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因哈德·海德里希

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生於1904年3月7日的德國下薩克森州的哈雷，十五歲即加入準軍事組織接受訓練。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經濟崩潰，海德里希也因為經濟因素而中斷學業，並且進入德國海軍；海德里希在軍中迅速竄升，1926年擔任少尉，1928年便升至中尉；1931年6月加入納粹黨與黨衞軍，1932年7月接掌黨衞軍安全部門（SD），成為海因裏希·希姆萊的得力助手。1936年起領導“安全警察”（sipo），1939年安全部門、安全警察與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組織整併成為新設立的國家安全總局（RSHA），由海德里希出任局長。海德里希工作態度積極，尤其是在迫害猶太人這一方面。1941年便成為黨衞隊的全國總指揮。1941年7月更是受赫爾曼·戈林委託，執行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

1941年9月起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德軍佔領區摩拉維亞與波希米亞的副行政首長。海德里希巧妙地運用“糖果與鞭子”的方式而將捷克地區逐漸德意志化，他在任其間殺人無數，被人們稱作“布拉格屠夫”。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負責召開萬湖會議，擬定猶太人大屠殺的詳細執行計劃。

駐布拉格期間，海德里希為了避免身為副行政首長的親民形象受到傷害，出訪巡視時一律不攜帶隨身侍衞。1942年5月27日晚間，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郊外遭遇兩名英國派遣的捷克地下組織特工持手榴彈與連發手槍攻擊而身負重傷，延至6月4日不治。希特勒親自主持海德里希的喪禮，稱呼他為“擁有鋼鐵之心的男人”，並追授“德意志勳章”，歸葬於柏林。

為了報復海德里希的遇刺，希特勒對捷克的其他地區展開毀滅性的破壞與殺戮，利迪策村就是最有名的案例，黨衞軍第七武裝山地師“歐根親王”師藉口利迪策村包庇刺客，將利迪策村所有十六歲以上的成年男性全部槍決、172名婦女與無以數計的兒童則被送進集中營作為懲罰，總計整個報復行動造成兩千至五千人死亡，企圖把利迪策村從地圖上抹去。戰後，捷克政府在利迪策村修建了墓碑以紀念那些無辜的死難者。利迪策慘案也成為後來國際兒童節的淵源，因為慘案中有88名兒童被殺，而剛出生的嬰兒就被強行送到德國家庭收養。

一戰結束以後的兩、三年裏，德國政局動盪，德國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在各地組織暴動，魏瑪共和國政府搖搖欲墜，1919年德共在薩克森州領導了“斯巴達克斯軍團”起義，企圖建立蘇維埃政權，隨後同前來鎮壓的自由軍團發生血腥內戰。進入青春期的海德里希正值思想觀念形成階段，目睹左翼激進分子造成的社會動盪，加入了一系列民族主義青年組織。他在15歲的時候參加了梅克爾將軍的自由團，在1918年和1919年這兩年中，參加了哈雷市的德國國家青年團。但他認為這個組織太温和，所以在1920年又加入了德國人民攻守同盟。他一向渴望參加他周圍發生的政治活動和軍事活動，因而很快就成為哈雷自由團的盧齊師的志願聯絡人。

1921年，他與同伴一起成立了一個新的同盟——德國人民青年隊。這時候，他的腦子裏裝的全是極端主義的理論。這些理論受到了所謂的“愛國人士”，特別是具有軍團主義思想的人的熱烈頌揚。終於，他被自由團的軍官們的思想感染了。

海德里希被編入海軍第22大隊第2中隊（The 2nd Squad of Crew 22），在這裏和普通海員一起訓練。最初幾個月對海德里希來説簡直度日如年，依靠意志力克服各種困難完成訓練。1923年7月，海德里希登上”柏林號“驅逐艦實習，將在這裏完成他的士官課程。柏林艦的大副威廉·弗蘭茨·卡納里斯（Wilhelm Canaris）很快注意到這個氣宇軒昂的年輕士官，卡納里斯後來晉升海軍上將，1936年出任國防軍情報局總長。此時主持蓋世太保的海德里希如日中天，卡納里斯憑藉和海德里希這段早年的淵源，成功地維持了軍事情報局的獨立地位，使軍情局成為德國地下抵抗運動的樞紐。

青年海德里希(3張)

1926年10月1日，海德里希結束了四年半的士官課程，獲得海軍少尉軍銜，開始接受無線電專業培訓。海德里希轉正以後手頭有了很多閒暇時間，他全部投入競技體育，表現出一種驚人的進取精神和完美主義傾向，不能接受自己體能、力量和運動協調能力各方面的一丁點缺陷。海德里希的擊劍教官做過這樣的評價：“他做任何事情都投入駭人的精力，完全不顧自己的體質和實際能力。” 海德里希在其它方面也力求完美，自學英語、法語和俄語，並在海軍的語言考試中成績優異，無線電專業課也同樣出色。培訓完畢以後，海德里希很快被分到波羅的海艦隊，並在1928年晉升中尉。這個時期海德里希得到上級相當高的評價，後來成為海軍中將的克萊坎普（Kleikamp）曾評價道：“他的天賦、學識和能力都是出類拔萃的，我相信後面的主管軍官也會這樣認為。” 大概沒有人會懷疑海德里希今後的事業將會一帆風順，1931年6月初，海德里希加入衝鋒隊的申請書和易伯施坦因的推薦信一起出現在羅姆的辦公桌上。羅姆不知怎麼安排這個被開除的海軍軍官，於是把海德里希的申請轉給了希姆萊。

