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枚子

萬枚子七歲喪母，青少年時期隨父親及叔叔四處求學。1913年隨父在湖北夏口入讀私塾，次年被送回北京隨三叔萬文鳴背讀古文。1917年隨父（時任滎縣縣長）入河南省立一小讀書，1921年考入河南第一中法文班學習，1921年再返北京叔叔家，先後就讀北京大學補習班、高等師範學校補習班、北京大學甲部預科、北京大學教育系（肄業）。

萬枚子勤奮好學，思想活躍，尤其愛好文學，1923年年僅十八歲，在北京《晨報》發表短篇小説《考試》，初露其文學才能。1925年7月，年僅二十歲的萬枚子考入北京《世界日報》任編輯，開始了他的報人生涯。同年10月，經于右任（我國近代、現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學家，同盟會早期會員）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在李大釗（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27年英勇就義）的影響之下進行革命活動宣傳。

民國初，山頭林立，“革命”口號震天的年代，新的報刊層出不窮，萬枚子辦報已小有名氣，並已以文立身於世了，受聘於各報。1926年2月任北京《民主晚報》及“民主通訊社”總編輯。1927年兼任天津《華北新聞》主任編輯。1928年1月，經友人推薦，任馮玉祥（民國時期的軍事家，著名的愛國將領，民主人士）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宣傳處上校秘書兼《革命軍人朝報》總編輯。同年10月任漢口《中山日報》主任編輯。同時進行長篇小説《半新兒女家》創作，1931年此作在《世界日報》連載（1948年出版單行本，1990年人民出版社再版）。

1931年12月，萬枚子赴南京任國民政府實業部秘書，這次調任主要得益於他辦報時展示出來的經營能力被高層發現。在實業部的他廉潔耿直，剛正不阿。1932年夏，他在赴江西、上海調查兩省的一宗煤礦訴訟案時，拒絕上海煤礦老闆的賄賂拉攏，面斥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據實將訟案改成萬言報告書報南京政府。這期間，萬枚子還任過汪精衞（時任民國政府行政院院長）私人秘書數月，因與汪妻陳璧君不和，仍回實業部。

萬枚子對經商辦實業興趣不濃，1934年又回到了他熱愛的報業之中，任漢口《大公報》總編輯。1935年9月任上海《時代日報》總編輯，積極編寫新聞鼓動抗日。1936年回北平，被聘為冀察（戰時行省）政務委員會參議兼新聞科長，次年接任北平新聞檢查所所長。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國共兩黨發表合作抗日宣言，7月19日，蔣介石在廬山會議上宣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可是7月20日，處在抗日前線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會議上，有“名流”主張向日寇妥協，見此情景，身為參議的萬枚子再也忍不住了，他站出來吞聲流淚，慷慨陳詞，振臂高呼道：“現在敵我短兵相接了，盧溝橋血肉相拼啦！三十九軍死了多少將士？日方來人不是談判而是威脅，難道我們還能坐視等死嗎？”促使徘徊在戰與和中間的宋哲元將軍揮拳做出了“打”的決定。當晚他激憤中作詩一首：

七七盧溝響炮聲，揮戈抗日鬼神驚。

衝冠怒斥談和議，血淚交流浸古城。

同年9月，遠在漢口的萬枚子，獲悉八路軍在山西大同靈丘縣平型關伏擊日軍獲大捷，甚是激動地寫詩祝捷：“平型大捷振全局，八路英名果不虛”。

1938年1月，日軍勢如破竹在中華大地攻城略地，萬枚子滿腔悲憤，在漢口《大公報》發表《抗日到底三原則和三運動》一文，積極鼓動全民抗日到底，不要氣餒，更不能妥協。1941年8月，他到達陪都重慶，任《時事新聞》主筆，撰寫了很多鼓勵抗日的文章。1943年時任國民黨軍委政治部部長的張治中（國民黨二級陸軍上將，著名的愛國將領）為鼓舞士氣，掃蕩日寇，將1932年6月國民黨為“剿共”所辦的《掃蕩報》進行改版重建，調萬枚子任《掃蕩報》少將副社長兼總經理，這年他三十八歲，也是他在國民黨軍政界所任最高職務。由於萬枚子與這位愛國將領高度默契，他把《掃蕩報》辦得有聲有色。老舍的名著《四世同堂》就是由萬枚子最早推薦在《掃蕩報》連載的。

