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蠖生

葉蠖生(1904-1990年)，原名葉季龍，沐陽縣葉上莊人。他在小學和中學讀書時，就關心國事，富於正義感。1928年1月，葉蠖生時年25歲，沭陽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一·六”慘案，反動地主程廉泉勾結軍閥部隊，槍殺和逮捕了一批進步人士。被捕人士中，經營救出獄的李嘉林，應邀到葉蠖生的家鄉葉上莊裕泉小學教書，與葉相見十分融洽，經常在一起探討學問，共論國事。就在這次相聚後不久，就讀於中央大學的葉蠖生，便去日本留學了。

去日本後，葉蠖生在東京接觸了許多中共黨員，閲讀了不少馬列主義書籍，包括日本著名學者河上肇的《資本論大綱》等，原來就接觸過進步思想的葉蠖生進一步受到了馬列主義的薰陶，回國後，他於1932年10月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葉蠖生才知道，曾經在家鄉與他多次見面的革命志士吳苓生雖然沒有對他談過黨的情況，卻在去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時，向黨組織談了葉蠖生的情況。

葉蠖生在東京留學期間，經常收到從上海寄去的黨刊《紅旗》，這是已經成為中共黨員的王潔予和李嘉林寄給他的。至此，葉蠖生才知道黨組織早在培養自己。1932年至1933年間，葉蠖生在上海擔任過黃包車工會負責人，中共上海法南區代理組織部長，南市分區黨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等秘密職務。在白色恐怖下，他以公開或秘密的形式，和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1930年12月17日，李嘉林和張沈川、方仲如、蘇剛達等二十人，在上海鉅鹿路地下黨的無線電機關被捕，先後解往南京國民黨陸軍監獄和中央軍人監獄關押。親自領導這個地下無線電機關的周恩來，對這批被捕同志極為關懷。黨組織委派葉蠖生用“互濟會”的合法身份，多次到中央軍人監獄看望被捕同志，送錢、送藥、送書，並將瞭解到的情況向中央彙報。不料，以探監身份屢次踏進監獄的葉蠖生，被叛徒告密，自己也被關進同一監獄。在獄中，他堅守革命氣節。獄中的斗室，不滿方丈，葉蠖生卻在這裏過着有秩序的學習生活，用家中寄來的零錢，買書、訂雜誌。上午學外文，下午讀中文書刊，包括歷史、經濟、哲學、文學等。他知道，學習是革命的需要。他還寫詩寄給獄外的同志，以含蓄隱諱的語言鼓舞同志的革命鬥志。

1937年9月，抗日戰爭爆發，作為“政治犯”的葉蠖生獲釋出獄。不久，他來到延安，由組織分配去新華社擔任編輯。從1937年到1947年，葉蠖生先後在延安新華社、馬列學院、中央研究院、中央黨校和中央宣傳部，任編輯、歷史研究室秘書、研究員等。

1938年，根據中央的決定，馬列學院下面成立了歷史研究室。1941年出版了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上冊，1942年出版了中冊，下冊原計劃分上、下兩篇，上篇寫舊民主主義革命史，下篇寫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到1945年末范文瀾離開延安時，只寫完《義和團運動》一章。範老留下的這份手稿，便由葉蠖生整理，於1946年在延安出版。經葉蠖生整理的這本書因寫作體例和《中國通史簡編》的上、中冊不同，便改名《中國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冊。

1947年，新華書店出版了“中國歷史研究會”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書中註明編輯為謝華、唐國慶、佟冬、尹達、葉蠖生、金燦然、范文瀾7人，由范文瀾主編。對《中國通史簡編》的編寫和出版，毛澤東主席作了很高的評價，説：“我們對於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不僅有發言權，而且能在延安出版一部有頭有尾有科學體系的著作，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1941年7月1日，中央把馬列學院改為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室改為中國歷史研究室。這時范文瀾擔任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葉蠖生擔任歷史研究室秘書，幫助範老組織全室的研究工作。

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和託派分子對中國社會史進行過激烈的爭論，當時就有一定史學知識的葉蠖生，對此很有興趣，他在獄中讀過一些哲學和歷史學的書，所以他對範老要他組織全室的歷史研究工作樂意地接受了。在以後的相當長時間內，他都把自己的精力花在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對史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作為歷史學的研究者，葉蠖生堪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黨的“七大”以後，他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角度，針對抗日統一戰線方面的種種思想，於1945年6月16、17兩天，連續在《解放日報》每天以超過半版的篇幅，發表引人注目的長篇文章《三百年前農民起義軍抗滿聯合陣線》。這是四十年代繼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後的又一篇總結明末歷史教訓的重要歷史論文。郭老的文章着重説明1644年（甲申年）春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後，因為首領們的生活腐化，發生宗派鬥爭，以致在1645年陷於失敗的歷史教訓；葉蠖生的文章則是總結“甲申”之後歷時二十一年的抗滿鬥爭。通過這篇文章，他指明瞭鞏固和發展民族統一戰線的前途。

1949年1月北京宣告解放。葉蠖生擔任北京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又擔任中央出版總署編審局局長、中央出版總署黨組書記等職務。繼又調任馬列學院第一分院黨史教研室主任、教育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處長。

在和平歲月中，他除擔任上述職務，還在中國人民大學兼課，為研究班講解專題。他工作擔子雖然繁重，始終不忘對歷史、黨史的研究。他利用工餘時間，寫下大量的著作。如，早在建國之初，他就在《學習》雜誌的初級版上發表《簡明中國歷史》（連載）。1950年，他寫了《現代中國革命史話》，在《進步青年》雜誌上連載；1951年3月，由開明書店將連載集中印成單行本發行，後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再版。1953年，他應天津人民廣播電台之約，寫成《中國共產黨歷史基本總結》，由天津台播出後，又彙編印成專冊。1956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兩本專著：《井崗山的紅旗》和《人民的勝利》。1957年，他和羅仰申合寫《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簡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間，葉蠖生立場鮮明，堅決反對林彪、康生和“四人幫”的反革命陰謀活動，受到嚴重的打擊。“四人幫”垮台後，他恢復了工作，任中聯部研究組的組長。此時，葉蠖生年事漸高，而且事情漸漸多起來，白天做不完的事帶回家晚上做，星期天也不休息。這以後，不知疲倦的葉蠖生，又擔任“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的顧問，併兼任北京大學教授，還兼任北京其他幾所著名大學政治理論課的教授。

1981年4月，應中國青年出版社之約，葉蠖生出版了哲學專著《歷史唯物主義淺説》。為什麼要寫這本書，他在該書的前言中説：“鑑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長期竭力篡改馬克思主義，在一些青年人中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亂，我深感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作出通俗的解釋是十分需要的。”因此，他在精力極其有限的情況下，辛辛苦苦地寫這本書。1982年葉蠖生離休，享受副部長級待遇。

1990年3月14日，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哲學家葉蠖生因病醫治無效，不幸去世。 ^[3] 

葉蠖生衷心擁護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在晚年身體多病的情況下，仍然關心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孜孜不倦地思考和研究關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方面的問題。他在革命的一生中，始終為黨的事業勤勤懇懇、竭盡全力，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堅決反對各種不正之風。他嚴於律己，密切聯繫羣眾，心中裝的是人民利益，是羣眾的疾苦。他生活樸素，辦事公道，為人耿直，心胸坦蕩。他對年輕人既嚴格要求，又愛護備至，關心他們政治上的成長，許多同志把他敬為師長。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