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迪生

葉迪生，1937年出生，祖籍廣東梅州市梅縣區，出生於南非好望角。高級工程師。198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1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物理系。1961-1983年先後在天津整流器廠、無線電元件八廠、第四半導體器件廠任技術員、工程師、副廠長、副總工程師。1983-1984年8月在天津市半導體器件公司任副經理、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1984年8月至1992年4月在天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任副總經理、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1992-1993年任天津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中共天津市委外經外事工作委員會主任、副書記、書記。1993-1997年任天津市副市長。1997年任天津市政府顧問。全國工商聯第六屆副主席。被選為中共天津市第六次代表大會代表、天津市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9、1980、1982年評為天津市特等勞動模範。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葉迪生是一位華僑，1937年出生於南非好望角。他父親雖然生活在國外，但卻是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他父親在當地創辦學校，向華僑子弟傳授中華民族的文化和思想。那一時期美國發明大王愛迪生聞名世界，他父親就給剛出生的小兒子起名葉迪生，希望將來兒子能成長為像愛迪生那樣的科學家。

然而，南非種族歧視特別嚴重，華人要想出人頭地談何容易？葉迪生的父親是當地的僑領，曾經組織華僑，為爭取華人權益，與當地政府及其地方黑惡勢力進行過多種多樣的鬥爭，但南非的種族歧視仍然日益嚴重，為了孩子們的前途，也因思念祖國，思念家鄉，他父親拋棄在南非的家業，攜全家回到廣東梅州。

那是1941年，葉迪生4歲，依稀的記憶裏，他的家鄉那時窮得連條像樣的公路都沒有，更不要説汽車，他和弟弟是坐在兩隻籮筐裏，被挑夫用扁擔挑着走回老家的。當時中國正在抗戰，國民經濟本來就很落後，加上日本侵略者瘋狂破壞和掠奪，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餓殍無數，就連葉迪生，也從小就知捱餓的滋味兒。從那時起，父親就不斷地教育葉迪生説，一定要學好文化，長大後科技救國，只有讓中國富強起來，中國人才不會再受外族的欺負。

抗戰勝利後，1946年，葉迪生隨家人遷居廣州。1950年廣州解放3個多月時，葉迪生進廣州二中上學。國民黨的飛機那時經常侵擾廣州上空。敵機一來，警報大作，防空的機槍聲爆響，葉迪生和同學們就得跑出課堂，去安全的地方躲避。當時有三位年輕的老師解放前是地下學聯進步學生，葉迪生身為班長，是重點培養對象，三位老師常給他講革命思想，鼓勵他要奮發學習，把自己努力鍛鍊成為祖國需要的人才。解放後葉迪生學唱的第一首歌《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就是他們教會的。

1956年，葉迪生考上天津南開大學物理系，光學專業。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天津和平區野玫瑰無線電廠。那是一家很小的工廠，藏在勸業場附近一條很小的衚衕裏，生產上仿造前蘇聯的工藝，半導體生產對雜質的介入要求萬分之幾的精度，可那時工人們生產完全憑經驗，使用的工具竟然是飯勺。葉迪生是工廠唯一的大學生，他通過對半導體相關知識的努力鑽研，掌握了比較先進的半導體制作方法，在他的努力下，廠裏建起實驗室，生產推行標準化和規範化，而且從一開始就做技術研發的工作。短短3年，他研製出來的大電流高壓硅片，就趕上當時美國的最高水平。1965年全國工業成果展上，葉迪生所在小工廠生產出來的高壓硅片，被展在最高的位置上。

曾經一連十年，每隔兩週，葉迪生就要自費去一趟北京，去北京圖書館和中科院科技情報所查閲資料，追蹤、瞭解世界半導體技術發展的狀態，然後在他的小工廠裏，用極其原始的設備進行研發。“文革”動亂中，無數單位停產停業，葉迪生卻開始率先在全國摸索起一條研發半導體技術的新路，即研製MOS集成電路，這條路子後被證明是科學的、正確的，直至今日仍是全世界研發半導體技術的方向和方法。