1945年日軍投降後，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到重慶談判，9月1日，在中蘇文化協會的歡迎會上，萬枚子一睹毛澤東風采後，寫詩讚曰：

魁梧奇偉冠同儔（chóu，伴侶或同類），大海長江又合流。

勝利和平謀建國，延天瑞氣漫巴州。

9月5日，萬枚子奉命去南京、上海接受日軍在大陸發行的《大陸新報》，籌備出版寧、滬《掃蕩報》。飛行途中，因抗戰的勝利，重慶國共和談初見曙光，為此他心情十分舒暢，寫下七律一首：

萬象昭蘇紫氣東，排雲馭日駕長風。

河山歷歷歸懷抱，學無止境憶夢中。

魔降已隨三島盡，光明覆見九州同。

延天吉瑞宣重慶，勝利和平見巨功。

萬枚子身為國民黨黨員，是國民黨重要喉舌機構的主筆者之一，但他不隨波逐流，有高度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責任感，抱着救國救民的宗旨辦報寫文章，對共產黨歷來敬重和同情。

1934年萬枚子任漢口《大公報》總編時，有情報稱共產黨人陳心泉（中共早期工運、學運領導人之一）、張執一在漢口被捕。萬枚子認識陳心泉，不認識張執一，但因有關係人相托，便向擔任國民政府湖北省反省院院長的同學黃寶實（後隨蔣介石到台灣）説情，全力相救，使二人獲釋。張執一時任武昌農民行動委員會書記，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國家民委副主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等職，是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

1938年2月，萬枚子任湖南省第八區專署秘書長，後又代行專員之職；10月任湖南省民眾抗日統一委員會主任秘書；12月任湖南省桂陽縣縣長。他在縣府前書了一副對聯：

假我兩年，將八千里幅員生色；

藐躬一宰，為三十萬民眾折腰。

上聯表達了他積極抗日的雄心，下聯表述的是他為民服務的誠意。

1940年3月上旬，他突然接到省政府注有“縣長親譯”的加急電報，仔細一看，電文明示：“奉蔣委員長密電，處決共黨分子。着將該縣共黨李典午、李醒園、李亞明秘密處死”。萬枚子大為震驚，他曾出席過李典午主持的東鎮鄉自衞團幹部訓練班的結業典禮，又批准李典午請辦的戰時中學，暗中多次支持過他的抗日救國活動，也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但後兩位是國民黨黨員，心想我不能容忍別人借自己之手殺害無辜。於是他要秘書孫怡仁設法通知李典午出逃。後來，他去耒（lěi）陽（抗戰時期民國湖南省政府臨時所在地）面見省府秘書長李楊敬（1950年赴台，曾任台灣“國防部”中將參議）時表明了事出非義，不能照辦，並義正詞嚴地説道：“現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不能有此舉動。況且三李中後兩李是國民黨同志。”李楊敬大怒道：“你是受過總裁訓練的老黨員，總裁有令你不執行，當心你的腦袋！”面對省府領導的訓斥，他仍傲然質問道：“這還叫國共合作嗎？”

新中國成立後，李典午改名李木庵任司法部副部長。萬枚子1957年任國務院參事時方知改名後的李木庵就是當年施救的李典午，而這一年秋他被錯劃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待他1960年摘帽回京城時，李典午已於1959年逝世。後來萬枚子在讀《十老詩選》（“十老”，即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續範亭、李木庵、熊瑾玎、錢來蘇）時，才知李典午沒有忘記桂陽的這段往事。

為保護李典午等人而得罪了上峯，後來產生了很多麻煩。秘書孫怡仁因“泄密”被捕；李醒園、李亞明捕獲後送保安司令部；萬枚子被藉口與縣食鹽運輸公司舞弊案有關而涉訟罷官。1940年5月5日萬枚子罷官時他寫下了《揮紅豆》兩首詩：

