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修武

董修武父董必祿由百貨學徒發展到經營“董興順”百貨店。董修武幼即聰穎。甲午戰敗，人們痛於民族危機，尋求救國之路，維新思想廣泛傳播。他閲讀了一些新書報，萌發了報國的強烈願望。1902年，四川學政吳鬱生在成都創辦東文學堂，以為學生補習日語和作出國準備。董修武由巴中縣保舉應考，成績優異而被錄取。在校期間，他與同學劉季剛、張俊生、董鴻詩等十餘人秘密組織進步小團體，“結納皆一時俊異之選。他深受革命書刊影響,對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十分仰慕。1904年董修武東渡赴日，就學於日本明治大學。1905年,孫中山到日本活動，準備創建革命統一組織，董修武首次與之相見，“彼此相談甚為融洽。”是年，光復會領袖章太炎也由滬出獄，留日學生將其迎到東京，董修武與章相談投機，交往頻繁，遂成為興中會與光復會聯繫的中介。8月，興中會、光復會、華興會在東京聯合，成立中國同盟會。董修武以及川籍留日學生熊克武、但懋辛、吳玉章、吳鼎昌、黃復生等都被選為評議部評議員，參與同盟會的抉擇，“會中同志鹹稱修武為能。”後各省會員相繼歸國舉義，如胡璞之入鄂，秋瑾之入浙，熊克武、餘英之入川，喻培倫之入粵，黃復生汪精衞之入京，“多共修武計謀”。建黨之初，董修武即“與民黨諸鉅子謀改革，設《民報》鼓吹內地。”《民報》為同盟會之機關報，董修武、黃復生為之奔走，出力甚多，如籌集款項，購買印刷機，採辦所需物品等。1908年，《民報》被禁封，董修武乃專於治學,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 ^[3] 

1911年4月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後,董修武受孫中山之命回川主持同盟會四川支部工作。同年夏,董修武由京返川，始以四川法政學堂紳班教員身份進行秘密活動，團結黨人，工作日有起色。武昌起義爆發後，同盟會員黃遂生等聯絡成都各軍、學界同志100餘人密謀響應，推董修武為召集人。在董修武等策劃下，準備起事。11月22日，川督趙爾豐見大勢已去，被迫將政權交與川人，以求保全，與立憲派訂立《四川獨立條約》30條。11月27日，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諮議局議長蒲殿俊任都督，陸軍十七鎮統制朱慶瀾為副都督。董修武、方聲濤等連日會議，商討策略，審度形勢，一面聯絡同志一面遣人到重慶請兵，“謀即日推倒之”。此時，吳玉章早已在榮縣組織起義，宣佈獨立，董修武乃趕至內江與吳會唔，共籌大計。決定董回成都，吳赴重慶，分頭進行，相互策應。蒲殿俊主持軍政府後，董竭力反對，聲稱同盟會人不參加蒲之軍政府。為造成聲勢，董在成都南較場召開萬人大會，在會場上高懸一牌，大書：“同盟會會長孫文、副會長董修武代。”由董向羣眾演説，闡明同盟會革命宗旨，於是“孫文之名傳至家喻户曉。”蒲殿俊、朱慶瀾之大漢四川軍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局勢，12月8日,當蒲、朱在東較場閲兵之時，發生兵變，蒲、朱易服出走。軍政部長尹昌衡聞訊，即馳赴鳳凰山新軍營內，得六十五標標統周駿支持，率部進駐皇城都督府。12月9日夜，董修武、張瀾等和一部分軍政界人士在軍政府開聯席會議，商組軍政府。董主張實行民選，但未獲軍政界諸人支持。最後，推尹昌衡為都督，羅綸為副都督，董修武任總政處總理兼財政部長。 ^[3] 

董修武在軍政府中實際主持政務。董掌握的總政處“為一切政事之總彙，凡出人文牌及發佈命令皆須經過本處始有效。”由於財政結據，庫空如洗，董修武“親治財政，制發紙幣”印行軍用票，分1元、5元、10元3種，由四川官銀行浚川源號發行，流通市面，定期1年，加息收回，“度支既調，”又整頓税收和田賦，裁減苛捐，統一正税和副税，人民稱便。12月底，孫中山由歐洲回國消息傳來，董修武即與尹昌衡商議，由四川軍政府派代表到上海、南京歡迎。早在1911年11月22日，重慶即成立了蜀軍政府，同盟會員張培爵出任都督，四川出現了成渝兩個政府分治的局面。尹昌衡欲以兵統一，董修武等“力持不可，謂非協謀統一，無以昭示大公。”認為成渝分立，兩軍政府事權既不統一，財政亦無法整理，又加之“滇軍驕悍,哥老縱橫，長此拖延不決，川民痛苦必深，究其終極，勢將兩敗俱傷”，提出和平統一的提議。重慶的同盟會黨人如張培爵、楊庶堪、熊克武、謝持等亦深感有此必要。兩方通過協商，於1912年3月11日成渝兩軍政府合併，尹昌衡任都督、張培爵任副都督。董修武於“成渝軍政府合併、其力尤多，”被推選為總政處總理。軍政府通電全國，宣告四川統一。 ^[3] 

