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中興

1572年，明穆宗駕崩，太子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即明神宗。

明穆宗在位時，十分信任張居正，因此他遺命張居正等三個大臣輔政。萬曆初年，張居正與大宦官馮保聯合推倒高拱，成為首輔。由於萬曆帝年幼，於是一切軍政大事都由張居正裁決，他“勇於任事，以天下為己任”。從1573年出任內閣首輔開始，張居正以整頓吏治、發展經濟、鞏固邊防等為主要內容，展開了一系列的改革，從而使暮氣沉沉的大明王朝，出現了迴光返照的最後一抹輝煌。 ^[2] 

萬曆五年，在吏部尚書張瀚被罷官後，張居正讓已回鄉養老的王國光復出，擔任了此職，再次成張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他提出“採實政”、“別繁簡”、“責守令”等8條有關國家大計的建議，均被採納，為張居正改革推薦和選拔了不少將帥之才。 ^[3-4] 

參見：張居正改革

萬曆初年開始的張居正改革，首先是從整頓吏治開始的。

他認為，當時朝野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吏治不清”。為了整頓吏治，以達到為官清廉，治政清平，讓人民生活安定，從而使封建政權長治久安的目的，張居正於萬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內容是加強內閣的行政和監察責任，提高吏、户、禮、兵、刑、工六科的監察職能。六科是對吏、户、禮、兵、刑、工六部百司相應而設的監察機構，張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諸司以及地方撫、按，最後再由內閣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對各級官吏的監察大權。考成法還對六部、都察院等具體行政衙門實施隨時考核、事事責成的稽查制度等。 ^[2]  這一嚴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統，將宦官統率六科、稽查章奏權移交內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極大地提高了內閣的權威，使權力集中於首輔，從而加強了號令天下的中央集權。考成法提高了辦事效率，減少了各部門的相互推諉、扯皮，為精簡機構、節省政府開支提供了可能。稍後，張居正便下令裁減部院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縣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質和行政效率。這些，都為此後張居正推行的各項改革，奠定了基礎。

通過整頓吏治和精簡機構，張居正獲得了一個效率較高、得心應手的行政班子，為推動經濟改革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2] 

在整頓吏治的過程中，張居正對嘉靖、隆慶時期行賄受賄、貪污腐敗的社會狀況深惡痛絕。因此，他擔任首輔之後就果斷採取措施，整治腐敗，決心扭轉政風士習，令出必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重振往日的輝煌。 ^[2] 

參見：考成法

1573年（萬曆元年）十一月，張居正上疏實行“考成法”，明確職責。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對於要辦的事，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做到心中有數。從而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的拖拉現象。考成法的實行，提高了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而且明確責任，賞罰分明，從而使朝廷發佈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張居正整飭吏治的目的主要還是“富國強兵”，這條紅線貫穿於他的改革之始終，實行考成法的最大收穫也正在於此。

王國光也對一系列不合時宜的舊制度、舊秩序進行改革。其時簿牒等公文十分繁雜、冗濫，從州縣到部，無論是各部門，還是具體的承辦人，都有難言之苦。他便大刀闊斧地進行裁撤合併，去掉了近半數的繁文，使得事情方便易行。户部十三司因公署狹小，官員們便不來上班，導致弊病越來越重。他便雷厲風行，一改前弊，令所有官員均入署辦公，各司其職，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邊關軍餉告匱，而支出及收項無案可查。他令當地的邊臣核實各項收支，並且籌劃出長遠計策上報，使消耗、浪費鋭減。 ^[4] 

張居正在進行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時，積極推行“外示羈縻，內修戰備”的方針，重視整飭軍備，加強邊防。張居正曾目睹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軍隊圍困北京時所暴露出來的國防虛弱，軍備廢弛的種種弊端。 ^[5]  有鑑於此，待他執政後，“殫心盡力”，決心對邊防進行一番整頓。 ^[6] 

張居正一面精心選任駐邊將領，練兵備戰，修治邊防要塞，同時訓令諸將在邊境屯積錢穀，整頓器械，開墾屯田，務必做到兵精糧足，戰守有備。 ^[6] 

在選任邊將時，張居正所重用和信賴的一批守邊將領，併為保衞邊防做出重大的貢獻。在薊州一帶，他任用戚繼光鎮守，練就守邊的精兵，修築了沿邊防線的“空心敵台”，還因地制宜地練習車戰戰術，保衞了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長城一帶沿線的邊防。歷史家稱讚戚繼光鎮守薊州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晏然”，戚繼光也深得人民的擁護和愛戴。李成梁鎮守遼東的紀功石坊萬曆十一年（1583年），當戚繼光移鎮廣東時，陳第賦詩送別，詩云：“誰把旌麾移嶺表，黃童白叟哭天邊。”，反映了邊境人民對戚繼光保境安民功績的景仰和捨不得讓他離去的深情厚意。 ^[6] 

