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亦湘

董亦湘，原名椿壽，又名蘅，譜名彥標，字叔桐，號亦湘，1896年出生於江蘇武進縣（今常州市武進區）潘家橋一個農民家庭。他天資聰穎，從小愛好讀書，求知慾很強，先在本地上私塾，13歲進入雪堰橋有名的殷彥洵私塾讀書。每年他都會利用閒暇時間，趕到40多公里以外的武進縣城買書，拿到書就聚精會神地看，餓了就吃點乾糧繼續看。他買回梁啓超的《飲冰室文集》、鄒容的《革命軍》等進步書籍，如獲至寶，刻苦鑽研，從中接受新知識新思想。當時的中國，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虎視眈眈，少年董亦湘雖然身處江南鄉間，卻胸懷大志，非常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他在自己案頭的一隻筆筒上，刻下了14個堅毅有力的大字———“大丈夫以身許國，好男兒志在四方”。1915年，董亦湘在家開辦私塾。他教學嚴謹，授課時大力歌頌為國為民的民族英雄，對那些禍國殃民的奸惡之徒深惡痛絕，深受學生們的好評和愛戴。

1918年秋，在授業恩師殷彥洵的介紹下，董亦湘前往上海，成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字典部的一名助理編輯，開始了他人生道路的新徵程。1919年的五四運動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也激起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嚮往。當時公開出版的關於馬列主義的中文書籍很少,董亦湘為了更好地學習和研究社會主義學説,開始自學英文和俄文。經過一段時間的刻苦努力，他已經能夠藉助詞典直接研讀外文版的馬列著作。1921年1月，經李漢俊介紹，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加入了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商務印書館第一位中共黨員。沈雁冰和董亦湘不僅是工作上的同事，空閒時也經常在一起交流對時事的看法。他們曾經共同租住在距離工作地不遠的一幢老房子裏，沈雁冰夫婦住在三樓，董亦湘兄弟住在二樓。1921年4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沈雁冰居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由沈雁冰介紹，董亦湘被正式吸收為中共黨員，從而成為在中共一大前就已加入中共早期組織的幾十名黨員之一。從此，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他一面孜孜不倦地研究革命理論，一面堅持投身革命實踐工作。1922年5月1日,董亦湘和沈雁冰、徐梅坤等共產黨員在上海北四川路尚賢堂附近組織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羣眾集會,向與會羣眾宣傳“五一節”的由來及其1意義，到會的工人、學生和市民有300多人。這是董亦湘參加黨領導下的羣眾運動的開始。

1923年7月9日,中共上海地方執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委員分工、黨內教育和國民運動等問題。會議決定將上海40多位黨員組成上海大學、商務印書館、西門和虹口4個黨小組。商務印書館黨小組共有黨員13人,董亦湘被推選為黨小組組長。為了促進與國民黨的合作,並發動社會各階層進步力量投入革命運動,這次會議還決定成立由沈雁冰任委員長的中共上海地委國民運動委員會,董亦湘為委員會委員之一。

1923年8月，按照黨組織的指示，董亦湘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此後相繼擔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教育運動委員會委員、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等要職,積極幫助國民黨開展改組工作。他常以上海國民會議促成會領導成員的身份參加各種會議,發表演説,大力推動開展國民運動。他還在《中國青年》 《民國日報》 《對外旬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文章,系統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惡行徑,公開宣傳各國無產階級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經驗,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1和中共的政治主張，提高了共產黨的聲望，擴大了影響。

1923年12月24日，國民黨上海黨部在斜橋湖北會館召開全市黨員大會，推選上海地區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代表，董亦湘和施存統在這次大會上受命擔任監視員，負責選票統計事務。之後，董亦湘頻繁往來於上海、無錫、常州、鎮江等地開展活動，宣傳革命道理，傳播進步思想，動員和組織人民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董亦湘還曾受中共中央委派,多次去柳亞子家裏拜訪，與柳亞子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上海各界公開舉行追悼大會，商務印書館印刷所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為大會繪製了列寧半身畫像，董亦湘在追悼會上作題為《告今日追悼列寧者》的演講,熱情歌頌了列寧為蘇聯十月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做出的偉大貢獻,號召大家努力奮鬥,使中國革命獲得勝利。3月9日,上海《民國日報》在追悼列寧大會特刊上刊登了董亦湘的講稿。7月28日，董亦湘在上海夏令講學會上發表題為《唯物史觀》 《唯物的人生觀》的演講。《民國日1報》副刊《覺悟》連載了他講演的全文。這一時期，董亦湘結識了時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的毛澤東。毛澤東與董亦湘一見如故，相談甚歡，他贈送給董亦湘一本自己熟讀並認真點評過的《唐詩三百首》。董亦湘深深歎服毛澤東的學識和思想，十分珍視毛澤東送給他的這本《唐詩三百首》，後來出國留蘇期間也一直帶在身邊，隨時翻看。1924年10月，受中共上海地委派遣，董亦湘到無錫指導當地黨團組織籌建工作。不久，他介紹薛萼果（孫冶方）等青年學生由團員轉為中共正式黨員，隨即建立了無錫黨小組，很快又改為無錫黨支部。從此，無錫的工人、青年和學生運動在黨的領導下更加蓬勃地開展起來。1924年11月，董亦湘和惲代英、黃祥賓一起，啓迪引導正在無錫師範讀書的管文蔚參加了革命。其間，董亦湘受黨組織的委派，經常在滬寧線一帶參加會議，指導各地工作。雖然多次途經家鄉，但他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總是顧不上回家與親人團聚。

