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奧·葛蘭西

1891年1月22日，葛蘭西生於撒丁島的阿萊斯一箇中下層階級的家庭。1911年獲得都靈大學的獎學金。在那裏受到意大利唯心主義哲學家貝奈戴託·克羅齊的著作的影響。在都靈工人階級運動的感召下，他在1913年參加了意大利社會黨（PSI），並且開始為社會主義報刊撰稿。他對於落後的農民文化和工業城市的體驗，影響了他的觀點的形成，即認為在意大利從事任何社會主義革命，都要具備一種全民的觀點，並且必須使工人階級和農民結成聯盟。在他的作品中始終貫串着這樣的主題，即工人階級必須擺脱它的集團利益，同時必須強調文化和思想意識所具有的政治作用。

大學畢業後，擔任都靈社會週報《人民呼聲報》主編。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葛蘭西響應列寧“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發動都靈工人舉行反戰武裝起義，在工人中贏得威望，被選為社會黨都靈支部書記。

大戰結束後，意大利革命運動空前高漲，工人和農民決心要走“俄國人道路”。葛蘭西歡呼十月革命的成功，認為這場革命是由社會羣眾而不是由一些精英人物所實現的社會變革的範例，他還認為這場革命説明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所讀到的東西已失效，因為這些東西可能提示人們革命要等到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參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條目）得到充分發展以後才能實現。在他的著作中，社會主義的社會變革被定義為民主管理的擴大。1919年，在葛蘭西的協助下，都靈創辦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週刊——《新秩序報》。該報為當時正在迅速發展的工廠委員會運動進行鼓吹，以便把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移植到意大利具體環境中來。在喬治·索雷爾的那種認為生產領域可以為一種新文明提供基礎的思想的影響下，葛蘭西認為工廠委員會有助於把工人階級聯合起來，讓他們瞭解自己在生產和社會制度中的地位，並且在資產階級已經不能夠保證生產力發展的時期培養起工人階級為創造一個新社會和新型國家所需要的技能。摧毀舊社會和維持工人階級權力的唯一途徑是去着手建立一種新秩序。

由此可見，葛蘭西關於文化領導權這一概念的根源，在這個時期就可以找到（見“參考書目”②）。這種新的工人階級機構是在這樣一種條件下產生的，即個人企業家的作用的削弱，銀行和國家的投資的增加，以及由於這些在政治、社會、經濟領域之間關係的變化所引起的自由民主制的危機。

1920—1921年間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導致葛蘭西對它羣眾基礎進行分析。他認為法西斯主義的羣眾基礎是小資產階級中一些有不滿情緒的階層，他們被大地主、一部分工業資產階級以及國家機器的成員當作工具來加以利用。他還認為法西斯主義可以給意大利國家的統一提供新的基礎，並且預言會發生政變，雖然他傾向於過高地估計新制度的脆弱性。

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產黨（PCI）成立。葛蘭西是黨的創始人之一。1922年5月，葛蘭西作為意共代表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書記。1922年10月，以墨索里尼為首的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奪取了國家政權。葛蘭西受共產國際委派回國領導意共開展反法西斯鬥爭。1922—1924年間，葛蘭西先後在莫斯科和維也納為共產國際工作，當時正是共產國際內部出現了爭論的時候，爭論的問題是關於在蘇聯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來建設社會主義，以及西文的社會黨人和新建立的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由於在1924年被選入意大利議會，葛蘭西回到意大利，擔任黨的領導工作，致力於把意大利共產黨從其早期的宗派主義改造成為一個紮根於羣眾運動的政黨而鬥爭。

1926年11月被捕，並被判20多年的徒刑。他在法庭上對法西斯分子義正詞嚴地説：“你們把意大利引向毀滅，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挽救它。”在監獄中，雖遭百般折磨，他仍以堅強的意志研究革命理論，寫下32本《獄中札記》，這是意大利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他曾寫道，他在監獄中從事研究的出發點是為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功能進行考察。葛蘭西在獄中寫札記並從事各種專題的創作，這些作品受到監獄官的檢查，而且可利用的資料也零星不全，但他最後竟寫出了34本札記。由於他所作的每一札記都往往包含若干概念，深入到對某一個特別有爭論的問題和歷史事件進行探討，而且它們當中許多問題往往有好幾種説法，因此要對他在《獄中札記》裏的思想進行編年的或分階段的描述，是不可能的。1937年4月27日，葛蘭西因腦溢血逝世於羅馬。