1931年夏天的黨衞隊已經成為德國右翼激進青年趨之若鶩的組織。自從1929年1月希姆萊出任黨衞隊總指揮以後，兩年多的時間黨衞隊從280人發展到1萬多人，而且吸收了大批社會精英。此時的黨衞隊10%的頭目具有貴族血統，而希姆萊的參謀長是荷蘭女王和威廉二世的侄子，原諸侯國太子約西亞斯親王（Prince Josias of Waldeck）。希姆萊竭力將黨衞隊打造成一支血統純正、紀律嚴明的精英隊伍，海德里希典型的北歐人長相先就讓希姆萊心生好感。希姆萊對海德里希履歷上的無線電官員一項頗感興趣，因為他剛接到希特勒的命令準備籌建黨衞隊情報機構。顯然希姆萊並不知道無線電官員和情報官員根本就是兩碼子事。"1931年6月17日，希姆萊在自己的家中面試海德里希，開門見山地説明他打算招募一個情報官員，讓海德里希在20分鐘內寫下開展黨衞隊情報工作的想法，海德里希這才恍然明白希姆萊是張冠李戴了。海德里希面對機遇沒有退縮，絞盡腦汁地回想在海軍修過的情報課程，以及閒暇時看過的關於英國軍情機構的書籍。他寫的答覆準確使用了相關的軍事術語，還附有一張機構設置圖。雖然海德里希對情報工作沒有半點經驗，但小學校長出身的希姆萊對情報一無所知，因此後者很快作出錄用的決定。1931年8月10日，海德里希開始在慕尼黑黨衞隊總部辦公。

希姆萊對他所作的草圖表示滿意，就在1931年l0月5日，納粹黨漢堡區領導機關從慕尼黑接到通知：

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同志（漢堡，黨員證第544916號）以黨衞軍全國領導機關總部成員身份於11月1日起參加全國指導處，作為單獨活動的黨員。

海德里希被授予黨衞軍突擊隊中隊長頭銜，並開始工作。海德里希帶着希姆萊交給的幾本卷宗，搬進了褐色大廈的一個房間，從事除了他以外再也沒有第二個納粹分子適合乾的事業：極權主義秘密警察的生涯。很幸運，他選擇了最適合自己的工作——對於他個人而言；很不幸，他選擇了最能發揮自己能力的工作——對於社會而言。海德里希在各黨衞軍單位幾乎拉不到第一批辦事人員，因為他深居簡出。於是他帶上3名僚屬，搬到慕尼黑土耳其街23號一所有兩間房間的屋子裏，開始進行一種奇特的工作：海德里希要求他的助手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參加兩個人以上的商談。

1932年初，他已將他的僚屬機構擴大。4月裏，他啓程作一次全國性旅行，以瞭解用哪一種形式把各地爭取到的部屬組織起來。海德里希把黨衞軍各單位的諜報人員和密探抽調出來，置於自己領導之下，由此產生了第一個黨衞軍特別機構，即黨衞軍保安處（SD）。新機構仍是黨衞軍的一個單位。儘管是個特別機構。彷彿黨衞軍中的黨衞軍。它們好像影子一樣緊附在黨衞軍各大區和各區。區保安處和大區保安處人員的任務是，偵查納粹黨內部的反黨分子，以及監視敵對黨派的活動。每一點具體情況、每一次監視活動、每一個人物履歷，都詳細記入海德里希的專門卡片——保存在慕尼黑楚卡里街4號保安處新總部。

希姆萊驚奇地、幾乎目瞪口呆地對他的情報頭子那種強勁靈活的事業心讚歎不已。海德里希在所有的體育運動項目中，特別喜愛擊劍。這並不是偶然的。滿腹孤疑地觀察和提防敵方企圖，對預計不到的情況作出閃電般的迅速反應，成了他的第二天性。他像幽靈一樣，似乎具有第六感官，能猜測細微末節的來龍去脈。在全國領袖存檔的記載別人言論的筆記中，海德里希常用剛勁的字體批示道：“我不相信。”或者寫道：“無稽之談。”當希姆萊問他對情況是否進行過核實時，他回答，他的感覺不會欺騙他，而多數情況下他都是對的。對此，希姆萊説：“他對人有着可靠的嗅覺。他具有令人驚異的敏鋭目光，能事先看清敵友的動向。他的同事不敢對他講假話。”

萊因哈德·海德里希(2張)

