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改革

明朝中葉，兼併土地的情況相當嚴重。突出的表現是皇族、王公、勳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奪買等手段，大量佔奪土地。全國納税的土地，約有一半為大地主所隱佔，拒不繳税，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貴族、大地主瘋狂地掠奪土地，封建剝削進一步加劇，租種官田的農民生活極苦。有“一畝官田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和“為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民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的歌謠，農民產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糧坐下户的情況，多所發生。

明中期後，政府的財政危機逐漸加重。洪武年間，夏秋二税米2473萬石，麥471萬石。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賦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買囑書吏，隱匿賦税，政府每年公徵米2216萬石，麥462萬餘石。嘉靖後，税收更降到米1822萬餘石，麥462萬餘石。但政府的支出卻與日俱增。特別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進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設餉，而導致軍費大增。據户部統計，嘉靖三十年（1551年），各邊餉銀達525萬兩，修邊、賑濟等所需又800餘萬兩，兩項合計約1300萬餘兩。而正税、加派、餘鹽販賣，加上其他搜刮，總共才900餘萬兩。據户部統計，隆慶元年（1567年）底，太倉僅存銀130萬兩，而應支官軍俸銀135萬、邊餉銀236萬、補發年例銀182萬，三項通計總支出銀需553萬兩。以當時的現銀當之，只夠3個月的開支。京倉存糧，也只是夠支在京的官軍月糧的兩年餘。這就使明王朝的財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

此時，在北方，蒙古、女真時常入寇邊塞，在南方，叛亂時作。黃河屢次決口，動輒漂縣數十。

張居正指出，當時存在五大積弊：“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於是，在萬曆元年（1573年），張居正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改革。

整頓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個重要內容，又是關係到整個變法革新能否啓動並取得成功的前提。

張居正認為“致理之遣，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確把“核吏治”當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開始就圍繞“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等方面，大刀闊斧進行整頓，以刷新振舉“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的頹風。惟有加強集權，重詔令，振紀綱，方能“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暢行無阻。

張居正強調治理天下須“懸法於眾”，以法理政，堅持“刑賞予奪，秉持公道”，以振揚風紀，使天下信服。厲行整頓“嚴其約束”的結果，使得“九圍之人，兢兢輯志；慢肆之吏，凜凜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頓吏治的重要內容。

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績制度，張居正於萬曆元年（1573年）創設並頒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責人”。考成法，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發文簿，分別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備註、交內閣查考。據其道途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註銷。撫按稽遲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誤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實處。

明初定製，六部和六科均繞過內閣直接向皇帝負責。張居正行考成法，加強了內閣事權，由內閣通過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撫按則聽命於六部。最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都由內閣控制，從而加強中央集權，使內閣成為變法的中樞。從內閣——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兩官；再以兩司察州、縣官。層層督察，從而形成一個從內閣到地方官逐級督察的、嚴密的考核考績制度。為排除宦官干政，他還專門告誡馮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從組織機構上保證新法暢通。這種由三個機構互相監督、定期審核各級官僚政績、施行賞罰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辦事功效。

張居正整頓吏治，務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顯成效，如傅維麟《明書》所讚揚的，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所有官員，百事惟謹，使政風大變，由於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緩解了最吃緊的財政困難。張居正稱：“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 ^[1] 

整飭邊疆“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是張居正推行邊防新政的指導方針。

“內修守備”的重點是加強北邊防務，提高軍事抗衡能力。為此便相繼起用在東南抗倭立大功的譚綸、戚繼光、王祟古、方逢時、李成梁等著名邊將，主持薊鎮、宣府、大同、山西和遼東邊務。並在積極操練兵馬、提高軍隊戰鬥力的同時，大力加固增設城防，修築明長城。明長城不但在重點設防地段用磚石砌築，內填泥土石塊，十分堅固，而且形制結構也更趨完備合理。戚繼光於薊鎮邊垣創建1300餘座空心敵台，“下發火炮，外擊敵賊，賊矢不能及，敵騎不敢近”。為提高長城防禦體系的整體實力，又於戰略要地加修雙城，乃至多道城牆，增修遼東邊牆，加強對側翼、縱深和外圍間隙地帶的防禦。

隆慶年間，張居正雖然不是首輔，但他實際上主持了北方邊務。除了奏請任命有功之臣擔任北邊守將之外，針對明朝自永樂以後，軍政方面主管官員都由科舉出身的文人擔任，而且邊防軍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撫、巡關御史以及監軍宦官的監督和制約。這種做法雖然對於控制軍隊、防止割據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尤其是監察官員制肘太多，使帶兵的武將無所作用。

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必須賦予軍事將領“專斷”的權力。於是張居正奏請明穆宗賦予邊將更多主動權，大大提高了戰守能力。張居正在加強戰守力量的同時，又積極尋求改善蒙漢關係。張居正的“外示羈糜”，是在“內修守備”的前提下，力爭改善漢蒙關係，並積極加強友好往來。