其一

正是同仇敵愾時，燃萁煮豆自殘支。

拼吹烈焰揮紅豆，搔首不吟萁豆詩。

其二

暗殺明推到黨爭，人間正義難書生。

此時不去何時去，跳到黃河洗不清。

罷官後的萬枚子開始繼續他的報人生涯。

1945年10月，國共重慶和談《雙十協議》簽訂後，由張治中提議，將各地《掃蕩報》更名為《和平日報》，萬枚子出任南京《和平日報》（代）社長，當年11月12日出刊。次年1月1日，上海《和平日報》出版發行，萬枚子任社長兼總主筆。他邀請上海的一批知名人士撰寫《和平禮讚》等文章大力倡導和平建國。但好景不長，《雙十協議》墨跡沒幹，蔣介石密頒“剿匪手本”，向八路軍、新四軍發起進攻，《和平日報》又恢復成“掃蕩報”舊貌。見此情景萬枚子十分黯然，於是，1946年5月15日，也就是國民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後的第十天，他毅然辭去了南京、上海兩社社長之職，並留下了《哀和平》一絕：

才除掃蕩起和平，盛會典終宇內驚。

忍看和平重掃蕩，拔開濃霧覓光明。

1947年秋，萬枚子回到祖籍潛江登記參加“國民代表大會”代表競選，當他目睹為爭選票流血打鬥、槍兵鎮壓、選票製假等情境後，進一步看清了國民黨已病入膏肓。於是在當年12月25日，他毅然決然在上海《大公報》刊登啓事，退出國民黨。當時國民黨仍是十分強勢的執政黨，且對退黨等異己分子的暗殺十分瘋狂。已有二十二年黨齡，並受過總裁（蔣介石）多次、多年訓導的萬枚子，此時退黨的勇氣和智慧亦非常人所能比。

退黨後的萬枚子仍頻頻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提出“反戰爭，要和平”，主張“不流血革命”。1948年4月15日，他與週一志（民國時期著名的政治人物）等六十三人聯名在《大公報》發表《對當前局勢的主張》，積極倡導停止內戰，爭取和平。6月19日，又與週一志、魯莽（民國政治人物）等六人在《大公報》發表《我們對反抗日運動的基本認識》（抗戰結束後，美國為了使日本成為反共、反蘇的基地，明目張膽扶持日本軍國主義，國民政府軟弱無能坐視不理，以上海大學生為主首先發起的這場全國遊行示威運動）抨擊當局。

1949年1月20日，他與週一志、魯莽、程仲文等六人響應中共1月14日宣佈的《八項和平談判條件》，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並於27日在上海《大公報》大幅刊出，成為當時上海的“六君子”之一。由此被國民黨特務機構列入暗殺的黑名單。為免遭迫害，當年4月化名前往香港，4月12日，經中共華南分局委員、香港工委書記夏衍（著名的文學、電影、戲劇作家，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向中央統戰部薦舉，獲准正式加入革命戰線。

1949年6月，萬枚子攜家眷返滬。他回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自己的女兒萬家堃、萬家仁、曾祥芮（隨母姓）三人同時送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隊伍之中。當年8月持夏衍的介紹信，偕夫人曾竺明北上受到中央統戰部熱情接待。10月1日，他幸運地參加了開國大典。當他再次見到毛澤東，親聆他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時，為自己後半生投入人民的政治選擇激動不已，並以《長相思•開國大典觀禮》記下了當時的感受：

車隆隆，炮隆隆，開國新華氣勢雄。浩然昭長空！喜融融，樂融融，高展旌旗一片紅。萬歲毛澤東！

1950年8月，萬枚子與夫人同在華北民革大學政治研究院第一期學習結束後，被分配到設在瀋陽的文化部出版處。1951年3月，被調回北京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民革）中央宣傳部任主任秘書，8月經陳銘德（上海《新民晚報》的創始人，時任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中央民革委員等職）等人推薦加入民革。10月隨全國政協土改工作團到四川渠縣開展土地改革工作。1953年當選為北京市西城區第一屆人大代表。1956年6月，任民革中央社會聯繫工作委員會委員，後來曾任民革團結委員會、監察委員、對台工作委員會委員。