海德里希是第一個能“提醒”希姆萊“利用黨衞軍全國領袖這個地位幹什麼事業的人"；把黨衞軍進一步變成第三帝國的警察權力也是他的主意。海德里希設計了一個絕密的監視系統藍圖，用以監視國民生活中的每一個領域，和確保納粹黨的絕對統治。進行監視工作時只有黨衞軍全國領袖的保安處一家，進行指揮的只有海德里希一人。一支政治警察的草圖出現了，它和以前的所有警察截然不同之處在於：以往的警察對國家政敵只滿足於現場抓獲，只有當客觀危險臨頭，它才插手干預；而海德里希的警察則要將反對思想剷除在萌芽狀態，更不用説在敵對行動策劃之前，就偵破對手。它的任務則為“把人民中潛在力量的積極性通過矯正提高到極度統一的思想......但同時要通過徹底執行民族主義思想，以肅清一切不符合人民的、因而也起破壞作用偽力量。”換句話説，海德里希所要的一支警察，它擁有無限權力，只受“德國警察的總任務”制約；而這個總任務是：不擇手段地保護阿道夫·希特勒的領袖專政。為了上述這種目的，保安處必須掌握新的政治警察中的要職，這支特別警察必須擺脱同內政部門的全部關係，最終使整個警察和黨衞軍合併成一支國家保衞團。把警察、黨衞軍和國家官僚政治、綜合成一個統一的總體。希姆萊被海德里希的設想所陶醉。

保安處的起點很寒微，海德里希不得不和迪特里希的參謀長希爾德布蘭特（Richard Hildebrandt）共用一間辦公室，他的辦公用具只有一張餐桌，連打字機都必須從希爾德布蘭特那裏借用。坐在這張餐桌後面，透過狹小的窗户向外遠望，海德里希開始默默策劃保安處的未來。希姆萊交給海德里希一個木箱子，裏面是一些索引卡片，記錄了納粹黨敵對勢力的一些資料，海德里希的情報工作，就是從這些索引卡片起步的。海德里希將卡片按照不同敵對勢力重組，分為共產黨、社會黨、天主教政敵、資產階級保守黨派、貴族敵對勢力的代理人、猶太人和共濟會（Freemason）等類別，將監視範圍從慕尼黑擴展到整個巴伐利亞，進而覆蓋德國其它地區，監控對象不僅限於敵對勢力，還包括黨內的頭頭腦腦。海德里希精明強幹，心細如髮，上任不久就挖出了慕尼黑警察局政治處安插在黨衞隊總部的一個間諜，他對此人軟硬兼施，成功地將他轉變為雙重間諜。從1931年11月開始，海德里希開始定期得到慕尼黑警察當局動向的情報。海德里希的保安處並不是納粹黨此時唯一的情報機構。1931年夏天黨衞隊地區宣傳幹事勞歇（Rauscher）和助手舒曼建立了一個隸屬納粹黨中央的情報機構，不但收集敵對情報，而且主動出擊干擾敵對勢力的活動。與此同時，衝鋒隊總參謀長羅姆命令慕尼黑律師杜穆林博士（Dr. Graf Karl DuMoulin-Eckart）籌建衝鋒隊情報處，打探敵對黨派的行動。這兩個情報機構由於後台很硬，經費充足，兵強馬壯，相比之下保安處就很寒酸了。

1931年的德國政局相當微妙，納粹黨成為德國議會第二大黨，引起德國政府的警覺，各地政治警察加強了對納粹黨的監控，其他黨派也大力挖掘納粹黨的醜聞以打擊政敵。勞歇和杜穆林不注意隱秘，沒有建立獨立可靠的情報網，而依靠衝鋒隊各地的頭目收集情報開展工作。沒過多久兩個情報機構就被慕尼黑媒介暴光，杜穆林還惹了一身官司。海德里希謹小慎微的性格使保安處始終包裹在一團迷霧裏，在不知不覺中發展壯大。慕尼黑警察局政治處雖然知道有海德里希這個人，但一直不清楚他是幹什麼的。

1931年12月，海德里希晉升黨衞隊少校，手下已經有三個全職副手和大批兼職特務，他精力過人，夜以繼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為了增強保安處的秘密性，海德里希搬到一座不起眼的公寓裏辦公，麗娜承擔了很多保安處的日常雜務，併為大家做飯。保安處的財務狀況非常拮据，每月經費除去交180馬克的房租以後所剩無幾。麗娜買不起肉類，每週三做一次土豆沙拉，就已經算是改善生活了。為了扭轉財政困境，海德里希想方設法讓首腦們認識到保安處的價值。終於有一天，羅姆、希姆萊和赫斯同意前來視察，海德里希喜出望外，連忙讓麗娜領幾個馬克去買了兩支雪茄煙和一瓶啤酒招待貴賓。羅姆對保安處收集的敵對情報印象深刻，當場批下1千馬克的經費。從這以後，保安處的財政狀況逐漸好轉。