葉迪生真像他父親所期望的那樣創造出很多奇蹟，他發明的電子產品，填補了國內許多空白；他研製的半導體元件，被軍事科研部門運用到飛機、甚至是衞星的製造上。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中國某型戰鬥機所用半導體器件經常出現故障，導致飛機飛行中電源突然關閉，通訊中斷，科研機構的專家們反覆調研，不得結果。一天葉迪生接到空軍司令部和國家第四工業部下達的指令，要他參與這一攻關項目。葉迪生仔細檢查、試驗，發現原設計存在着半導體器件與電路不匹配的問題，他修改設計錯誤，拿出解決這一難題的方案。當時參與這一攻關項目的還有國家其他科研部門的專家組，葉迪生設計的方案與他們的方案差異很大，他們希望葉迪生認同他們的方案。葉迪生堅持自己的設計，科學麪前毫不讓步。結果幾種不同的設計方案同時試驗，最後證明只有葉迪生的方案正確無誤。

葉迪生那會兒非常年輕，卻已為中國電子科學的發展作出很多貢獻，中國許多高級科研部門都知道天津有個葉迪生。

“文革”結束後，國門打開了，社會上湧現過一股“出國熱”，不少具有海外關係的人，奔向物質生活豐富的西方。

1979年2月，早已定居美國且已取得一定成就的大哥，回國探望病重的老父親，臨別時想把國內包括葉迪生在內的4個弟弟全部帶走，移居美國的手續他給辦理，幾個兄弟一聽全都同意，唯獨葉迪生不願離開。

為了動員這位小弟，大哥特意讓葉迪生在廣州華僑大廈和自己住了三天三夜，其間不停地勸説他，“像你這麼有才華的人，出去深造幾年，肯定會有一個很好的發展。”大哥苦口婆心地講。豈料葉迪生主意已定，毫不動搖。

最後，大哥沒辦法，去病房裏求助老父親，説：“這老四太不聽話，説什麼也不跟我走。他吃過那麼多苦，如今好不容易等到國家開放了，有機會離開了，可他卻不走。”

大哥期望老父親能夠幫他説服四弟，不料老父親卻説：“老四不願走，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兒。我相信他能夠處理好自己的生活，國家當今也需要他這樣的人來搞建設。再説，我們葉家也不能都去美國，還得留條根在祖國啊。”

大哥只好放過他固執的四弟。

葉迪生為什麼不走呢？就因一個多月以前，1978年12月23日，他聽了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那一篇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決定了中國命運的報告。

那是在濟南山東大學操場上葉迪生晨練的時候，大喇叭裏突然廣播起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報告，廣播員那興奮的聲調和報告的內容，讓葉迪生聽得熱血沸騰，立刻意識到中國科技發展的春天出現了，多少年來一心盼望着能在科研領域裏有所貢獻的他，聽到這消息怎能不亢奮？當時天氣很冷，葉迪生凍得發抖，他跑步取暖，一字不落地聽完那篇長長的廣播。

葉迪生和很多知識分子一樣，“文革”中受到過沖擊，但其愛國心從未改變。因為，他覺得與解放前差點當亡國奴的日子相比，“文革”中所受的一些政治委屈算不了什麼。相反，錮禁人們思想的樊籠打開了，他終於等到了這一天，他不僅不走，還要抓住時機在科學的天空裏自由翱翔。

政治“解放”後，葉迪生煥發出沖天的幹勁，短短几年內，一口氣搞出很多科技發明，研發出來的半導體器件多達50多個品種，今天被科技界認為很前沿的非晶硅太陽能電池，他在那時就已着手組織攻關了。他在的那家小工廠，產品暢銷，年利潤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就達到了500多萬元。他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一連數年被評為天津特等勞動模範，還被評為中國第一批有突出貢獻的專家。江澤民同志擔任電子工業部部長時，親自接見葉迪生這位來自一家小廠的工程師，聽他的工作彙報，並安排他給全國軍工企業的領導們做專題報告。

