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言書

利用萬言書參與論戰，是改革開放進程中“左”派的一個招數。上個世紀末到新世紀之初，在社會上流傳較廣的有四份萬言書，其焦點都集中在所有制的問題上，幾乎都有同一個觀點：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是導致社會主義變質、執政黨變質、孳生資產階級的淵藪。

這四份萬言書，從1995年開始流傳，後來在香港結集出版，冠名《北京地下‘萬言書’》，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內地，一般簡稱《萬言書》。這些“地下論文”以上綱上線的理論形式和嚴厲的批判指向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正如《交鋒》的作者之一在後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這四份“萬言書”臧否黨國大計，內容敏感，深思熟慮，褒貶分明。其矛頭所指，是鄧小平理論和中國共產黨推行的路線方針政策；其論述範圍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領域；其思想指向，一言以蔽之，是反對改革開放，提倡階級鬥爭，恢復極“左”路線。“萬言書”要求限制外資，打擊私有企業，開展黨內路線鬥爭，批判知識分子，鬥爭黨內“走資派”。

“萬言書”從文章的語氣、內容到理論的高度，使人覺得大有背景，引起不少猜測。只是過去幾年，人們認為有鄧小平在，大局可以穩得住。而在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之後，人們難免有所疑慮。事實上，持續了幾年的關於改革開放、關於中國發展道路的爭論，在這一年達到了高潮，各種力量的較量和各種思想的交鋒日趨尖鋭。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去世，使一些堅持舊體制的人認為有機會扭轉局面，利用各種方式挑起爭論，對政局造成很大困擾。有一個地方的書記看到萬言書之後，心有餘悸，推遲了本來要召開的一次擴大開放的會議，表示看看北京的情況再説。這些輿論的確在北京政局中發揮了影響，一時間“左”的思潮上升，並波及外地，造成一些幹部在改革中“想説話不敢張嘴，想走路不敢抬腿”。一位主要的中央領導同志還説：“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足可證明“左派”反對改革的勢頭兇猛。

不管怎樣，“萬言書”裏宣揚的觀點是不得人心的。許多人或寫文章，或發表談話，對“萬言書”中的觀點進行反駁。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邢賁思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從過去一年裏直到今年上半年，我們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衝着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方針政策，就是衝着鄧小平同志的理論。他們利用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一些問題，任意誇大，煽動輿論，製造是非。所以，不回答這樣或那樣的責難，就會在對待馬克思主義態度問題上發生動搖。”經濟學家董輔礽説：“整天糾纏于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之中，這對我們的改革開放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覺得這種現象不可小看。”

在當時，對“萬言書”反駁最尖鋭的是《交鋒》。這本書把四份“萬言書”公開到全國人民面前，既對“萬言書”提出自己的看法，也讓全社會對“萬言書”的觀點進行評判。於是，因《交鋒》引起了一場新的“交鋒”。《交鋒》犀利的文字刺中了“萬言書”的要害：否定改革、否定鄧小平理論、削弱黨中央領導權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因此，“萬言書”的作者及擁護“萬言書”的人發起了對《交鋒》的圍剿。1998年4月，北京“左派”舉行了一次大規模聚會，並有俄國“左派”人物參加助陣。隨後，北京“左派”三雜誌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對《交鋒》進行謾罵攻擊。在“左派”誓師大會之後，原告某人衝到最前線，到法院控告《交鋒》侵權——即未經授權而在書中引用了其文章。其結果是，圍剿不成功，官司沒打贏，而《交鋒》所宣揚的改革更加深入人心，《交鋒》僅在一年內就發行了200萬冊，還不包括盜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