1957年4月，萬枚子受周恩來總理接見，並接到了他親筆簽發的“國務院參事”聘書。這年6月10日，他的人生又突遇一次厄運。事情是這樣的：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那天作了《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意見》的發言，他説：“新中國成立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羣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黨領導這個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他的發言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發言贊成者有之，尖鋭批評者有之，極大憤慨者有之，默不作聲者也有之。萬枚子沒有用階級鬥爭的有色眼鏡去看待儲安平，而是用自己的良知去判斷，用常識去判斷。6月8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報》發出了“反擊右派進攻”的號令後，6月10日，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召開座談會，對“應該如何看待當前整風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危害社會主義的言論”這個問題展開討論。國務院參事萬枚子毅然站出發言，他認為儲安平提出“黨天下”的意見只是嚴重的思想問題，並説：“儲安平只是立異為高，語不驚人死不休，主觀上不一定就是要反對黨的領導，只是客觀上起了很不好的影響。”

就是這樣幾句幾十年後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言論，萬枚子當時即被劃為右派、撤職。即使這樣的不公正待遇，他也沒有動搖自己信念，仍然堅信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為國家的建設成就而謳歌。1957年12月12日，他寫下了：“開國八年，佈政多端，萬象盛隆。看工擎鉅業，輝煌增產；農業大耕，合作成功；改造私營，資源公有，革命前程趨大同……”。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紀念碑揭幕時，他寫到:“開國新華前未有，矗立豐碑義氣衝斗牛……”萬枚子完成這首詩作後的5月下旬，工資由十二級降到每月二十八元，並與夫人一同被送往北大荒農場勞動改造。1959年7月，被調回北京磨石山全國政協勞動基地勞動改造，就是這樣，這位五十四歲的老人也沒有怨言，他在“自述”中説：這是“實際體驗勞動創造世界的艱鉅與偉大，利於加強思想改造”。

萬枚子唯有的一點牢騷是被錯劃右派後迷惘之中對自己的一頓臭罵。1958年2月17日他的《釵頭鳳•春節感懷》一詩中流露出其對當時的苦痛、徘徊和迷惘。詩文寫道：

恩情重，提升驟；應知破立揮陳舊。烏雲布，紅旗怒，已懷託庇，怎生迷路。誤！誤！誤！勤研究，申愚陋；一心耿耿衷情透。年空度，花終負，自慚形穢，莫嫌人妒。怒！怒！怒！

“文革”開始後，厄運再次降臨於萬枚子。1969年9月，他同夫人一起被送到與其祖籍緊鄰潛江的沙洋“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已是六十四歲的萬枚子，飽受肺炎、十二指腸潰瘍等多種疾病的折磨，拖着病軀毫無怨言地與學員們一同勞動，無所不幹。在《萬枚子詩詞選集》中，留下了他和夫人在幹校生活的詩詞十一首。這裏選刊其中兩首，以領會他博大的胸襟和樂天知命的情懷。第一首寫自己學手推車，題為《推拉手車》：

轉輪軸承不特殊，老翁何敢作車伕。

力撐兩月掌轅穩，前後推拉也自如。

第二首寫夫人學插秧，題為《竺下水拔秧》：

七旬老媪勇拔秧，踏水涉泥頂日光。

只有親身深體驗，方知粒米不尋常。

兩首詩裏不無辛酸和調侃。歷經三年多的勞動改造，到1972年11月才回北京。

萬枚子在新中國成立後加入民革，受聘為國務院參事，對國家的另一特殊貢獻是潛心於文史研究，為後人搶救性地留下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1959年4月，周恩來總理在全國政協六十歲以上的政協委員的一次茶話會上，號召大家將自己親身經歷和看到東西寫下來，傳給我們的後代。從此，全國政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設立了“文史委員會”。這時大家想到了資深報人萬枚子，1960年6月他還戴着右派帽子（當年11月25日才被摘帽）就被調入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擔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編輯工作，其主要職責為約稿、審稿、改稿、編稿、校稿等，是一個沒有官位的文案人員。凡從事過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這是一項默默無聞而吃力難討好的工作，很多年輕人都不太願意承擔，而對於已是國務院參事，多年前就是國民黨《掃蕩報》少將（副）社長兼總經理，年齡已有五十五歲萬枚子來説似有不公。但他卻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敬業精神全身心地投入文史資料的收集整理編輯工作。

