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大焯

他濡染家風，幼承庭訓，稍長師事閩縣舉人薩大文。大焯勤奮讀書，年未冠補弟子員；讀書正誼書院時，成績十分優異；他與陳寶琛是正誼書院同學，後又在同一年進士及第，故相交莫逆。陳寶琛曾回憶説：“餘弱冠偕君肄業正誼書院，君在稠人中，退然若不勝，及課藝出，輒冠儕輩。”葉、陳二人，當時皆深得掌教林鴻年器重。

咸豐九年（1859），大焯鄉試獲捷；同治七年（1868）考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年（1871），散館授職編修。在京師，“日習為應奉文字”，暇日與陳寶琛、邵某等人於寓所中，“互期勉於澹退，遠權利，見則持《正誼堂書》相辨析，或及本朝掌故。”他們互相砥礪，切磋道藝文章，殆無虛日。光緒元年（1875），翰林院考試時，大焯以優異成績，轉遷贊善一職，充《實錄》總纂官。翌年，升詹事府洗馬，充湖北鄉試正考官。值其母過世，大焯丁憂回閩。服闋，遷左春坊右庶子，升侍講學士，並充日講起居注官、鹹安宮總裁。葉大焯平時除了講學，還充當皇帝侍班，以備聽政抉擇、朝會祭典時顧問。

謝章鋌與大焯之父為姻表兄弟。同治年間，在京會試前夕，謝、葉二人曾飲酒於林錫三京寓。酒過三巡，錫三雅興大作，遂以“同”字撰句消酒。大焯應題曰：“願為進士不須‘同’。”許多年後，謝章鋌談及此事，還戲解曰：“皆兆於此七字。”殿試時，大焯名列二甲，當時不經意之句，正可見其對御試的自信。

光緒八年（1882），大焯典湖南鄉試，於場闈中“拜視學廣東之命”。在廣東學政任上，葉巡察該省各府、州師儒優劣及生員勤惰。

值大焯視學粵省時，適當“闈姓弛禁”，然而根株未絕，流弊甚深。時廣東學風敗壞，考場弊端百出，“場內授卷，招覆頂替”“巡綽諸役，傳遞詩文”……“槍替”諸弊時有發生。大焯查明考場各種弊端，嚴行禁絕，“並將考試事宜認真整頓，以端士習而革澆風”。大焯並非一省主官，無力扭轉固弊，本可置身事外，然其操守謹嚴，遂向清廷自劾，並“委幕中人於有司”。而其中關係薩某一人，乃其受業師子，葉顧及“父為子隱”情面，遂“遲迴未發”。後終以“詿誤失察”罪名，革職去官。事後，他深感有負國恩，自嘆曰：“吾自誤矣。”

據有關資料記載，葉大焯在廣東擔任主考時，曾遇年少的梁啓超，並親自考審其文藝，梁皆對答如流。梁久仰大焯聲名，請求大焯為其祖父撰寫壽序。大焯“為梁啓超的孝心感動，揮毫寫下了《鏡泉梁老先生慶壽序》一文”，並勉勖梁啓超努力向學，不可懈怠。

光緒十八年（1892），葉大焯主講省垣正誼書院。在書院中，他勤於訓迪，對生徒課藝之作“丹鉛手錄，集牒紛綸”；並選輯精粹者，“凡兩百六十三，論三十三，賦百有二，附駢文三，試帖兩百九十四，題曰《辰申集》”。光緒二十三年（1897），將之付梓，題名為《辰申集·正誼書院課藝》。

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變，引發全國各界震動。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人士提出“實施書院改制”，開辦新式學堂，培養新式人才。戊戌書院改制設計者康有為，在《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中，提出了“上法三代，旁採泰西”等書院改制思路與辦法，上奏以後，被光緒帝完全採用。於是，各地書院紛紛“奉旨執行”。然而實際上，“反對改制的聲音從未停止過”，如曾廉元即反對曰：“學堂之與書院，猶多之與夥，小之與鮮，名殊而實一也。夫果徵事實，何必盡改學堂？如果屬虛名，何必盡廢書院？”

光緒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葉大焯卒於正誼書院講堂，享年61歲，葬北門外董灣山，身後有《補拙齋文鈔》、《補拙齋藏書目》（1卷）、《葉大焯手稿》（4冊）等傳世。 ^[1] 

大焯為人淳厚謹慎，性情温和平易，“持身接物，一以厚為歸”。“生平善氣迎人，議論不合，未嘗急言遽色，即甚異趣，亦難窺其喜怒。”光緒年間，因不通“宦情”致斷送仕途，罷官回閩後，即掌教正誼書院，勤於育人。當時閩省水旱連年，外患相乘。福建當局或以公事囑託，大焯“調劑利弊，以柔道濟之，或虛與委蛇”。正如陳寶琛所評價：“君以寬敦，失官何憾。”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