從一開始，海德里希就將希姆萊置於保安處日常運作之外，希姆萊只能看到收集的情報，並不知道情報如何得來。海德里希掌控保安處所有的行動，不但對外保密，內部的人通常也不知道別的同事在做什麼。海德里希雖然表明上對希姆萊畢恭畢敬，百依百順，心裏對這個“頭腦簡單的妄想狂”頗不以為然。根據海德里希的遺孀戰後回憶，他曾經嘲弄都是小學校長出身的希姆萊和雷德爾海軍上將：“德國因此而失去了兩個多麼優秀的小學校長啊！”雖然海德里希恃才傲物，但他很明白自己在納粹黨內沒有根基，需要借重希姆萊的威望來攫取權力。海德里希小心地躲在希姆萊這面盾牌後面，而推動着希姆萊向他預想的目標穩步前進。

初露頭角的海德里希非常瞭解英國情報機構，因為他們僱傭大批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遍佈世界各地的情報員都是分文不取，基於信仰和道義責任感提供服務。海德里希對希姆萊過分注重血統和外形的募員標準相當不滿，認為黨衞隊充斥着“金髮碧眼的笨蛋”。 1932年4月開始，海德里希到德國各地招募情報人員，唯才是舉，挑選的人幾乎全是專業人士，很快就在整個德國建立了一個由工程師、律師、會計師、經濟學家和國防軍退役軍官組成的龐大網絡。這些人都是各自社區、團體的頭面人物，完全基於信仰為海德里希義務工作。

保安處的核心成員也和黨衞隊其它部門大相徑庭，體現出高學歷、高智力的特點。保安處曾經的二號人物貝斯特博士（Dr. Werner Best）是行政法學的專家；負責調查天主教黨派的帕丁（Dr. Whilhelm Patin）擁有神學和法學兩個博士；負責國內事務部的霍恩博士（Dr. Reinhard Höhn）曾經是柏林大學憲法教授；負責猶太團體和共濟會的西克斯博士（Dr. Franz Six）也曾是柏林大學外國研究教授。海德里希還挑選了一個25歲的政治法律學者加入保安處，此人名叫瓦爾特·施倫堡（Walter Schellenberg），後來成為著名的德國諜報大王。所謂物以類聚，納粹黨能夠吸引來的最優秀人才幾乎全都進了海德里希的保安處。

1933年，希特勒上台執政，納粹黨各頭目瓜分了德國政府的關鍵職位。戈林出任普魯士部長會議主席，掌握了德國三分之二地區的行政大權；戈培爾、弗裏克等人都進入了希特勒的內閣擔任部長。希姆萊和海德里希是這場權力分配的失意者，希姆萊僅僅得到了巴伐利亞州警察總監的位置，遠離柏林這個權力中心。海德里希入主慕尼黑警察局六處，也就是政治處，後來在此基礎上擴張成為巴伐利亞州政治警察署。2月間，希姆萊派海德里希前往柏林，企圖和新任普魯士警察總監的達魯格（Kurt Daluege）商談建立統一的德國國家警察機構，達魯格在戈林的授意下根本不予接見。戈林已經把普魯士視作自己的地盤，豈能容他人染指。納粹執政的第一年裏，希姆萊和海德里希不得不暫時偏安一隅，等待時機。

海德里希上任以後立刻執行中央的指令，對巴伐利亞政治警察系統進行大清洗，淘汰政治思想不過硬和業務水平不強的冗員。具體實施過程中海德里希仍然是唯才是舉，淡化政治立場，因此網羅了大批人才。慕尼黑警察局政治處的兩名資深偵探繆勒（Heinrich Muller）和胡貝爾（Franz Joseph Huber）屬於極端仇視納粹的天主教巴伐利亞人民黨，據説此二人在海德里希率領黨衞隊接管慕尼黑警察局時曾打算組織武裝抵抗。大清洗過程中繆勒和胡貝爾都是先被解僱，而後由海德里希特批召回，原因很簡單，繆勒對德國GCD瞭如指掌，而胡貝爾則是其他右翼黨派和教會方面的專家。此二人後來都得到重用，1939年海德里希主持帝國保安總署以後，繆勒就擔任蓋世太保總監一直到1945年。胡貝爾後來成為奧地利蓋世太保地區總監。海德里希的下一個動作就是大肆抓捕反對派人士，保安處辛苦建立的檔案資料派上了用場。國會縱火案以後希特勒迫使總統興登堡簽署了緊急狀態法案，授予警察當局不經司法程序而拘捕犯人的“保護性拘留”權力。德國共產黨、社會黨、天主教人民黨和猶太團體都在抓捕之列，巴伐利亞各地的監獄因此人滿為患。

事實上被海德里希抓捕的大部分人很快得到釋放。據統計巴伐利亞州1933年裏共有16,409人被保護性拘留，其中12,554人得到釋放。海德里希非常善於利用保護性拘留製造一種恐怖氣氛，使“敵對分子”不敢輕舉妄動。史學家阿朗森（Aronson）對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每個城鎮鄉村總有一些人突然消失，幾個星期後情緒沮喪、驚魂未定地回到家裏。老百姓聽説這種事情以後受到驚嚇，眾口相傳製造的恐怖氣氛往往言過其實，這樣使異議分子惶惶不可終日，敵對活動於是陷於癱瘓。” 海德里希後來主持蓋世太保以後，將這種方式擴展到德國全境，進而覆蓋德軍佔領的歐洲各國。