1924年12月28日，董亦湘和糜文溶去無錫參加國民會議，並作了宣傳國民會議前途的演講。1925年四五月間，他和侯紹裘、劉重民等在丹陽正則女校禮堂向參加羣眾大會的幾百位民眾演講，宣傳國共合作、打倒軍閥的道理，提高民眾反帝反封建的覺悟。為了揭露封建軍閥勾結帝國主義的醜惡嘴臉，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擴大黨在羣眾中間的影響，他在閘北市民外交協會創辦的《對外旬報》上發表了多篇宣傳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上海地區國民會議促成會的建立，形成了一個要求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羣眾運動。董亦湘還曾從事過一段時間的教育工作。1924年8月到1925年上半年，他在中共領導創辦的上海大學社會系任教期間，負責講授社會發展史課程。他親自編寫的課程教材《社會發展史講義》後來得以公開出版，為上海多所大學所採用，成為通用教材。董亦湘與瞿秋白等人還曾在上海大學和上海學聯聯合發起組織的夏令講學會上講課。董亦湘先後發表《唯物史觀》《人生哲學》等長篇演講，宣傳馬列主義。他還曾在陳獨秀指導下翻譯了德國社會主義活動家考茨基的《倫理與唯物史觀》一書，後於1927年3月由“教育研究社”公開出版。1925年秋，在他即將出國學習前夕，還曾受邀到上海大學中學部作題為《民族革命問題》的演講。

1925年5月初，商務印書館中共小組改為中共商務印書館支部，董亦湘繼續擔任支部書記。五卅慘案發生後，中共黨組織和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和領導了震驚世界的五卅運動，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反帝愛國浪潮。董亦湘積極奔走，進行組織聯絡，於5月30日當晚領導商務印書館的黨團員和職工積極分子參加上海總工會在北河南路總商會召開的大會。會後,他又組織商務工人成立宣傳隊到馬路上去演講,佈置美術組的人畫漫畫到大街上去張貼。這些措施極大地激發了上海民眾參與三罷鬥爭的愛國熱情。6月4日,董亦湘與沈雁冰等發起組織上海教職員工救國同志會,在小西門立達中學召集籌備會議並發表宣言,組織演講團,"以救國相號召”，動員和組織上海全市教職員工與學生團結起來，積極開展反帝愛國運動，支援上海工人的罷工鬥爭。6月下旬，商務印書館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會組織。8月，董亦湘等發動和領導商務印書館職工3000多人開展罷工鬥爭，要求改善職工生活待遇。經過鬥爭，資方被迫接受提高工人工資、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項要求,並承認了工會組織的合法地位,罷工鬥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後來因資方沒有履行承諾的協議條款,同年12月,黨組織又領導商務館職工開展了第二次罷工鬥爭。

