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夷

萊人居住地(2張)

古國名。 夏分佈山東中、東部，都城“麥丘邑”；殷周時分佈在今山東半島東北部。 魯襄公六年為齊所滅。《尚書·禹貢》：“ 萊夷作牧，厥匪檿絲。” 孔傳：“ 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宋 王禹偁 《黑裘》詩：“野蠶自成繭，繰絡為山紬。此物產何許， 萊夷 負海州。”

萊夷是我國原始社會部落時期，活動於山東中、東部的一支部族。”約在黃帝時代，萊夷便在九河流域定居生息繁衍。萊夷之所以被稱為萊，據王獻唐考證：“萊人之名稱來源於萊人善於培育了小麥”。

“小麥”一詞。《辭海》、《辭源》對來字的解釋，也有“小麥名曰來”。《説文》對來字的解釋：“周所受瑞麥來髀，一麥二縫，象芒刺之形”。王獻唐對來的解釋：來為萊之初文，來為小麥之本字，“因其種來，而呼地為來。種來之人。更稱其亦日來，而來地來人之名因以成立。”

甲骨文之來，作 、作、作等，有人統計有幾十種寫法。鐘鼎文作來、囊等。這些來字，上邊是麥穗，中間是麥莖，下邊兩出是麥葉、麥根，是一棵麥子的象形字。

萊國疆域(2張)

萊夷由西一路遷徙，經過了關中地區。由於地域、自然、水利等因素，使得他們繼續東移。到了中原地區，由於當時的中原是黃帝的居住地，加之戰爭不斷，迫使他們繼續東移。大約堯帝時萊夷到了九河流域。在此“開墾沃野，植桑養蠶，種植稻、麥”。 根據《周禮·夏官·職方氏》記載：九州中適宜種麥的地方，只有青州“其谷宜稻、麥”，種麥最多。與青州相鄰的兗州，“其谷宜四種(黍、稷、稻、麥)”，種麥較次。豫州、幷州“其谷宜五種(黍、稷、菽、稻、麥)”，種麥又其次。其他五州：揚州、荊州、雍州、幽州、冀州，都沒有種麥的記載。萊夷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城邑“麥丘邑”，這便是萊夷最早的地望。

舜時九河流域封於契，《史記·五帝本紀及商本紀》均有記載：“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姓。”契封於商是九河流域的滳河流域，隨着甲骨文的出土，已被學術界公認。隨着商的勢力不斷壯大迫使，萊夷北上東進，進入了山東東部。並在“營丘”建立都城，成為萊夷地望之二。

周滅商呂尚封於營丘，此時的萊夷以統治中心在昌樂、臨朐縣附近，東部可以到達黃縣的沿海地區。此時萊夷比較強盛，《史記·齊世家》記載“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春秋時齊與萊夷時戰時合，據《史記·齊世家》記載：直到“公元前567年，齊國滅萊”。萊夷最後的都城有爭議，一説黃縣，范文瀾認為：“前五六七年（魯襄公六年）齊滅萊（山東黃縣東南有萊子城）。”郭沫若也認為：“周靈王五年（公元前567年），齊滅萊（今黃縣東南）。”李白鳳《東夷雜考》雲：“黃縣固春秋時萊國，後屬齊。” 一説，昌樂、臨朐附近，如：王獻唐《黃縣器》認為，濰水、淄水流域上游的臨朐“為姜姓萊國都城所在”。又説：“黃縣誌考萊國舊都在臨朐附近，大體正確”。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宣公七年注》中主張昌邑東南説。周昌富認為，萊都大體位置當不出益都、昌樂、臨朐一帶，以當時的地理形勢觀之，似以在昌樂西北境域為宜。遲克儉認為，萊都當在山東中部昌樂、臨朐一帶，靠近齊都營丘。逄振鎬認為，自西周（甚至商代）到春秋，萊國的中心地帶是在濰淄區域，國都大抵在昌樂外延區域，東部直到黃縣沿海一帶。三説 濰水中游附近，杜在忠認為，萊國的政治中心應在於安丘、高密、諸城交界處的濰水中游附近。四説壽光，王恩田認為，萊與紀為一國，西周時的紀都亦即萊都。春秋早期魯莊公四年以前的都城在壽光，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後，都城遷於黃邑，即黃縣歸城。

萊夷之戰將(2張)

萊夷史前文化有自己的源頭和發展序列，自成體系，獨具特點。大約在距今四千年左右，膠萊平原上形成了一個古文化共同體——山東龍山文化兩城類型。兩城類型的特點具體表現在：

（1）製陶工藝的進步性。在陶系方面，以居半數以上的黑陶為主，其中以素面磨光者猶具特色：陶質細膩，黝黑漆亮。特別是其質硬、胎薄、火候高為其它同時文化所望塵莫及。造型多樣，附件部分裝飾適當，使用方便。其形制之優美堪稱我國甚至世界上遠古制陶工藝的精華。特別是這一時期出現的薄如紙、明如鏡、黑如漆的精巧美觀的蛋殼陶，更是馳名中外。

萊人居住至河流(2張)

（2）生產工具的先進性。兩城類型的石器大都經過精工磨製，並按用途不同有了明顯分工；農業工具中出現了原始的鋤，中耕農具的問世，説明此時農業已擺脱了刀耕火種的粗放型式；黃銅器物出現，這比歐洲最早出現黃銅（羅馬帝國錢幣）要早二、三千年。

（3）發達的農業。農業的發展反映在以下幾方面：人工稻米、釀酒、家畜飼養、房屋建築等，建造最早城池【麥丘邑】，這些都説明農業定居生活的發展程度。

（4）發達的造船業、捕撈業與航海業。長島大浩發現龍山時代的船尾和石錨。根據考古學的地層學和標型學，他們又認為龍山文化是由當地的大汶口文化發展而來。據此又推斷，萊夷先民至少在距今7000年左右就在自己的沃野上創造着悠久的古老文化了。

大部分史學者認為，商、周時期，無論是魚鹽業、礦冶業，還是麻絲紡織業、交通業等，都很發達。入周後萊國與齊太公爭營丘，即顯示出其強大的軍事勢力及經濟實力。 春秋時期，萊國的經濟與文化仍相當發達。魚鹽之豐富，在對齊國和其他諸侯國經濟交流中佔有重要地位；採礦冶鐵業也很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