隆慶四年（1570年）冬，俺答汗愛孫巴噶奈濟因家庭糾紛，憤而出走降明。宣大總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撫方逢時力主安撫優待，以此為契機，改善明朝與蒙古各部的關係。張居正立即指示厚禮接待，並抓住時機，利用韃靼部的矛盾，力促俺答改弦更張，實現議和。俺答在“約諸部入寇”未能得利、軍事上無法取勝、而經濟上又迫切需要換取農耕區產品，以補自身單一經濟不足的情況下，被迫“使來請命”，乞封議和。

隆慶五年，明廷詔封俺答為順義王，分別授予俺答屬下65人都督、指揮等官職。雙方還議定開放多處互市市場，最終達成“隆慶和議”。

張居正的邊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從此“戎馬無南牧之儆，邊氓無殺戮之殘”，每年“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長城沿線出現了“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輳，無異於中原”的興旺景象。

萬曆初年，張居正為首輔，更加強了“內修守備”的工作。一方面，他以“積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八事督課邊臣，務必使邊防軍事落之實處，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知人善任，大膽任用堪當一面的將領全權處理邊防事務。

在張居正執政以及其後的二三十年間，北邊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 ^[1] 

推行一條鞭法，整頓賦役制度、扭轉財政危機，是張居正改革的重點。

明中葉，由於土地兼併、隱漏，人口逃亡流失，户田二籍混亂失真，“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朝廷控制的田畝、人丁日益短縮，財源祜竭，所謂“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針對這種弊端，張居正於萬曆六年（1578年）或八年（1580年），對“天下田畝通行丈量”，總計田數7013976頃，比明初還少100餘萬頃。主要目的是復舊額。較弘治時期多出300萬頃。其中，雖有部分因官吏改用小弓丈量以增加田額的虛報浮誇之處，但也確實清查出相當一部分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清丈使“小民實被實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為未便”，所以遭到反對。但有利於改變賦役不均狀況，使得“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國賦既易採納，而小民如獲更生”。 ^[1] 

明朝的財賦供應地主要在江南，南糧北運，以漕運為便。自正統以後，黃河屢屢潰決，給漕運帶來了很大困難。隆慶、萬曆之際，由於黃河潰決，運道堵塞，雖然曾經恢復過海運，但以失敗告終。海運失敗，運河又成為必治之道。在萬曆初年，黃河年年氾濫，淮揚間湖堤潰毀，運道難通。由於黃河的長期氾濫，水勢分流，黃河故道泥沙沉積，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暢。因此，黃河入海問題，成為最關切的問題。如何疏浚入海河道，有兩種意見。張居正採納了潘季訓的意見，用一年半時間，修築黃河到淮河的堤壩，有效地抑制了黃河氾濫，使漕運暢通，同時還使多年的棄地復變為良田。潘季訓的治河辦法，對其後數百年都具有深刻影響。 ^[1] 

嘉靖、隆慶時期，邊疆軍費消耗巨大，皇室、貴族又奢侈浪費，造成明朝多年來財政入不敷出、國庫空虛的局面。張居正當政後，首先是裁減冗官、冗費，儘量壓縮政府開支。對皇室的奢費，也據理力爭，儘量控制。張居正在整頓財政方面，大力貫徹量入為出、節省開支的原則，對緩解財政危機有一定作用。但是，節流只是一種補救措施，要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的財政危機，還要開源。重點是整頓賦役。 ^[1] 

經過這次改革，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機器，基本上實現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社會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就使得明朝政治，有了轉機。

但是，改革觸動了相當數量的官僚、縉紳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對抗。再者，歷史積弊太深、太頑，已是積重難返。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積勞成疾，迅即病死，反對派立即羣起攻訐，並且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他們攻擊張居正改革“務為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他們下令撤銷了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進而查抄家產。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被逼自殺，其他家屬也慘遭迫害。而張居正的改革措施，當然也遭到破壞，剛剛有一點轉機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張居正改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張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決明朝兩百餘年發展中所積留下來的各種問題，以鞏固明朝政權。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

改革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國家財政收入增加，邊境安寧，萬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興”的景象。

雖然在張居正死後，一些改革措施便遭到了破壞，比如考成法，可是另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一條鞭法”，或多或少地被保持了下來，甚至延續到了清朝（清代“攤丁入畝”改革是“一條鞭法”改革的延續）。

不過，張居正為了保證改革的實施，不斷打擊異己。而且，為了維護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甚至下令拆毀全國各地的書院，並且禁止王陽明“心學”的傳播，導致明朝後期興起的反對封建禮教、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潮被打壓。

在他身後迄於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種社會矛盾急劇地發展，一發不可收拾，再也沒有一個能人志士力挽狂瀾。

這表明地主階級當權派再也不能醫治封建社會的痼疾，即便是有識者也不過尾隨張居正的後塵，夢想“循居正成規”，要求各衙門按照萬曆十年前的規章行事，作一東施效顰。

當初大罵張居正是禽獸被廷杖致殘的鄒元標竟然拖着一條拐腿，為張居正的昭雪奔走呼號，試圖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無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國大廈終於被歷史的巨浪衝擊得分崩離析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