1912年4月，孫中山辭職後，袁世凱竊據了大總統職。時藏兵侵擾川邊，英國參預其間，圖藏之心昭然，尹昌衡遂電呈北京政府，請求西征。袁世凱乘機任尹昌衡為川康經略使，將其調離成都。尹設籌邊處，以董修武為處長，負責後勤，接濟軍餉彈藥。由於“邊軍靡餉尤不貲，”董修武“一手因應之，”而未“分毫剝取”同時，董還“暗中策劃以熊克武繼任重慶鎮守使，為同盟會人留一重要據點”。由於代理四川都督胡景伊投靠袁世凱，董甚感難以相容，遂於是年9月辭去四川軍政府本兼各職，而專主四川黨務。1912年8月，中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董修武在成都設立國民黨辦事機構，任國民黨駐川負責人。1913年3月，袁世凱謀殺宋教仁於上海，董修武悲憤萬分，在成都召開盛大追悼會。同年，四川省議會選舉，國民黨議員取得多數票，董更成為胡景伊的心腹之患。二次革命失敗後，張培爵被袁世凱殺害於北京，董修武遭胡景伊嚴密監視。董覺察處境險惡，遂於1913年8月設法離開成都，欲經滬赴日，但在川北太和鎮被胡抓回，“指誣昔主財政，濫發軍用紙幣以殃民，欲加顯戮。”此事發生後，“民黨大譁，景伊私懼而止，”囚禁一百餘天，後因各方壓力及無任何罪證，而被迫將董釋放。董修武出獄後，除負責國民黨黨務外，亦從事實業活動，與周道剛，林冰骨等創辦同益曹達公司，“行銷省內外。”又集款設立聚昌印刷公司，“每天可印報章，書籍頁數以萬計”。1915年，袁世凱亟謀復辟帝制，為控制四川，派其心腹，陸軍部次長陳宦任四川巡按使，率軍入川。袁以“修武為川中革命黨首，囑陳宦圖之，”7月22日，陳宦遂羅織所謂濫發軍用幣之罪狀將董拘捕。董修武於7月29日被縊殺於獄中。 ^[3] 

辛亥春，修武奉中山先生之命，回川主持同盟會務。值保路事起，吳玉章榮縣起義，修武趕赴榮縣、內江，面商機宜，決定成渝並舉，推及全川。資中兵變，端方被珠，而川督趙爾豐猶肆虐成都，槍殺請願羣眾。是時革命烽火已成燎原之勢，趙見事不可為，乃讓位於立憲派諮議局長蒲殿俊，組織大漢四川軍政府，權作緩衝之計，致使革命前途炭炭可危。修武為揭露此種騙局，乃毅然召開成都南較場萬人大會，公開以同盟會會長孫文為號召，而以已名副之。此時國內能如此鮮明以孫文為革命，殿蒲俊治事與時乖性；釀成十月十八日兵變，亂軍盡劫藩庫，兼掠民財，成都大亂。修武權衡大局，與同盟會諸人共邀尹昌衡加盟，舉為都督，重組四川軍政府平亂，修武任總政處總理兼財政部長綜理政務。以張瀾等為政務參贊。時趙爾半仍手握巡防重兵，圖捲土重來，復以清朝四川總督名義四處張貼售示，擾亂民心。修武決使尹昌衡處死趙爾豐，錦城歡然，共慶光復。武昌起義，孫中山歸國，修武派代表以四川軍政府名義，與已宣佈獨立之十七省代表共舉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前，同盟會貴張烈武等於重慶起義，併成立蜀軍政府兩地分治，事不一，修武力主全川統一，並促成蜀軍政府併入四川軍政府。會西藏達賴喇嘛十三世勾結英帝國主義舉兵內犯，袁世凱乘機削弱革命力量，調尹昌衡為川康經略使，帶兵西征，而以附已之胡景伊繼其任。修武以國防為重，始任四川籌邊處長，繼而識破袁賊陰謀，乃辭去政府本兼各職，專治同盟會務。袁世凱竊國，孫中山、宋教仁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謀制袁於“國會”鬥爭中，袁乃派人刺殺宋教仁於上海車站。宋案發生，舉國震悼，修武尤為悲憤，於成都發動羣眾舉行大規模追悼會，並要求追捕真正區手，是以大觸袁賊之忌，修武日後罹害，已伏先機。胡景伊仰承袁賊意旨，尤忌修武，多方羅織其罪。修武乃繞道川北謀去日本，面見中山先生。胡邏騎四出，於射洪太和鎮追及修武，遂陷囹圄百日，終以無罪釋歸。民國四年（1915）袁賊以心腹爪牙陳宦巡按四川，剪除民黨。是時中山先生密電于右任轉致修武前往日本，但修武已失去行動自由。陳宦來成都之第三日，即遂以擅發軍用票事，下修武於獄。修武據理駁斥，謂“發行軍用票三百萬元，乃四川軍政府根據革命需要所決定，經省商會同意，收支均由都督命令行之，本人任職僅只半年，發行並未超額，若有多發，與己無干。”詢者為之語塞。無幾，陳宦乃於農歷六月十八日夜暗溢修武於獄，時年三十有六，聞者無不悲憤。家人奉遺橡歸葬邑之紅巖河畔。民國七年，四川省議會為修武舉行盛大追悼會，並決議入祀省忠烈祠。民國十八年縣人於城西建迴風亭以志懷念。民國廿六年于右任、馮玉祥等陳準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並予公葬。辛亥革命五十週年之際，朱德委員長在京親慰四川辛亥革命老人唐宗堯，並詢及修武家屬，囑致慎念。1984年冬，中國共產黨巴中縣委員會、縣人民政府、縣政治協商委員會為紀念辛亥革命先烈前功，會同修武家屬遷葬於塔子山，並建冢勒石，昭示來茲，以垂永久。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