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唱書

清咸豐元年(1851年)前後，嵊州馬塘村有位青年農民金其炳，是一位聰慧的民歌手，自編自唱，有見人唱人、見物唱物、即興歌唱之能，並唱得形象有趣，使聽者捧腹大笑。田頭歌唱小調非常直觀，也十分生動形象。如：

日出東方紅黝黝，長工短工上田頭。

一年四季忙到頭，過年回家空雙手。

正月裏來喜洋洋，家家户户放炮仗。

店王財主吃魚吃肉，窮苦人家喝粥喝湯。

這些歌謠反映了農民對世道的不滿和內心憂鬱之情，曲調好聽，內容深入人心，很受廣大農民歡迎，被廣為傳唱。金其炳之名也傳揚剡江南北。

金其炳以自己的才華，不斷歌唱，形成了特有的風格，集宣卷佛曲、牧歌小調、四工合調精華於一體的新唱調。它的特點是純樸流暢，唱詞可多可少，無死板的格式，又好學好記，深受農民喜愛。許多青年紛紛拜他為師學唱。當時馬塘村就有金和林(金芝堂)、金和忠、金和文、金和清、金水清、金阿土、金傳高等二三十人。之後，崇仁下相的相來鑫(相金堂)隨父做蠶子生意來到馬塘，被金所唱民歌迷住，也拜其為師學唱。

金其炳自有藝徒後，歌唱有了幫手，便根據佛曲、山歌小調的格式，自己填詞任意歌唱。又按“簫經”中“四工合上尺”五個字或佛曲中的“阿彌陀佛”作尾聲襯字，叫藝徒幫腔，如此便形成有領唱、有幫腔的樣式，氣勢較前宏亮雄壯，大大激勵了演唱者情緒。

因為這種曲調以“四工合上尺”為襯字，大家就叫“四工合調”。從1851年前後金其炳等人的田頭歌唱到被人們邀到台門、天井中演唱的十多年時間裏，被稱為“落地唱書”的前身——田頭歌唱。到1863年前後，田頭歌唱發展成沿門唱書，即沿門挨户賣唱。

當時，嵊州剡江兩岸農村自然災害連年發生，同時清政府的苛捐雜税，田賦繁重，使嵊州農村經濟破產，民不聊生，離鄉背井，四處逃荒。在這樣特定歷史條件下，於清咸豐末年至同治初年前後，部分青年農民用民間曲藝作為謀生輔助手段，賴以生存。越劇的“母親”——落地唱書的雛形“沿門唱書”產生了。

馬塘村青年農民歌手金其炳等人，不願離家出走，也不願提籃討飯，為了生活，憑着自己會唱“四工合調”，便仿效新春佳節有墮民討飯佬賣“春牛圖”、“蠶花貓”和“掃地佬送元寶”的形式，於1863年前後走上街頭村莊去賣唱乞討。

馬塘村人的沿門賣唱是不需本錢的不丟臉的變相討飯，而收益也不小，故仿者甚多。由於賣唱所得的是年糕粽子，被人貶稱為“討飯佬唱年糕”。可是唱書人自己卻稱“唱年糕”，同時由於是沿門挨户賣唱，就稱“沿門唱書”。

馬塘村的近鄰後朱、趙馬、柳岸、支鑑路等村農民也仿效着賣唱，遠在崇仁、甘霖地區、甚至全縣農村相繼出現了肩背鈿褡、手拿長煙盅的農民去挨村挨户的“沿門唱書”的現象。

大約在清同治初年(1866)後，落地唱書便向新昌、東陽周邊縣發展。到同治末(1874)和光緒初年(1875)間，嵊州的唱書藝人到了安吉、孝豐、餘杭、臨安、富陽、嚴州、新登、湖州等地。金榮水隨同師父金水清還到過蘇州唱書。

那時唱書最好的是金其炳徒弟金芝堂(金和林)。他原是個補鞋匠，有書唱便唱書，無書唱就補鞋；有時日補鞋夜唱書。他在光緒年間挑着鞋擔到餘杭等地唱書。

餘杭等地唱的是“茶店書”，農民要聽書，必須進茶店。金芝堂等卻把“書”送到農民家門口，農民不進茶館坐在家裏便可聽書，受到廣大農户特別是老弱婦幼的歡迎。唱書人收入可觀，有“在家農忙三季，不如外出唱書一季”和“浦江銅鈿，嚴州是面，餘杭、湖州是曬不煞的田”之説。為此，嵊地唱書藝人紛紛到杭、嘉、湖地區唱書。

“落地唱書”雖發展到外地，但除金芝堂及其師弟相來鑫等少數人長年在外唱書，其他大部分藝人是農忙務農、農閒唱書。

演唱原先是單檔，後來有雙檔。1889年後，上茶樓説唱，並從農村集鎮轉向中小城市，演員由雙檔向多檔發展，從不用桌椅、道具到用上一桌二椅、醒木、摺扇，還增加了三跳板擊節，豐富了表演。

落地唱書初時用四工合調唱四句八對的彩頭話和短小書目，曲調與內容並無矛盾，可發展到唱走台書時，內容與曲調產生了很大矛盾，且四工合調旋律簡單，節奏貧乏表現力薄弱，很不適應人物、情節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呤嗄調”應運而生。“呤嗄調”的產生，給落地唱書今後發展成越劇，奠定了基礎。

隨着唱書藝術的發展，到1902年前後，出現了各有特色的南、北兩個流派。1906年始，登台扮演，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地方劇種"小歌班"（又稱"的篤班"），即越劇的前身。

落地唱書的代表書目頗多。早先唱的曲目多為"彩頭話"和短小段子，長本書有《雙珠鳳》、《賴婚記》、《玉蜻蜓》、《玉連環》、《珍珠塔》等、小本書《十件頭》、《懶惰嫂》、《養親爿歸孃家》《箍桶記》、《相罵本》、《童養媳回孃家》等，後來，中長篇曲目增多。有改編宣卷本和説書書目，如《龍圖卷》、《珍珠塔》等；有移植鸚哥班節目《繡荷包》、《雙落髮》等；有根據民間故事或當地新聞創作的《狗報恩》、《賣婆記》等。以後這些書目都成了小歌班誕生後的上演劇目，大部分還成為小歌班的代表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