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興

（1899年～1928年01月22日），男，漢族，浙江奉化人。 又名申威。在“五四”新思想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嚮往革命，追求真理。1925年“五卅”事件後投身於反帝愛國運動，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黨組織派他在奉化中學以教書為掩護，組織農協，宣傳“二五”減租等農運工作。1927年初任中共奉化縣委委員、國民黨奉化縣黨部青年部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任中共奉化縣委書記、國民黨奉化縣黨部常務委員。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仍繼續整頓和恢復黨的基層組織，組織農民開展“二五”減租鬥爭。同年11月10日從縣城轉移農村途中不幸被捕，於1928年1月20日英勇就義。

董子興(1899—1928)，又名摯聲，原名法興，乳名申威。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曾任國民黨奉化縣黨部宣傳部長等職，大革命失敗後，任中共奉化縣委書記，為恢復和發展全縣黨組織作出了貢獻。1927年11月被捕，1928年1月犧牲於浙江陸軍監獄。 ^[1] 

一

1899年8月6日(清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初一)，董子興出生於奉化縣連山鄉後畈村。父親董奕兆是位私塾教師，母親王氏早卒。繼母毛氏主持家務。董子興僅有一妹。有祖傳薄田三四畝，收入無幾，父親教書薪金微薄，家境拮据。

董子興7歲起跟隨父親在本村私塾讀書，15歲進入剡源高等小學。1918年，19歲的董子興考入寧波省立第四中學。1921年，因家裏無力繼續供他讀書，只得輟學回家。為了生活，他去上海報考交易所，沒被錄取。旋即轉赴南京投考可以免費讀書的高等師範學校，但考期已過。結果流落街頭，身無分文，只得把攜帶的中學課本出售作盤費，返回上海，又得到親友的資助，總算回到了家鄉。誰知禍不單行，年輕的妻子患病，因無錢醫治，不幸逝世。

起初，董子興受鄰村大堰的好友王任叔(巴人)的影響，試圖從老子，莊子的學説中探求人生的目的何在，結果使他倆大失所望。在新文化運動中。“文學研究會”的刊物，提出“文學應該表現人生、反映人生”的主張，提倡新文學，反對封建文學，在董子興心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於是，他成了新文

化的愛好者。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嚮導》、《中國青年》等進步刊物的發行，使董子興對中國共產黨有了初步的瞭解，朦朧地感覺到她是中華民族的希望。他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1925年，董子興在家鄉大堰鎮亭小學任教。王任叔在上海目擊了“五卅”慘案後，返回家鄉聯絡董子興、王仲隅等人組織起一個劇團。他們編排了《滬上流血記》，《朝鮮亡國一瞥》等劇目，在附近鄉村巡迴演出。當演到市民、學生被外國巡捕打死時，觀眾都泣不成聲，當扮演巡捕頭子愛德華的演員出場時，觀眾紛紛向他扔石子。目睹這一場面，董子興感慨地對王任叔説，“誰是真正的愛國力量呢?就是那些心地純潔的老百姓，就是那些靠自己雙手吃飯的老百姓。他們才是我的老師！”是年，董子興就由王仲隅介紹，參加了奉化知識分子的進步團體“剡社”和改組後的國民黨。11月，他被推舉為國民黨裏連山區黨部黨務委員。

1926年2月，董子興通過王任叔的關係，進入縣城奉化初中任教。董子興終於有機會接觸到共產黨人，受到黨的教育和培養。他在王任叔主編的《新奉化》月刊第5期上，發表《青年之態度》一文，指出：我是相信唯物史觀的，中國最有希望的是青年；青年當有平民精神，同情於被壓迫階級；青年應有革命精神，扶植農工來打倒鄉紳，剪除軍閥、官僚；青年應有犧牲的精神，能犧牲才能不顧一切，為社會、為淪於水火之中的同胞做事；青年應有紀律，做事不是兒戲，可以任意去做，一定當有步驟，等等。

6月，王任叔被縣城的一些劣紳控告為“赤化分子”，不得不離開奉化去廣州。不久，奉化初中的其他進步教師，也都遭到迫害和排擠。7月16日，董子興赴廣州找到王任叔，告訴奉化縣城開展鬥爭的情況。王任叔鼓勵董子興回到家鄉去，發動羣眾繼續鬥爭，並告訴他，可與寧波黨組織接頭。