萬枚子在1960年下半年正式接手《文史資料選輯》的編輯工作，當年底他就編出八、九、十二輯（十、十一輯為其他人主編），共三輯；次年編出了十三、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輯，共七輯；1962年也編輯了七輯；1963年和1964年共編輯九集；1965年編輯五十三、五十六輯，共兩輯。據悉，“文革”前，全國政協編輯，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文史資料選輯》共五十五輯，萬枚子一人就完成了二十八輯的編輯工作。這二十八輯文史資料，每輯僅以二十萬字計算，總共是五百六十萬字，平均每年編輯一百多萬字。凡做過編輯或文字工作的人都知道一百多萬字的編審的艱辛和分量。1966年，鬧起了“文化大革命”，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編輯等工作停止，萬枚子基本空閒下來了，這時，他受天津市政協之請，代為編輯《天津文史資料》一`輯，又是二十多萬字。

萬枚子在編輯出版文史資料的同時，自己筆耕不輟，認真履行國務院參事職責，常常以作者身份出現在文史資料選輯之中，如《金戈鐵馬歷八年》《我和黃少谷及掃蕩報的關係》（黃少谷，湖南南縣人，台灣地區的政治家，曾任台灣地區“外交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司法院長”）等等。為仇鰲（湖南汨羅市人，與孫中山同時期的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元老之一，新中國成立後任民革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代寫《辛亥革命回憶錄》；為邵力子（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對台和對外僑文廣播稿”等等。從萬枚子的女兒萬家仁、曾祥芮在《曹禺研究》（第三輯）發表的《思念父親——報人萬枚子》得知，第二次平反昭雪後，他曾在《人民日報》《中國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人民政協報》《親所晚報》《團結報》《文史通訊》等報刊上發表文章七十多篇，同時受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之請，對漢語文字改革和新的漢語拼音方案進行了研究。

改革開放不久的1981年3月12日，萬枚子再次任國務院參事，趙紫陽總理為其頒發聘書。參事一職從民國十年（1922）開始沿襲至今，國共兩黨中央、省、部級部門一般都設有參事室，它是同級政府或部門的直屬機構，參事都是德才兼備，有名望之士。其中國務院參事多為著名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專家學者和有宏觀管理經驗的高級別幹部擔任，主要是出謀獻策，從事諮詢和審議各種法律、法規、重大事項等。此時萬枚子已是七十六歲的高齡，可見他名氣和地位是何等之高。因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務院才聘參事一百九十一位，一般在任也只有五十位左右。

晚年的萬枚子積極投身於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之中，他不僅寫詩抨擊“台獨”勢力，而且奔走呼籲並勸勉在台故舊投身兩岸統一大業。1979年元旦，他在香港報刊發表《歲首致台灣老友》的文章；1984年1月，讀鄧小平元旦講話後，他賦詩一首：

團結則安分裂危，和平愛國共依歸。

三番合作千秋業，留待子孫評是非。

1990年春節前夕，他給定居台灣的陳立夫（民國著名政治人物，曾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立法院副院長，終身維護國家統一）致賀卡：“新春仰大陸，華夏展宏圖。立在其中矣！夫子動情乎？”不久，陳立夫回信寄語：“華夏之盛，誰不動情！”

2005年新華社北京6月8日電：國務院參事、愛國民主人士萬枚子先生因病於2005年5月18日10時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零一歲。在他重病期間和逝世後，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及何魯麗、華建敏、周鐵農等分別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5月24日，新華社為其發了訃告，其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

這正如他在臨終前喃喃自語道：“作為炎黃子孫，國務院參事，問心無愧，可以安睡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