在商務印書館黨小組組長和支部書記任內，除了發動羣眾和開展革命宣傳外，董亦湘還致力於發展充實黨的組織，先後吸收陳雲、張聞天、楊賢江、惲雨棠、張宜光等一大批優秀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增添了新鮮血液和有生力量。在商務印書館黨小組組長和支部書記任內，除了發動羣眾和開展革命宣傳外，董亦湘還致力於發展黨的組織，先後吸收陳雲、張聞天、管文蔚、孫冶方、楊賢江、惲雨棠、張宜光等一大批優秀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增添了新鮮血液和有生力量。出生於1905年的青浦人陳雲，父母早逝，從小由舅父撫養。14歲高小畢業後，他隻身前往上海，進入商務印書館成為一名學徒工。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陳雲努力勤奮，通過不斷刻苦自學，依靠學識和才幹逐漸在工友中間嶄露頭角,只用兩年時間就完成了原本應該三年的學徒期。1924年後,中共上海地委開辦了多間工人夜校,幫助不識字的工人掃盲,進而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不滿20歲的陳雲在商務印書館工人夜校學習文化知識，同時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相關著作。他非常喜歡聽夜校教員董亦湘深入淺出地講解馬克思主義和中共的政策主張，對董亦湘的文章也很感興趣，不僅自己經常讀，而且還常找機會與董亦湘當面探討自己心中的疑惑，並逐漸流露出支持革命的思想傾向。董亦湘十分欣賞這個刻苦好學、慎思明辨的優秀青年。1925年5月，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爆發。陳雲和惲雨棠等一批商務印書館青年職工，在黨組織的號召下，毅然投身到偉大的革命運動中去。在激烈的對敵鬥爭中，陳雲多次和工友們説：“鐵窗生涯，家常便飯；殺頭槍斃，告老還鄉。”陳雲表現出的非凡勇氣和出色組織能力，使得他在羣眾中的威信大增，不久後，他被一致推選為職工委員會委員長,負責領導商務工人開展罷工鬥爭。陳雲的表現，引起了中共商務印書館黨支部的重視，支部書記董亦湘決定吸收陳雲加入中國共產黨。經過一番慎重考察，1925年八九月間，陳雲經董亦湘、惲雨棠共同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陳雲人生的一大轉折點，從此開啓了他為中國革命奮鬥不息的征程。幾十年後，陳雲回憶説：“……入黨以後，自己覺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後不是做成家立業的一套，而要專幹革命。”引導陳雲走上革命道路近兩個月後，董亦湘受命前往蘇聯莫斯科學習深造。

1925年10月, 29歲的董亦湘受中共中央派遣,與俞秀松一起帶領100多名黨團員,秘密前往專門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的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出發前,董亦湘對前來送行的弟弟董滌塵説: “我們這次出國後回來,至少要放一把"火,。”俞秀松激動地説: "對!不把舊社會燒掉,新社會就不會到來。”他們從上海出發,先乘坐輪船到海參崴，再乘火車經西伯利亞赴莫斯科。為了做好旅途中學生們的思想教育和安全保衞工作，建立了臨時黨團支部，周達文任書記，董亦湘和俞秀松為支部委員。11月底，他們安全抵達莫斯科，成為中山大學第一屆學生。董亦湘改名奧林斯基·列夫·米哈依洛維奇，不久轉為聯共黨員，成為一名具有中共、聯共雙重黨籍的共產黨員。入讀中山大學之初，董亦湘因為俄語功底較好，和俞秀松、周達文、王明等人一同被校方編入俄語高級班學習。勤奮好學的董亦湘很快就從眾人中脱穎而出，兼任低級班的助教,參加學校教務處的工作,幫助制訂培養方案,草擬教學計劃,購置中文圖書。他既是學生,又兼任助教和翻譯,深得教務處主任阿戈爾的信任。當時，中山大學的中國籍學生大多不懂俄文，蘇聯黨組織為了儘快培養翻譯人才，從在讀學生中挑選了董亦湘、俞秀松、李少文和王明等10多個基本上能聽懂俄語的人組成了一個速成班。當時董亦湘、俞秀松等人看不慣王明誇誇其談、目中無人的做派和拉幫結派的作風，對王明進行了批判教育。王明對此懷恨在心。

由於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年齡相對較大，又是有多年革命鬥爭經驗的老黨員，無論是文化水平，還是理論修養都比較高，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為人又平易近人，正派公道，在中山大學學生裏聲望很高。從1926年下學期到1927年上學期，在中大學習的鄧小平等人，都曾聆聽過董亦湘的授課。然而，受到副校長米夫賞識的王明為了提高個人威望，加強對中大的控制並進而攫取更高的黨內地位，大肆開展宗派活動，一再排擠打擊董亦湘等人。1927年6月，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期學生畢業。在工作總結大會上，教職員工和中國籍學生由於意見分歧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以董亦湘、俞秀松、周達文為首1的“教務派”學生，批評王明控制的支部局有嚴重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作風,與“支部局派”發生公開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並沒有取得最終的結果,但也沒有停止。其後，董亦湘留校工作，與張聞天一起在中國革命研究室當文字翻譯。他經常把《真理報》登載的中國游擊戰爭的消息翻譯成中文，張貼在校內走廊上給中國籍師生看。1927年9月，董亦湘、俞秀松、左權等中大同學在孫冶方宿舍聚餐，這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同學聚會，但有其他同學聽到參與者大多帶有江浙口音，所以調侃他們是在開“江浙同鄉會”。説者本無心，聽者卻有意。王明藉機在中大學生間散佈流言，無端誣陷董亦湘、俞秀松等人組織“江浙同鄉會”，在校內開展非法活動，圖謀建立地域小團體，煽動風潮，進行反黨反革命活動。王明甚至指使人編造了“江浙同鄉會”的所謂組織序列和參與人員名單。這張名單上共列有129人，人數早已大大超出江浙兩省留學生的數量。如陳啓科和左權都是湖南籍，但也被列入名單。