董子興從廣州返回奉化後。很快與中共寧波地委取得了聯繫。他按照黨的指示，深入農村，宣傳革命理論，動員農民組織起米，同土豪劣紳作鬥爭。他還把新婚不久的妻子戚秀嬡從家鄉接到縣城居住，協助做送信聯絡工作。 ^[1] 

二

1027年1月中旬，北伐軍第十九軍(原浙軍第一師起義部隊)同孫傳芳軍閥部隊，在與奉化毗鄰的寧海黃壇激戰，因戰鬥失利，形勢逆轉。這時，董子興正在家鄉，為避免兵燹，立即發動羣眾做好護村工作。他還寫了幾道詩，在2月10日、11日寧波《時事公報》上發表，以抒發自己憂時愛國的心情：

我的愛呵！

你那日笑取盈盈地贈我的。

那朵玫瑰花兒喲，

我把它插在瓶上，

而今謝了。

……

2月18日，北伐軍佔領奉化。董子興連夜從家鄉趕到縣城，與馮之京一起赴甬接洽，回奉後，立即取締了劣紳糾集的國民黨第二縣黨部。這時，在武漢北伐軍第七軍醫院工作的中共黨員王仲隅、莊公閭返回家鄉，與中共寧波地委接上關係，遂介紹董子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2月下旬，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駐寧波特派員趙濟猛（當時任中共寧波地委書記），來函改組奉化縣黨部。改組後的國民黨縣黨部，7個部的負責人均由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擔任，董子興當選為宣傳部長。

3月4日，董子興以國民黨縣黨部宣傳部名義發出通告，號召各地努力宣傳，組織民眾。他還親自奔波於裏連山區、長壽區及大橋等，宣傳發動羣眾，組織農民協會，鬥爭土豪劣紳。

正當全國工農運動蓬勃興起的時候，以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卻背叛了革命，到處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面對這危急的形勢，董子興在一個學生的紙扇上揮毫題寫了“蛾了欲得光明，不惜焚身；人類爭取自由，何慮拋顱”的語句，表達了他願為革命勇於獻身的精神。

4月29日，國民黨奉化、象山、南田3邑特派員胡軌，主持改組了奉化縣黨部。由於董子興尚未暴露身份，中共組織令他繼續留在國民黨縣黨部內，他爭取到了國民黨縣黨部常務委員的職務。5月，國民黨右派在奉化“清黨”，中共黨員莊公閭、王仲隅等被捕，奉化的黨組織被破壞。董子興沉着冷靜，盡力保護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黨員。他少年時的同學、國民黨縣黨部組織部長張英敖，負責辦理“清黨”登記之事。為了爭取張英敖，保護更多的同志，董子興悄悄地將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籍供給他閲讀。誰料，張英敖是個傾向國民黨右派的人物，乘楊虎、陳羣到寧波“清黨”之機，便向寧波清黨辦事處告了密。6月24日，董子興被捕押到寧波，二三天後由老同盟會員、省政務委員莊崧甫（奉化曹村人）作保才獲釋。董子興回到奉化仍在國民黨縣黨部工作，後被降職改任縣黨部農工部長。他以農工部長職務為掩護，繼續奔走全縣各地，秘密地開展地下黨的工作。

7月，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負責人王嘉謨，指派董子興等人籌建中共奉化臨時縣委（9月改為正式縣委），董子舉任縣委書記。他和其他成員一起，在縣城、大橋、西塢、亭山、畸山、大堰、松林等地，恢復和發展了10個黨支部，並建立了城區、西塢等區委，又派縣委委員蔣昌林去奉東恢復各個黨支部。從此，對全縣黨組織實行了統一領導。同時，恢復了各區農民協會、縣婦女協會和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及活動。

9月10日，董子興利用國民黨中央政府頒佈的“二五減租”條例，發動長壽、金溪、忠義、裏連山等區農民協會會員幾千人，分批進縣城“請願”，迫使國民黨縣長陸有章簽發《施行二五減租佈告》。各區農協骨幹返回後，發動羣眾鬥爭土豪劣紳，結果，長壽、金溪兩區實行了“二五減租”，還給僱農增加了工資，這場鬥爭取得了部分勝利。 ^[1] 

