數畝乃至數十畝。”

營利式農業比自給自足農業增加了商品買賣的不確定因素，經濟作物能順利賣出，糧食能安全買進嗎？它涉及兩大難題，一、高價作物的銷路如何，二、糧食安全如何保障。針對第一點，董時進認為可以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國內交通的發展，工商業的發達，城市的膨脹，人口的增加，都有利於各種農產品的交流和推銷。戰後國際貿易的恢復，也有利於農產品出口。針對大量種植經濟作物後必然進口糧食，董時進認為進口糧食並不可怕，如巴西、英國、丹麥等國就是榜樣。

董時進認為進口糧食不是主張無條件的放棄糧食自給，僅主張要儘量生產高價物品，必要時不妨減少普通食糧作物的栽培。他主張暫且不忙講自給他給，“要求能給”。大量生產高價物品換取外國糧食，是解決一般人民的糧食問題的捷徑。他的主張不會增加糧食問題嚴重性，恰恰就是解決糧食問題的。

1944年董時進在《國防與農業》中進一步論述了中國實施營利農業的必要。

首先，董時進認為農業最需要國際合作，中國最需要自由貿易。中國“從經濟利益着想，實不應將其寶貴的土地，概行栽培五穀，而宜竭力發展每畝土地可以消納勞力較多，出產價值較大，以及不便由外國輸入之物品，俾與地廣人稀之國家交換廉價之糧食。中國與西歐諸國，同屬利於自由貿易者。實行自由貿易，則國家經濟便於發展，講求自給自足，則國家經濟受其束縛。”

其次，中國應發展營養農業，特別是牛奶、水果等產業，以解決中國人的健康問題。“中國一般人民生活太低，營養太劣，不僅糧食不足，其他食物尤不足。為改善營養，提高生活計，應需之食物很多，實難一一自足。迫不得已，惟有極力發展最適宜，最有利之產品，以換取利益較薄及適宜性次之產品。中國必須採取此項政策，然後可以使一般國民得到充分的營養，解決足食的問題。若斤斤於糧食的自給，不但目的不易達到，即使達到，也會放棄良好的機會，影響他種物品的生產，反而妨礙真正足食的成功。”因此，董時進特別提倡發展畜牧業，尤其是乳牛業，提出“建國的第一步———發展乳牛”的口號，只有大力發展既經濟又營養的畜牧業，才能讓中國人體質逐漸強大起來。

第三，中國應發展特產農業。“發展特產，即系在土地面積限制之下，利用技巧，攻打偏風的辦法。中國欲以生產糧食爭勝於世界，絕非地廣人稀機械耕種之南北美及澳大利亞諸國之敵手。但發展特產，則可利用此等國家之廉價的糧食。中國的豐富人工，農民的精巧技能，各地方歷代傳下來的優美物產，皆屬吾國農業上之重要資源，指示農業發展的另一個有利的方向。”從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方面，指出中國也應發展經濟農業。同時董時進認為在商品作物生產和衣食作物生產兩者衝突時，應以發展經濟作物賺錢為主。

所謂水土保持，就是要適宜地管理和利用水源及土壤，不使其流失，以免產生破壞的作用。“水土保持”這個名詞是從美國傳到中國來的，在20世紀30、40年代，美國還派了兩位水土保持專家來華幫助中國調查和設計。美國的水土保持運動啓發了董時進，他成為中國最早一批系統研究此問題的專家，並提出了山坡地退耕還林還草的政策主張。193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國發生了罕見的大水災，1931年的長江大水損失在20億元以上。1935年長江的水災，湖南一省的損失超過2億元，湖北超過5億元，該年黃河的水災，山東一省的損失超過1.5億元。同時，加上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中國農村經濟急速衰落。在這樣的背景下，探尋中國貧窮和多災的原因，成為一個重要的時代課題。

在《土地破壞與農村衰落》中，董時進通過實地調查，發現農村土地的土壤破壞十分嚴重，成為農村衰落的主要原因。他觀察到土壤破壞主要有三種情形：一是石沙淹沒，土質變壞；二是河流衝潰，將土壤捲走；三是雨水洗刮山上土壤。土地破壞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山坡的開發，河流湖澤的淤塞。董時進發出警告：若不趕緊挽救，大好良田與山林都將變成沙漠和石巖，豈但造成災荒，真可以亡國滅種。