海德里希的政治眼光相當敏鋭，他認為納粹奪權以後，黨組織和衝鋒隊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應該功成身退。“現在主要任務是鞏固權力，而不是繼續無休止的折騰。” 衝鋒隊尾大不掉最後招致覆滅的命運證實了海德里希的看法。1933年裏，海德里希考慮最多的問題是“我們該怎樣防止黨衞隊重蹈衝鋒隊的覆轍？” 他為黨衞隊勾畫了未來的藍圖，那就是變成一支警察力量擔當保衞政權的責任。希姆萊對此深表贊同。

1933年4月，戈林入主普魯士政府以後，立刻在普魯士內務部的基礎上組建一支秘密警察，不受普魯士警察授權法律的管轄。起初戈林給這個機構命名為“秘密警察署”（Geheime Polizei Amt），但由於簡寫GPA和惡名遠揚的蘇聯秘密警察“契卡”的簡寫GPU太相近，大概戈林也不屑與契卡為伍，於是最後定名為“國家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 Polizei），簡稱蓋世太保（Gestapa，後改為Gestapo）。蓋世太保基本上繼承了原普魯士內務部的政治警察系統，所以成立伊始就機構完整，兵強馬壯。首任總監迪耶斯（Dr. Rudolf Diels）並非納粹出身，原是普魯士內務部對付德國共產黨的頭目。迪耶斯從普魯士警察系統調來250名探員，組成9個處，總部也搬出政府大樓，搬到奧布萊希特親王大街8號（No. 8 Prinz-Albrecht-Strasse）。納粹執政的第一年，魏瑪時代的政治格局尚未打破，警察力量由各州政府控制，帝國政府無法統一領導。這個時期，納粹黨擁有兩套並行的政治警察系統，那就是希姆萊的黨衞隊保安處和戈林的蓋世太保。所謂一山不能存二虎，保安處和蓋世太保勢必要合併，最後只是誰吃掉誰的問題。蓋世太保成立之初希姆萊就和戈林商談合併事宜，遭到冷拒。此時的希姆萊還無法與元老戈林爭鋒，只得退避三舍。

萊因哈德·海德里希(19張)

1933年底，希姆萊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強援。時任帝國內務部長的弗裏克（Wilhelm Frick）計劃改革魏瑪共和國的聯邦體制，削弱各州政府的權力而加強帝國政府的中央集權，改革重心就是建立統一的國家警察系統。弗裏克的改革計劃在戈林這裏碰了個硬釘子。1933年11月，戈林頒佈法令，使蓋世太保脱離帝國內務部的領導。弗裏克明白單憑自己的力量對付不了戈林，於是轉而謀求希姆萊的支持。在弗裏克的干預下，希姆萊和海德里希接管了普魯士以外其他各州的政治警察系統，形成和蓋世太保分庭抗禮的態勢。與此同時，海德里希的保安處也展現了比蓋世太保高出甚多的效能。12月間，保安處破獲一個托洛茨基分子刺殺戈林的陰謀，而迪耶斯的蓋世太保對此一無所知，着實讓戈林尷尬。最後希特勒也開始向戈林施加壓力，戈林終於妥協了。1934年4月22日，希姆萊正式出任國家秘密警察總監，而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萊接管了蓋世太保總部。

海德里希剛剛踏足蓋世太保就擺出一副強人姿態，對機構人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各個關鍵位置上安插自己的親信，很快就完全控制了蓋世太保。柏林政界用難以置信的目光注視着海德里希施展身手，這個毫無從政經驗和警務專業訓練的年輕人將帝國警察的精華管理得井井有條，受到下屬的普遍敬畏和崇拜。海德里希有超強的理解分析能力，往往能迅速剝離枝節抓住要害。他的記憶力驚人，記得總部裏的每一個電話號碼，能夠回憶起幾個月前發生的事件細節，並給出相關的檔案號，連主辦人都自嘆弗如。

海德里希給蓋世太保帶來的是一種天翻地覆的變化。1935年5月，普魯士行政法庭判決蓋世太保免受司法調查，法院將不接受關於秘密警察“保護性拘留”的上訴。次年這個判決成為法律。蓋世太保的法律專家貝斯特博士認為：“蓋世太保的職責是保護國家政權，必須緊跟敵情的變化，因此不受司法桎梏的拖累。蓋世太保擁有軍隊一樣的地位，不容司法程序干擾其對敵鬥爭的行動。”

在1934年6月30日的長刀之夜行動中，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嶄露頭角，迅速果斷地將準備謀反的衝鋒隊領導層一網打盡，羅姆及其黨羽毫無還手之機。儘管羅姆是海德里希長子克勞斯的教父，但海德里希明白，在那個混亂動盪的年代，如果每個人都為所欲為，後果將不堪設想。他起家的黨衞隊保安處也迅速發展壯大，吞併了外交部“內部情報處”，成為納粹黨唯一的情報機構。1934年底，保安處搬進柏林威廉大街102號，和蓋世太保的各級部門緊密結合，保安處負責收集情報，而秘密警察根據情報採取行動。海德里希的警察王國初具規模，下一步就是將帝國警察隊伍整個納入黨衞隊系統。