葛蘭西對意大利的統一進行了分析，特別是分析了意大利知識分子的作用，以及新的民族國家如何作為一次“消極革命”的結果而出現，而在這次革命中農民羣眾充其量只能對新的政治秩序予以消極的同意。他把知識分子分為有組織的和傳統的兩種，前者是任何一個新的進步階級為組織新社會秩序所需要的，而後者則具有一種走回到一個早先的歷史時期的傳統。他給知識分子所下的定義非常廣泛，認為知識分子應包括一切“在廣義上具有組織功能”的人們。他還認為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的和智慧的能力，雖然他們當中只有一些人在社會上發揮一種知識的功能。

知識分子組織着信仰的網絡，組織着制度和社會關係，也就是葛蘭西所説的文化領導權。因此，他又把國家定義為武力加同意，或是用強制武裝起來的領導權，其中政治社會組織武力，市民社會提供同意。

葛蘭西把“國家”這個詞用在不同的意義上，把它用在狹隘的法律和憲法的意義上作為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之間的一種平衡，或者把它用來概括兩者。一些作者批判葛蘭西在國家觀點上很“弱”，認為他過分強調了同意的因素；另一些作者則強調指出葛蘭西試圖對起干預作用的現代國家進行分析，然而其中區分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界線，卻越來越模糊。

葛蘭西聲稱，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由於市民社會包含着複雜的機構和羣眾組織，這些國家的政權性質也就決定了只能採取這樣一種戰略來破壞現秩序並導致社會主義改造的徹底勝利。陣地戰，或者戰壕戰，至於運動戰或正面進攻，則是在沙皇俄國這種迥然不同的環境下取得成功，它只不過是一種特殊的策略而已。

由於受馬基雅弗利的影響，葛蘭西斷言“現代王子”（指革命政黨）是能夠促使工人階級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有機組織，其辦法是幫助該階級去發展它的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和另一種領導權。不過，資本主義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危機有可能通過各種各樣的消極革命來導致領導權的改組，這樣做是為了預防工人運動對少數統治者操縱政治和經濟的狀況造成威脅，同時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葛蘭西把法西斯主義、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以及歐洲所採用的科學管理和生產流水作業線等，統統列入這一範疇。

在有關知識分子的想法方面，葛蘭西還提出：固然專業的哲學家在發展他們的抽象思維的技能，而其實所有的人在解釋世界的時候都在從事一種哲學實踐，儘管這往往是採取一種不繫統的和非批判的形式。用馬克思的話來説，哲學正在成為一種“物質力量”，它對一個時代的“常情”起影響作用。應當把一種哲學體系放在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也就是説不能把它單純地放在抽象的水平上進行批判，而是應當把它跟它幫助各種社會力量形成的思想意識聯繫起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實踐的哲學”，能夠幫助羣眾成為歷史的主人公，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民羣眾掌握着專業化的、批判性的知識技能並具有一種統一的世界觀。

葛蘭西對他那個時代具有影響的兩種觀點進行批判，他認為這兩種觀點可以用“我們遇事應抱逆來順受的態度”這句話來反映，那就是克羅齊的唯心主義觀點和布哈林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葛蘭西認為這種解釋是簡單化和機械的）。葛蘭西的這種態度也反映在他對於文學、民俗學以及大眾文化跟“高層”或“官方”文化之間關係的批判觀點上。對於後一種關係的分析是從這樣一種觀點出發的，即作為社會集團的知識分子究竟是如何跟人民羣眾和民族大眾文化的發展發生聯繫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他的著作的出版發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爭論（見“參考書目”）。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他的思想的關鍵領域究竟是具有意大利特色還是具有國際性？他的思想跟列寧的思想有什麼關係？他的各個不同時期著作之間的聯繫為何？他在獄中跟意大利共產黨的關係是什麼？以及他在這段期間對蘇聯的發展起什麼作用？最近的一些解釋集中在他的社會主義胚胎理論及其在批判性地考察現存社會主義社會的經驗方面所作的貢獻。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共產黨所起的影響作用以及他的思想跟歐洲共產主義的關係，也屬於爭論問題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