1927年11月，向忠發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10週年慶祝活動。王明在向代表團彙報在蘇留學生思想情況時，又將“江浙同鄉會”事件與學生反對支部局的鬥爭聯繫在一起，指責董亦湘等反對黨的領導。向忠發聽信片面之詞，在中大一次留學生會議上揚言要“槍斃”董亦湘、俞秀松。一時間，流言四起,人人自危,許多江浙籍學生非常緊張和憤慨。董亦湘、俞秀松和其他許多學生紛紛向中共中央、聯共（中）中央和共產國際寫信控告。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江浙同鄉會”問題仍然沒有定論，黨內為此紛爭不已，黨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不得不介入中山大學內部的兩派糾紛之中。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周恩來公開否認了“江浙同鄉會”的存在。不久，中共中央,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三方又組織了聯合調查委員會,開展了詳細的調查，結果發現所有可靠的材料都表明，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江浙同鄉會”這樣一個反黨集團，從而徹底否定了王明對董亦湘等人的指控。但是王明等依然不肯罷休。他們利用聯共(布)開展清黨、反託派鬥爭的機會,更進一步進行打擊報復,污衊董亦湘等人是託派分子。董亦湘堅決抵制王明的打擊迫害,多次在內部會議上揭露他們的卑1劣行徑。他的發言贏得了黨內許多正直同志的肯定和支持。但在王明的打擊報復下，董亦湘還是被戴上了“託派嫌疑分子”的帽子，受到暗中監視。

1928年11月，董亦湘受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雅羅斯拉夫斯基推薦，獲准進入蘇聯頂尖學府———列寧學院深造學習。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王明在第三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攫取了中共中央領導權。當年秋,王明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回到莫斯科,遙控指揮國內革命鬥爭,推行一條嚴重脱離中國革命實際的錯誤路線。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對此堅決抵制,卻被王明加上了“反對中共中央領導”的罪名,再次遭到誣陷和打擊。1933年初,董亦湘被貶謫到蘇聯遠東伯力地區,擔任蘇聯內務部政治保衞局遠東地區全權軍事代表。1937年春,蘇聯再次開展內部大清洗運動。王明與康生在克里姆林宮面見斯大林時,趁機誣告董亦湘等人是"托洛茨基匪徒"日本間諜”,董亦湘因此被捕入獄。1938年2月8日,康生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週刊上公開發表文章,肆意誣衊董亦湘等人是"在蘇聯的中國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細”。隨即,蘇聯的《真理報》和法國巴黎的《救國時報》也發文附和,導致董亦湘的託派嫌疑之説以訛傳訛，流傳甚廣，但實際上這都是王明等人為了消滅異己而強加於人的不實之詞。1939年5月19日，年僅43歲的董亦湘在伯力獄中含冤逝世。 ^[1] 

董亦湘逝世的消息，其家人一直未知。1946年，董亦湘之女董梅珍帶着全家北上解放區尋找父親未果，無奈之下曾請中共中央華東局的負責同志專門發電報給毛澤東，查證關於父親董亦湘的消息。日理萬機的毛澤東特意回電説董亦湘確為上海工作時期的黨內同志，但失去聯繫已久，請華東局對他的子女“特別招待，安排工作。”

1959年1月，蘇聯有關方面經過複查核實，對董亦湘作出“無罪結案”並“恢復聲譽”的結論，同時給董亦湘在蘇聯的家屬發了平反通知和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對董亦湘的歷史冤案進行了細緻的複查,並於1984年5月為董亦湘正式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987年3月,國家民政部又追認董亦湘為革命烈士。 ^[1] 

1986年8月 15日共常州市委批准在潘家鄉建立董亦湘紀念碑，陳雲同志題寫了碑名。1987年4月27日中共武進縣委、縣政府在潘家鄉"董亦湘烈士陵園"指行紀念碑落成揭碑儀式。紀念碑座落於潘家鄉政府駐地錫宜公路南側的高地上.佔地 10餘畝，碑座高 1.5 米，碑身高 6 米，為長方體型大理石碑，董亦湘問志的家屬參加揭碑儀式，管文蔚、程九度揭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