內務部長弗裏克眼看着就要失去對帝國警察的控制，真是悔不該當初引狼入室。1936年5月，黨衞隊少將海德里希代表希姆萊開始和弗裏克磋商，準備進一步整合帝國保安機構。弗裏克建議希姆萊出任“帝國警察總監”，但必須接受內務部領導。希姆萊的黨衞隊經過兩年的迅猛發展，實力早已今非昔比，怎能甘居弗裏克之下。在這場權力鬥爭中，海德里希扮演了衝鋒陷陣的角色。1936年6月9日，海德里希提出一攬子建議，認為希姆萊的職稱應該是“黨衞隊帝國統帥兼警察總監”，相當於帝國部長的級別，有權參加帝國內閣會議。弗裏克無法接受這個建議，請希特勒決斷。在希特勒心目中，希姆萊和弗裏克兩人的份量孰輕孰重是不言而喻的。

1936年6月17日，希特勒簽署“帝國元首關於任命德國警察總監的命令”，於是希姆萊正式接管帝國警察系統。希姆萊將警察系統分為兩個部分：普通警察（Ordnungspolizei）和安全警察（Sicherheitspolizei）。黨衞隊上將達魯格出任普通警察總監，而海德里希成為安全警察總監，主持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和刑事警察，掌握最令人生畏的國家機器，此時他年僅32歲。

海德里希(16張)

海德里希的安全警察在德國佈下天羅地網，讓敵對勢力無藏身之地，紛紛轉移到國外，而黨衞隊保安處緊跟不放，逐漸將觸角從德國國內伸向海外，因而頻頻踏足國防軍情報局的傳統地盤。

從魏瑪時代以來國防軍情報局（Abwehr）一直是德國唯一的海外諜報機構。1934年軍情局總長是海軍出身的帕齊格（Conrad Patzig），此人是典型的職業軍人，性格保守正統，對黨衞隊保安處搞的那一套缺乏好感。這年秋天，帕齊格和海德里希的衝突愈演愈烈。軍情局定期派遣間諜飛機到波蘭偵察飛行，結果波蘭政府根據1934年簽訂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提出抗議。本來這是一件普通的外交事件，但海德里希抓住機會向國防部長布隆堡（Werner von Blomberg）發難，説軍情局這樣做是給德國抹黑。布隆堡為了息事寧人，只好走馬換將了。

布隆堡最後選中的人是海軍上將卡納里斯，主要因為卡納里斯曾經是海德里希的上級，兩人在柏林艦上共事過兩年，而且私交很好。1935年1月，卡納里斯走馬上任，向國防軍高層表示將促進軍情局和黨衞隊保安處之間的友誼與合作。1月底，卡納里斯邀請海德里希到柏林有名的“霍歇”（Horcher）餐廳赴宴，兩人把臂言歡，共敍舊情。湊巧的是，兩人到柏林安家時居然無意中住到一條街上了。1936年底卡納里斯和海德里希相繼在柏林奧古斯塔大街（Augustustrasse）買了房子，兩家成為一籬之隔的鄰居。麗娜後來回憶道：“從前的美好時光又重現了，我們兩家天天見面，來往密切，經常組織音樂晚會，艾麗卡（Erika Canaris，卡納里斯夫人）和海德里希一起演奏的小提琴協奏曲往往是最後的壓軸節目。

因為卡納里斯和海德里希的這層關係，軍情局和黨衞隊保安處的關係日漸融洽。不久，雙方達成一系列協議，劃分彼此的責任範圍，這些協議被戲稱為“十誡”。根據協議，軍情局負責國外諜報，而黨衞隊保安處負責調查國內政治案件，和任何涉及叛國的行為。由於軍情局沒有自己的行動機構，海德里希許諾必要時蓋世太保將提供警力協助。然而這種和諧關係是註定不能長久的，因為軍情局和黨衞隊保安處在政治信仰、操作方法、和用人原則等等方面都南轅北轍。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根本不受這些條條框框的限制，哪裏有德國的敵人，他的情報網就會擴展到哪裏。從1937年開始，“十誡”被不斷修改，每一次改動都使黨衞隊保安處獲得更多的權力。

1936年中，希姆萊與海德里希趁當時蘇聯國內政治生活極不正常、肅反擴大化愈演愈烈、政府和軍隊正在清洗所謂的斯大林反對派之機，利用斯大林生性剛烈、多疑的性格和對舊軍官出身的圖哈切夫斯基歷來抱有成見的毛病，策劃了對蘇聯紅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的謀殺。這對蘇聯高層的中堅力量給予了毀滅性的打擊。這就是著名的“R”檔案。5名元帥中有3名，15名集團軍司令中有13名，85名方面軍中有57名，195名師長中有110名，406名旅長中有22名，以及所有的軍區司令，都在這場陰謀中喪生。