在遼東，張居正重用李成梁。李成梁作戰能力高強，善於指揮禦敵，威望甚高。在他鎮守遼東期間，曾多次平息東北少數民族的進犯，保衞了東北邊境的安寧。 ^[6]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北部的宣府、大同防線，西至延綏、寧夏一帶，張居正重用王崇古，支持王崇古對俺答所部採取的安撫睦鄰政策，獲得了重大的成績，使蒙漢兩族人民和睦相處，通好互市，相安無事。 ^[6] 

當時朝廷有一部分官僚反對和俺答設市貿易，説這是媾和示弱。但是張居正力排眾議，堅持正確的主張。他據理力爭，反駁説：“讓俺答入貢通好，開設邊境市場，使邊民互通有無；限立期限，指定地點，嚴加管束，這不但沒有壞處，反可使邊境安定，屯田耕牧，阻止塞外其他部落的侵擾。這樣每年可以節省調援邊塞的大批糧食，有什麼不好呢？ ^[6] 

由於張居正的大力支持，協同籌劃，使王崇古在邊塞得以順利執行睦鄰政策，在大同、宣府附近設市貿易。當時規定每年限期一月，蒙族人民可以用金銀、牛馬、皮毛和漢族人民交換綢緞、布匹、鐵鍋、鐵釜等物品。雙方各派軍隊駐守保護，從此邊境相安無事。對此，張居正在《九塞稱臣》一詩中躊躇滿志地寫道：“幕南秋色靜王庭，月滿邊關夜不扃。北地胡兒能漢語，西陲宛馬盡龍形。屯田督護休乘障，破虜將軍早勒銘。幹羽兩階文德洽，九重端拱萬方寧。” ^[6]  “月滿邊關夜不扃……九重端拱萬方寧”，並非張居正的無端誇飾。據《明史》記載：東起延永，西抵嘉峪關的邊境千里防線，“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什七”，從而節省了龐大的軍費開支。 ^[6] 

張居正還在東南沿海地區分段設寨，修整兵船，嚴申海禁。在他當政的萬曆初年，基本上肅清了多年以來一直困擾明廷的“南倭北虜”的邊患。 ^[6] 

1578年（萬曆六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1580年（萬曆八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户部頒佈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税。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託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

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佔，額田大有增加。萬曆八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1571年（隆慶五年）增加了2,336,026頃。隨着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税，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

儘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税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税改革創造了條件。

為了進一步改變嚴重的賦役不均，減輕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浮税，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張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實行了賦役制度改革。

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通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這是自唐朝行“兩税法”以來，中國賦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 ^[6]  “一條鞭法”，又稱“條編法”，其主要內容有：統一役法，並部分地“攤丁入地”。把原來的裏甲、均徭、雜泛等項徭役合併為一，不再區別銀差和力役，一律徵銀。一般民人不再親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則拿錢僱人應差。向百姓徵收的役銀也不再像過去按照户、丁來出，而是按照丁數和地畝來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攤到土地裏徵收，這就是所謂“攤丁入地”；田賦及其他土頁方物一律徵銀；以縣為單位計算賦役數目；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以減少各種弊病。 ^[6] 

一條鞭法的實行，在中國賦役制度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6] 

同時，王國光出任户部尚書後，立即對全國糧食進行宏觀控制。當時，明朝人口不斷增長，邊疆戰事不斷，內地也時有農民起義爆發，因此管好糧倉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

為緩解矛盾，王國光對糧食精打細算、全面控制。他推行“天下撫按官”的辦法，對各個糧食渠道統籌安排，將糧食出入大權牢牢地掌握在國家手中，對緩解糧食緊張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王國光還設“坐糧廳”，專門負責軍糧的督辦，大大方便了諸軍，又將散隸諸司的全國錢穀歸併，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這些改革措施行之有效，立竿見影，受到朝廷的稱讚，後形成定製。萬曆四年，王國光將在實際工作中總結出來的各條輯成《萬曆會計錄》。這部被神宗讚許為“留心國計”的專集，後來成為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改革賦税制度的理論依據，乃至成為明清兩代田賦的準則。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推薦、起用先前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併兼治運河。潘季馴在治河中貫串了“築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則，很快取得了預期的效果。萬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計費不足50萬兩，為工部節省資金24萬兩。徐州、淮安之間800餘里的長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間。因而，“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黃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達北京，“河上萬艘得捷於灌輸入大司農矣”。

“萬曆時代”是市民社會發展、市民力量壯大的時代，大思想家紛紛湧現，政治社團紛紛出現，學派繁榮。是傳播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的時代。因為沒有了政府的監管，所以百姓的言論自由也空前高漲，只要是大眾喜歡的、有市場前景的就可以出版，根本就不需要有關部門的審核，各種文化思想如雨後春筍般拔出地面，可謂是“百家爭鳴”。