三

l927年11月初，為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省委常委王嘉謨等人制定了《浙東暴動計劃》，在奉東，鄞東、鄞西，鎮海，三北等地設置了暴動點。為了加強奉東忠義區暴動點的力量，決定把中共奉化縣委機關從大橋遷往奉東松岙，歸省委常委卓蘭芳統一指揮，並派趙文光與董子興聯繫。董子興將縣委遷移之事告訴各支部後，即與趙文光一起前往松岙。由於缺乏隱蔽鬥爭的經驗，他們把黨員名單、支部劃分，黨內文件及宣傳資料等，都放人藤夾內隨身攜帶。途中，又因攜帶的東西太多，董子興把宣傳資料寄存在一所小學的教師處。l1月10日傍晚，他們途經裘村象嶺時，遇上了國民黨省防軍巡邏班。因董子興佩有國民黨奉化縣黨部的徽章，被准許通行。當董子興與趙文光上嶺爬坡時，迎面走來一個流氓模樣的人。此人見董子興好生面熟，頓生疑竇，連忙叫哨兵嗚槍，喝令他們折回。董子興見情況不妙，想把藤夾墜人山澗，未成，被敵人當場搜出黨員名單等，他倆即被押到裘村省防軍連部。次日，被押解到大橋嶽林寺省防軍營部，當晚囚禁在奉化縣看守所。被捕後，董子興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對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安危卻牽腸掛肚，設法託人把自己被捕的消息告訴奉化初中教師蕭志顏(當時任中共奉化縣委青年部主任)。蕭志顏聞訊後，連夜派人分頭通知各支部的黨員迅速轉移。第二天一早，國民黨奉化縣軍警緊急出動，按照搜獲的名單捕人。幸虧多數黨員及時轉移，僅廣渡的周世庸、禽孝的楊存馬來未及轉移而被捕。

董子興看到自己的同志被關進看守所，心裏十分內疚。放風時，他召集趙文光，周世庸，楊存馬來，商議對付敵人的辦法。他把趙文光説成是不認識的同路人，把周世庸，楊存馬來説成是準備發展的對象，要他們把事情都往他身上推。幾天後，他們4人被逐縣遞解到杭州，關入浙江陸軍監獄。

在獄中，董子興受難友們的歡迎，同志間的真摯臂誼深深地感染了他。他在日記中寫道：“這裏真是個新世界，不同於舊世界了”，“這裏沒有假笑，沒有偽啼，每一句話，都是從心腑裏説出，既沒有利害關係，也沒有凌辱陷害的陰謀”，“人類的幸福是要從我們這裏做出發點了”。當董子興看到一個個難友被殺害時，一種複雜的情感湧上心頭。他又寫了日記。 “我竟將苟活在這個世界上，真無以對

死者”，“最使我痛心的，是F縣(指奉化縣)革命黨全部的工作給我‘破壞’了，因為什麼證據，名單都被搜去了。”為激勵革命鬥志和增長文化知識，難友們開展互教互學活動，在張秋人領導下，董子興被聘為教員。他把自己所知道的儘量講解給大家聽，難友們領會了，理解了，便感到無比欣慰。

人獄一個月後，董子興等4人才被傳訊。趙文光、周世庸，楊存馬來3人，按照事先商定的辦法應付。敵人抓不到把柄，只好將這3人先後開釋。敵人對董子興嚴刑逼供，要他説出奉化黨組織負責人和上級黨組織領導人。董子興怒目而對，鏗鏘地回答；“就是我！”敵人誘逼他説：“董子興，你被別人利用了。”董子興反駁説：“我又不是3歲小孩，怎麼會受人利用?”此後，不管敵人怎樣酷刑威逼，董子興只有“就是我”一句話。敵人見在董子興身上得不到他們所要的機密，惱羞成怒，於1928年1月20日將他殺害。董子興犧牲時，年僅29歲。遺體由王任叔收斂，運回家鄉安葬。此後，哪怕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家鄉人民也一直緬懷着這位中共奉化縣委第一任書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