相傳帶有四分之一猶太人血統的海德里希，為了保住自己在納粹黨內的地位，並謀求更高的權位與更大的發展，便只能以一個不遺餘力的極端反猶主義者的面孔出現在上司、同僚和部下眼前，顯得比任何人都更加不能容忍卑劣到極點的猶太人。在1941年5 月召開的普雷希會議上，海德里希組建了四支專事屠殺蘇聯猶太人的特別行動隊。從1941年6 月開始，這四支隊伍，在一年多的時間內，殺害了近百萬名蘇聯猶太人，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兒童和老人。

1941年海德里希出任波西米亞總督，同年被晉升為黨衞隊副總指揮兼警察上將。1941年9月，海德里希任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代理保護長官”，海德里希抵達布拉格當晚，就宣佈在捷克主要城市實行戒嚴，開始着手打擊捷克地下抵抗運動。戒嚴持續了三個月，期間一共有404人被判處死刑，其中包括前捷克軍隊的6名將軍和10名上校，另外有5千多人被送進集中營。被槍決的404人裏面，169人屬於經濟罪犯，主要是那些投機倒把份子的。在他任職期間，對當地的猶太人和抵抗組織進行了殘酷的鎮壓，數百萬人因此喪命。

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與希姆萊在萬塞（Wannsee）高級官員會議上，提出了罪惡昭著的“最後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該計劃以處置患病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的猶太人為名，實際上突出了屠殺歐洲1100萬名猶太人的瘋狂計劃。海德里希是這一計劃的始作俑者，並在會議期間與希姆萊商定了的具體的實施計劃。很快該解決方案得到希特勒的首肯並付諸實施。1941年2月開始，海德里希開始執行“最後解決”。他下令逮捕幾百萬猶太人做勞工，讓他們在勞動中累死，少數活下來的乾脆槍斃。這年夏天，為了加快這個“最後解決”，他指示特別行動隊，一下子槍殺75萬波蘭和蘇聯的猶太人。

海德里希為保證納粹對捷克的統治對地下抵抗組織採取了強硬措施，地下組織由此遭到了嚴重破壞。此外，1942年，海德里希破獲了好幾起英國間諜案，使英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間諜網元氣大傷。消息傳到倫敦，英國人在震驚之餘十分憤怒。於是，英國聯合捷克斯洛伐克在倫敦的流亡政府制定了刺殺海德里希的“類人猿”行動計劃。

英國人組織起一支捷克斯洛伐克傘兵敢死隊。在進行了短暫的秘密訓練後，從1941年底開始，這些傘兵陸續被空投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執行刺殺海德里希的任務。由於海德里希的行動異常詭秘，他的住所更是戒備森嚴，外人難以接近，因此一連幾個月，刺殺小組都沒有找到下手的機會。

1942年5月27日大約上午10點30分， 詹·庫畢斯（Jan Kubis）中士和約瑟夫·加比奇克（Josef Gabcik）中士在海德里希途經之地實施刺殺計劃。他們向海德里希的坐車投擲了手榴彈，劇烈的爆炸將敞篷汽車的車體炸穿了一個洞，海德里希的身體有多處被炸彈的碎片擊中。行刺成功的傘兵們成功撤退，海德里希則被被迅速送至醫院，終因傷口感染於1942年6月4日死於勃羅夫卡醫院。

希特勒對海德里希的死大感震驚，為海德里希舉行了盛大的國葬儀式，並親自主持。在葬禮上希特勒情緒激動，只説了寥寥幾句話，便黯然離去。他評價海德里希 “擁有鋼鐵般意志的男人”。希姆萊對海德里希的才幹和權力忌憚已久，海德里希的死着實讓他如釋重負。耽擱了半年以後，希姆萊才提名卡爾滕布魯納（Ernst Kaltenbrunner）繼任海德里希。卡爾滕布魯納毫無主見，因此希姆萊實質上攫取了海德里希生前包攬的權力。

二戰中德國納粹派駐捷克斯洛伐克的頭目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遭抵抗組織暗殺後，法西斯對捷克人民進行了野蠻報復。1942年6月10日，納粹軍隊以有村民掩護刺客為藉口包圍利迪策村，槍殺村中所有173名15歲以上的男子，並將婦女和兒童押送集中營。全村104名兒童大多數在波蘭切姆諾毒氣室被害，戰後生還者僅有17人。納粹還放火燒燬房屋，將村莊夷為平地。 ^[2]  戰後，當地政府在利迪策村修建了墓碑以紀念那些無辜的死難者。

劍手海德里希(6張)

海德里希大概是德國最具有神秘色彩的一位人物之一。雖然海德里希1936年就開始總攬納粹德國的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掌握令人生畏的國家機器，後來幾乎成為元首繼承人，他死的時候很多德國人都是頭一次聽説他的名字。他是一位天才，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完美的人，才貌雙全、智勇雙全、文武雙全。海德里希擁有一副典型的日爾曼人外表。一雙碧藍的大眼睛，寬闊的肩膀，修長的身材，白皙的皮膚，瀟灑的風度，英俊的面容，健壯的體魄，各部分都配合得相得益彩，真可謂上帝的寵兒。