出現了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啓、徐霞客、宋應星等科學巨人以及朱載堉、李之藻、王徵等眾多科學家。還有李贄等大思想家，徐謂和董其昌等頂級書畫家，戲劇家湯顯祖等，是明朝中葉以來最好的時期。 ^[7] 

學校為養士基地，“人才所繫”。為了培養新的人才，萬曆二年（1574年），神宗命令吏部嚴格選用提學官。次年三月，張居正進呈《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提出選用提學官和整頓學校的十八條方案。神宗以為“深切時弊”，下詔命“各官着實遵行”， ^[8]  並大量裁減府、州、縣學的學生數。

在明代，“科舉必由學校”。人口不斷增加，學校招生人數反而減少，不但與社會發展大勢背道而馳，對於那些追求功名利祿者更是當頭一棒。明神宗還根據張居正的建議，詔毀天下書院，迫害士人，實行文化專制。這些都是倒退行為，所以，一開始就遭到激烈反對，難以貫徹執行。

張居正本人更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謂他“千慮一失，在汰郡縣諸生” ^[9]  。從而成為後來慘敗的禍根之一。

在思想方面，出現了思想家文學家李贄，他對男尊女卑、社會腐敗、假道學等都大加批判，可見當時古人的思想的深度以及對社會現象的審視程度不遜當今。

李時珍的著名著作《本草綱目》也是出版於萬曆年間，由於它的科學性，系統性，科學性流傳至今，為現代醫學所認可採用，可見當時中醫藥學原理、實踐之發達程度了。

著名科學家宋應星編撰的《天工開物》詳細敍述了當時農作物和手工業原料的種類、產地、生產工藝、生產設備等，以及宋應星自己的組織生產經驗和科學見解，此書傳到日本後，被稱為“中國的狄德羅”。

明代著名戲曲家、文學家湯顯祖（1550—1616年）創作了著名的《牡丹亭》，通過杜麗娘和柳夢梅生死離合的愛情故事，歌頌了反對封建禮教、追求自由幸福的愛情觀和強烈的要求個性解放的精神，湯顯祖被稱為當“東方的莎士比亞”。

在張居正領導下的改革，對明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頓了吏治，鞏固了邊防，使明朝軍事振興，國家財政收入也有明顯的好轉。據記載，萬曆初年太倉的積粟達1300萬石，可支用十年，國庫的儲蓄多達四百餘萬，國泰民安，國力臻於極盛。每下愈況的明王朝日見轉機，是明朝中葉以來最好的時期，史稱“萬曆中興”。 ^[10] 

在博羅的葫蘆嶺下集中建造一個庵羣，應當得益於萬曆中興，即1572年以後。還有一個可以佐證的事實是：明清時期的佛塔，大多都建於萬曆期間。如：德慶三元塔，萬曆二十七年（即1599年）；宜黃縣三元塔，萬曆5年；廣州蓮花塔，萬曆四十年；湛江登雲塔，萬曆四十三年；羅定文塔，萬曆三十九年；中山阜峯文塔，萬曆三十六年；惠州文星塔，萬曆二十三年；龍門縣水西塔，萬曆三十二年等。而最令人驚異的是，博羅邑人一直以為“博羅特色”的，集博羅8座庵名於一身的水月庵聯：“秋水洗白衣，腳踏青蓮歸淨土；紅花開寶所，影隨西竺過金湖”，竟是一副唐代貞觀古聯。原掛武漢妻隱寺（又叫水月庵，現棲隱寺）。換一句話説，博羅8庵的名字，全來自水月庵古聯。是先有聯而後有庵。這更坐實了博羅庵羣同產生於萬曆年間的推想。 ^[7] 

歷史學家黃仁宇評價：總的來説，萬曆即位以後的第一個十年，即從1572年到1582年，為本朝百事轉蘇、欣欣向榮的十年。北方的“虜患”已不再發生，東南的倭患也已絕跡。承平日久，國家的府庫隨之而日見充實。 ^[11] 

“萬曆時代”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非凡。萬曆時期是東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時期，西方文明首次叩開了東方的大門，是東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時期。先進知識分子組成了西學集團，傳播西方文明。

“萬曆時代”時“非君浪潮”高漲，民本主義盛行，是封建皇權統治遇到極大衝擊挑戰的時代。“萬曆時代”是資本主義萌芽方興未艾，是藴育新型生產關係的時代。 ^[12] 

“萬曆時代”是首次出現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統治黨爭的時代，是社會動盪和藴育社會變革的年代，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華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峯。 ^[12] 

中國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萬曆興亡錄》。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