在《美國之富源保存運動——願中國人猛醒》中，董時進介紹了美國人在資源豐富情況下仍為後人着想的富源利用理念，以及美國政府為保護森林、野生動物、土壤而頒佈的法律和政策，希望資源破壞嚴重的中國人猛醒。

在《中國天然資源損害的危險及其挽救辦法》中，董時進指出：中國貧窮和多災最根本而又有永久性的原因是天然資源的耗竭和破壞，而不是內戰、土匪、官府的剝削、帝國主義的侵略、實業不振、水利不修等表面原因。中國農業開發悠久，與農業有關的土壤森林及江湖等資源已經耗竭或破壞不堪，直接導致水土流失和各種災害。任意開發農業的結果，帶來三大永久性害處，即：一是減少肥沃土地；二是減少有利的天然產物，如某些鳥獸魚鱉；三是變水利為水害。造成資源破壞的原因是：歷史上中國人對自然界因果關係沒有認識，又因為我們的祖先原來在上游居住，對給下游造成的破壞看不見，只管開發取給，從沒有想到後患，一地資源耗盡，然後往他處（下游）遷徙，結果弄到今日多災極貧的局面；另一方面，今天的目標仍然是地盡其利，着重在開發取用，沒有保存地利的意識。他還對當時開發西北提出質疑，認為西北是我們祖先早已毀壞放棄了的，“我們再回去無異乎廚房的東西吃光了，又跑到垃圾箱裏找骨頭”。

董時進將天然資源分為礦產、鳥獸水產、森林、水、土壤，礦產為不可補充資源，鳥獸水產、森林、水、土壤為可再生資源，對不同的資源應有不同的保護。土壤和森林保護尤為迫切和重要。董時進提出了停耕山地種林種草是保存資源的根本挽救辦法。首先是限制山地的開墾，並將已開墾而不宜開墾的山堆，停止耕種，分別種植牧草或栽培樹木。1944年董時進出版《國防與農業》，該書第十一章專論“水土保持與水利問題”。他強調退耕還林政策實行之前，應統籌規劃，並提出退耕還林要特別注意農民安置。“要將山地停止耕種，必須對於原來居住耕種之人民，設法救濟，使能另謀生路。政府必須幫助農民遷徙及改業，或使之另行獲得耕種之土地及經營之資本。”“停止耕種之土地，並非停止生產，不過改變用途，嗣後經營林業及畜牧，仍須有人從事。某處地方或須劃作礦產，其他地方或須培植風景，供人遊覽，故隨處皆可以創造職業的新機會。”

董時進是中國最早系統提出退耕還林還草政策的科學家，其主張在國民政府時期根本無法實行。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對退耕還林、水土保持即開始關注，其後幾十年，我國退耕及恢復植被工作進展緩慢。2002年國家《退耕還林條例》出台，各地開始了大規模的退耕（田）還林（草、湖）運動。董時進的主張在60多年後得到了全面的實施。

董時進是民國時期眾多主張控制人口的理論家之一，他從農業經濟與社會的多個角度反覆申論了中國節制生育的必要。

（一）土地問題與節制人口

關於開墾荒地的用途。在《食料與人口》中，董時進認為：“各國人民之生活，可以維持於適宜的程度者，每人平均約需耕地一畝（英畝）半。吾國現時每人只有耕地約0.6畝。”因此，應大力開墾荒地。然而墾荒的同時必須控制人口。“中國之荒地，無論其為多少，宜悉作為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之用，不宜以供人口繁殖之資。”這一觀點得到了人口學家陳長蘅的贊同。

關於擴大農場面積。董時進在《農業經濟學》指出：與美國相比，中國農場的面積太小，全國平均分配土地，則農家每户所得，不過二十餘畝，同為不便耕種不經濟的過小農場。擴大農場有兩條路，一為移民墾荒，二為發展各項實業，以消納一部分農業人口。但若人口隨時增加，則墾荒與發展實業以擴大農場的效果就不會顯著。“欲補救農場過小之困難，恐終非講求人口之限制，及土地之更有效的利用不可。”董時進認識到農場過小不能靠土地改革等方法解決，根本出路在控制人口。