1982年“五一”勞動節那天，胡耀邦同志在天津幹部俱樂部接見葉迪生等天津的全國勞模。胡耀邦同志握着葉迪生的手，衝着滿屋的人説：“好哇，美國有個愛迪生，我們中國有個葉迪生。”就這一句話，葉迪生心裏“騰”地一下，感動得他差點流出淚來。他萬沒想到這麼高的評價竟是出自國家最高的領導人（注：胡耀邦同志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他想假若父親還活着，老人家該多麼高興啊！父親早就跟他説過，給他起這麼一個特別的名字，就是期望他能像美國的愛迪生那樣，於科研上對祖國、對人類作出自己的貢獻，如今他多少總算是做到了。

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天津接見勞動模範、表揚葉迪生在科技戰線上為國家作出貢獻的消息。

很巧，當天在香港某渡口的一報攤上，葉迪生工作在香港香格里拉酒店的二哥等待渡船，閒來無事買份《人民日報》，一眼便在頭版的報道里看見了他家老四的名字，而且還是受到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接見和表揚。“哎呀，這個老四不簡單啊！”二哥驚喜的心情難以言表。因為，葉家兄弟幾個全都跟隨老大移居海外，大家都在掛念着老四葉迪生，不想老四竟把自己發展得如此成功。二哥把消息迅即傳到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轟動了整個葉氏家族。大哥很快從美國來信，誇獎四弟説：“看來你的抉擇是正確的。你實現了父親的夢想，是咱葉家的驕傲！”

葉迪生人生最輝煌的時期，是他投身於中國改革開放大潮、開創並主持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建設的時候。

1984年7月，葉迪生被調到塘沽籌建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市領導對葉迪生寄予厚望，葉迪生開始想不通，彷徨中他曾給遠在美國的大哥寫信，徵求大哥的意見。大哥給他回信説：“你一定要去。從國外的角度看，如今中國已真正進入到一個對外開放的時代，是真正的要走強國的道路了。中國早就該走這樣的道路，你能被派去做這樣的工作，我認為對你來説，是一項非常了不起、非常光榮的使命。”

葉迪生沒想到連海外的人也把中國的改革開放，視為中國即將大步走向世界的行動，由此下定徹底改行、再塑人生之路的決心。

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被真正地推上了歷史舞台，從此，葉迪生在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裏，和他的同事們一起，繼續進行他所熱衷的發明創造。

剛到開發區時，葉迪生任管委會副主任。那時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是海邊一片荒蕪的鹽鹼灘，葉迪生和他的同事們，像包工頭兒一樣整天灰頭土臉地奔波在各個工地上。在管理上開始他是外行，譬如何為國民生產總值？什麼是資產負債表？他一點也不懂。他把會計、專家請來虛心求教；把美國哈佛大學厚重的《經濟管理學》捧來苦讀；他像過去攻讀科技文獻那樣，認真學習當代國際最新經濟知識，廣泛吸收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關於管理的思想理念和經驗。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連“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都説要“摸着石頭過河”，葉迪生乾脆就把鄧小平同志所有涉及改革開放的講話和文章全都收集起來，仔細研讀，認真吃透鄧小平同志關於改革開放的理論和思想，首先解放他自己的思想，找出前進的方向。他和同事們不斷提出在當年可被認為是非常大膽的理念，如“讓投資者贏得利潤，為投資者提供方便”、“建立仿真的國際投資環境”、“投資者是帝王，項目是生命線”和“我們是國家的主人，但在這裏首先是公僕”，以及後來的“引進巨人型企業，與巨人同行，努力培育自己的巨人”之戰略思想，等等，而正是在這些大膽經營理念和超前戰略思想的指導下，白手起家的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一點點地打開了局面。