他個性堅毅，智力超羣，精力過人；他有絕倫的音樂天賦和細膩的情感，演奏小提琴催人淚下；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運動員，田徑十項全能；成績優異，精通滑雪、游泳、帆船、飛行、騎術、越野、擊劍，既是神槍手又是神劍手，曾經跑步橫穿德國，並已是現代五項運動選手。後來，他還擔任了黨衞隊全國領袖的體育運動總監。海德里希是納粹種族理念最理想的楷模，有人説過：“當納粹照鏡子的時候，看到的就是海德里希的模樣。”

海德里希是德國蓋世太保的靈魂，在他主管的六年間，蓋世太保發展成為一部結構精密，組織嚴謹，運轉高效的機器。

1940年6月國際刑事警察組織主席斯坦因豪塞爾離奇病死，海德里希繼任國際刑事警察組織主席。奇怪的是，雖然此時二戰已經打響，除了英、法、荷蘭等國以外，其他29個國家都對海德里希的繼任寄予厚望，認為這樣一個鐵腕人物將能夠有效制止猖獗的國際毒品貿易、走私、賣淫和詐騙等罪行。

1941年，海德里希出任國際擊劍聯盟的執行主席，海德里希出並非浪得虛名，他本人就是一名享譽德國的劍手。海德里希擔任黨衞隊體育總監多年，大力推廣擊劍運動，到處網羅擊劍能手，提高黨衞隊的擊劍競技水平，他以身作則，是德國頂尖劍手之一。

1941年7月26日，萊因哈德·海德里希親自駕駛1架Bf-109參加了一次對蘇聯飛機的攔截，被擊落，僥倖逃回。併為此得到了銀質格鬥勳章。海德里希在蘇德戰爭爆發後，他自願和第77戰鬥機聯隊的飛行員們一起執行了50餘次作戰任務。

據英國《每日郵報》2011年3月28日報道，德國納粹黨衞軍頭目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兒子日前宣稱，要修復父親曾在布拉格居住的城堡，此舉在捷克共和國引發眾怒。

海德里希被稱為“布拉格屠夫”，他是大屠殺的關鍵組織者之一，同時也是希特勒的接班人之一。二戰期間，海德里希攜家人住在布拉格附近的一座城堡中。1942年，海德里希遇刺身亡，其妻和兒子海德爾繼續生活在城堡中。直到1945年，前蘇聯紅軍到來，他們才被迫返回德國。

76歲的海德爾表示，將重新修復這座城堡。此舉令成千上萬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感覺受到侮辱，數千人在網上反對海德爾的計劃。許多報紙媒體也發表社論，強烈譴責海德爾。

但是當地官員萊勃爾·霍里克説：“為了讓這座城堡恢復原樣，我曾與海德爾討論過。他提出可以籌集修復城堡的資金，比如可以通過歐盟資助。我們必須將兒子與父親區分開。因為二戰結束時，海德爾也才僅僅10歲，他甚至還不知道戰爭為何物。” ^[3] 

1931年7月14日 加入黨衞軍

1931年8月10日 黨衞隊旗手

1931年12月1日 黨衞隊突擊隊分隊長

1931年12月25日 黨衞隊二級突擊中隊長

1932年7月29日 黨衞隊一級突擊大隊長

1933年3月21日 黨衞隊旗隊長

1933年12月9日 黨衞隊旅隊長

1934年9月30日 黨衞隊總隊長

1941年9月27日 SS全國副總指揮兼警察上將 ^[1] 

1931年7月 加入SS黨衞隊

1931年8月 成為SS軍官

1932年7月 參與安全衞隊（蓋世太保）的建立 1934年6月 出任安全衞隊指揮官

1936年7月 出任安全警察總監

1939年9月 參與建立帝國安全總局，成為首任局長

1941年9月 被任命為波西米亞及摩拉維亞代理總督

1942年1月 Wannsee會議主席

1942年6月 死於布拉格 ^[1] 

海德里希的得力助手貝斯特博士在回憶錄中總結海德里希的一生，認為他是尼采描述的“金髮野獸”最完美的體現：“當我們引用尼采的‘金髮野獸’時，我們會想到那些古代的維京人和諾曼人縱橫歐洲，征服無數土地；而一個現代的金髮青年發跡於海軍一個默默無聞的角落，在短短10年間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帝國裏最強有力的人物，可惜年僅38歲時喪生於刺客手裏。”尼采的好友瓦格納將“金髮野獸”搬上歌劇舞台，而海德里希的父親曾經多次指揮樂隊演奏這幕歌劇。海德里希一生的所作所為，大概就是為了親身實現尼采這個“金髮野獸”的夢想。海德里希的事蹟證明，如果沒有良知和道德的約束和規範，追求卓越的生命衝動將如同氾濫的河流，能夠造成何等的災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