關於人均耕地。在《中國何以須節制生育》中，針對中國地大物博，荒地眾多，人口密度不大，因此不怕人多的觀點，董時進指出：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區佔去了中國一大半，這些地方沒有多少出息；中國的荒地一種是土地瘠薄，不堪耕種，一種是地勢卑下，易遭水淹。中國18省人口密度已接近德國、意大利，超過法國這些高密度國家，論地面的人口密度不如論耕地的人口密度正確，中國人均耕地遠低於美國、法國。從動態觀察，人均耕地會越來越少，今後為了水土保持必須將部分耕地還給江湖和森林，為了農民增收廣種經濟作物，種糧食的土地減少，加上工業化後交通、學校、工廠、城市的發展佔用耕地，人地比例會越來越失衡，只有控制人口才能保持一定的人均耕地。

（二）資源保護與節制人口

在《資源保存於民族復興》裏，董時進分析了人口增長與資源破壞以及社會週期性動盪的密切關係。他説：人口稀少，人們種植良好土地。隨着人口增多，人民被迫種植山地和低窪地，一方面造成水土流失和填塞河湖，破環水土資源，帶來自然災害。另一方面，這些劣地農民，抗災荒能力異常薄弱，一遇天災，必然人禍相伴，社會由此動亂。經過一段時期後，人口減少，社會恢復平靜。如此週而復始，一次比一次自然資源破環更厲害，中國人種和文化就越來越差。他由此提出：“中國並不一定要四萬萬五萬萬人，有一萬萬兩萬萬也可以成世界最強的國家，如果四萬萬人中有兩三萬萬時常過着非人類的生活，倒不如只有一兩萬萬，大家都過高尚滿足的生活。這樣情形的國家才能強盛，物質和精神文明才能進步，這並不非説我們要把現在的人殺掉幾萬萬，但是我們對於人口增殖，決不能再行放任，必須遠謀有效的廣大的節制生育，限制人口的辦法，與資源的保存同時進行。”

（三）經濟社會問題與人口過多

在《中國何以須節制生育》中，董時進認為：中國國弱民窮，原因在人多。“中國地面大，人口總數很多，然而大多數太窮，致一切建設文化都不易發達，所以寧可犧牲量，增進質。我們不用怕人太少，中國的人口怎樣也不會減少到列強人口之下。中國弱並不是禦侮的人數不夠，乃是因太窮，太弱，太愚，窮弱愚的最大原因，便是人太多。必須將數減少，質才容易提高。”

中國社會上許多痛苦和罪惡，也是因為人多。董時進將窮人的窮困歸罪於自己生養過多，沒有看到甚至否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剝削這些根本原因。董時進另一重要理論“營利農業論”也與人口問題緊密相關，其目的就是為了解決中國人多地少的矛盾。種植高價農產人工需要多，收益又大，從就業和收入兩方面解決中國人口過剩問題。收益增加後，進口糧食，可以解決人多的吃飯問題。董時進主要論述了徹底認識節制生育的必要性，至於方法，他希望政府即社會人士，不惜以各種方法達到節制生育的目的，不必因或有之流弊，而有所顧忌與遲疑。 ^[6] 

1933年4月3日，董時進在《大公報》上發表《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動員對日作戰，面對中國國力與軍力無法抗衡日本之事實，“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對於這段話，胡適讀後非常憤慨，並在4月16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46號）發表《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對董文提出率直而嚴厲的批評：“老實説，我讀了這種議論，真很生氣。我要很誠懇的對董先生説：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麼？董先生的‘我們’究竟是誰？董先生是不是‘我們’的一個？‘他們’又是誰？董先生又是不是‘他們’的一個？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着‘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着這種壯語主張作戰！”在這裏，胡適秉持自己一貫的自由主義立場，決不可以以集體利益或長遠目標之名讓個體白白送死，決不可以為了某個崇高理想而不擇手段。胡適説，“我極端敬仰那些曾為祖國冒死拼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拼命。”顯然，在胡適看來，那種不顧現在的長遠打算也是靠不住的。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