葉迪生對國家貢獻突出，鄧小平同志兩次接見他，一次是1986年8月21日在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當李瑞環小聲告訴鄧小平説：“他是47歲的總經理，是技術人才，對國家有過貢獻。”小平同志親切地握住葉迪生的手，微笑着鼓勵他説：“好啊，還很年輕嘛！”；另一次是轉年夏天在北戴河，鄧小平同志與他握手的照片，還被收進了《鄧小平》大型畫冊。

後來，葉迪生官至天津副市長，但直到他從崗位上退下來，仍然捨不得離開改革開放的事業，當組織上準備給他在另一機構安排一個很好的工作崗位時，他説：“我哪裏也不去，就留在開發區，當顧問。”

如今，重慶道55號仍有葉迪生一間辦公室。70多歲的人了，他每天仍去“上班”，辦公室裏到處是文件、報表和計劃書，還有他給有關政府部門或相關企業就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寫的建議。記者採訪時，從他的名片上看到，至今他仍是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天津港保税區和天津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三家的高級顧問，而且還是天津市濱海新區的顧問。他的秘書説：“這老先生的‘顧問’可不是徒掛虛名，儘管他早已經退了，但整個心思仍是在天津對外開放的工作上，別看歲數大了，工作的熱情和勁頭，仍比勞模還勞模。對他來説，功名早已不在他的眼裏，他只想看到祖國越來越富強。”

葉迪生，剛剛退下來的全國僑聯副主席，他4歲回到祖國，如今72歲，仍在每天堅持“上班”，仍在為祖國努力工作。

多少年來，葉迪生人生之路坎坷不平，但無論任何時候，他對祖國的忠誠，對科學事業的熱愛永不改變，因他曾經目睹過舊中國的貧困、落後和所遭受的欺辱；因他有一位從小教育他要永遠愛國的老父親。

日前採訪葉迪生，談及共和國60年走過的歷程，説起國民經濟由弱到強一步步繁榮壯大的發展變化，老先生感受頗深。

記者：您是搞經濟建設的，直至現在仍在從事着這一工作，您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以來這60年的經濟發展？

葉迪生：如何看待新中國60年的經濟發展？我認為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看，得把它分成前後兩個30年。前30年，我們是關起門來搞經濟，現在知道了，那是一種在封閉狀態下完全依靠自力更生的計劃經濟的方法，但那時是被逼無奈，人家封鎖你，你想開放也走不出來，我們只好在繼承下來的舊生產力的基礎上搞自力更生，加上那時總搞整人的政治運動，還有幾場戰爭的消耗，讓中國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在世界發達國家的後面。不過我們也不是沒有成績，軍事國防，特別是“兩彈一星”，完全是靠新中國自己的科技力量打造出來的。中國工業基礎雖然落後，但仍給後來的改革開放打下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平台。後30年，我們之所以成功，現在看來主要是因為在原來30年的基礎上我們解放了思想，打開了國門，很快地學會了如何利用全世界的先進生產力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發展政策符合了政治經濟學的客觀發展規律。今後，只要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就必將取得更大的成績。

記者：您覺得您自己這60年過得怎樣？

葉迪生：我的人生目標，從小處説，是實現我父親的願望，做一個像愛迪生那樣的發明家、科學家；從大處講，就是書生救國、科技強國。如今我已70多歲了，我覺得我的人生目標基本算是達到了。前30年，我當學生和工程師，人生的道路比較坎坷，但我於電子科研上，還是為國家作出了一些貢獻；後30年裏，我當管理者，和大家一起建設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創業的道路非常艱辛，但我覺得我沒有辜負黨和人民對我的期望，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在我和我的同事們努力奮鬥下，在市委、市政府領導和大力支持下，終於建成我們曾經夢寐以求的一座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