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洋義賑會

華洋義賑會可溯源至1906年，但當時是一個由中外慈善人士設立的臨時性公益機構，賑災結束後即自動解散。1920年北方大旱，災民高達2000餘萬，以“華洋義賑會”為名稱的中外合辦的慈善賑災組織再次出現，一度達九個之多，彼此各自為政。至1922年11月，各界慈善人士以華北賑災的餘款，成立了統一的“華洋義賑會”。義賑會最初是由上海華洋義賑會、天津華北華洋義賑會、山東華洋義賑會、河南災區救濟會、山西華洋義賑會、漢口救災會華洋聯合委辦會、北京國際統一救災總會7箇中外合辦賑團聯合組成，各會派中西各一人為總會會員。在北京設總事務所，統籌全國救災防災事宜，並協調與政府專設機關的關係。總會統一支配賑款的使用。

義賑會成立後，發展很快，會員不斷增加。到1935年，華洋義賑救災總會下屬會員達到十幾個，即山東、河南、湖北、陝西、江西、四川、貴州、雲南、甘肅、綏遠華洋義賑會和揚子顧問委員會。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慈善賑災團體。 ^[1]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華洋義賑會被日軍視作敵對組織，活動被迫全部終止，人員及資料陸續內遷，服務於其他公益社團，至1945年復會。1949年9月1日，章元善在上海登報宣佈華洋義賑會解散。這個民國時期最大的民間慈善機構就此進入歷史，被層層塵埃掩埋。

裴義理（Joseph Bailie，1860年7月11日－1935年），是一名美國美北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North）傳教士。他是加拿大人，出生在英國的愛爾蘭。1890年受美北長老會派遣來到中國，在蘇州傳教，在閶門外上津橋租房佈道，又在城內郡廟講授英語。1891年結婚。1899年任京師大學堂教習。1911年發起成立中國義農會。1912年在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任教授。1914年創辦金陵大學農科，為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的開始。他在南京紫金山開始大規模墾荒造林，奠定了該山良好植被的基礎。1915年，又在中國倡導成立植樹節。1935年逝世

裴義理創辦華洋義賑會影響巨大，孫中山、黎元洪、張謇、劉冠雄、袁世凱、段祺瑞、宋教仁、趙秉鈞、黃興、蔡元培等社會各界名流紛紛為華洋義賑會書名。

圖1現存於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內。

華洋義賑會的成立與1920年華北五省旱災存在直接關聯，主要基於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1920年前後華北五省旱災的深重影響，這是華洋義賑會成立的外在客觀前提。這次旱災遍及華北五省317個縣，受災民眾近 2000萬人，死亡 50萬人。災害所造成的人員與財產損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也喚起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憐憫之情。其二，面對如此巨災，當時的政府忙於戰爭竟無暇顧及、消極應對，這為華洋義賑會的成立及介入災害治理提供了一定社會空間與現實基礎。其三，協調分散多樣的救災組織以提高救災效率，這是華洋義賑會成立的現實迫切需求，充分體現了其一定的社會功能與現實價值。面對巨災與政府的消極態度，很多民眾只好把希望寄託在社會救助力量身上。“政府既無望矣，吾不得不希望商民努力！”（楊端六：《饑饉之根本救濟法》，《東方雜誌》第17卷，第19號，第15頁）這向人們透露了這樣一個信號：當成千上萬的人們在漫長的死亡線上苦苦掙扎而又無望地淪為餓殍時，確實需要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力量來代替傳統的荒政。於是，基於當時的社會情勢，各種義賑組織紛紛成立。但各種救助團體因災臨時成立，小而雜，多且散，分頭行動，缺乏必要的溝通協調機制，救災效果並不明顯。因此，當時很多社會公益界人士深刻認識到建立協調型、整合型組織的必要性。1920年 11月，由北京國際統一救災總會牽頭組織的各地義賑團體聯席會議在南京召開。 ^[2] 

主要以國內外捐款為主，其中國外捐款佔絕大部分，以美國為最多。

義賑會的工作範圍，在其成立之初偏重於北方，主要在河北農村開展合作運動，發展合作組織。1931年受國民政府委託，在安徽、江西施放農賑，此後，相繼在南京、上海、安慶、南昌設立事務所，由總會直接領導。此時，國民政府也開始在農村大力倡導合作運動，順應形勢的發展，華洋義賑會的工作重心也逐漸南移。

義賑會的賑款，從成立到1939年，主要來自三個方面：政府撥款、國內外捐款及銀行貸款。義賑會與政府有密切合作關係，因其辦賑經驗豐富，社會聲譽很高，經常受政府委託直接從事賑災工作，僅1920年華北旱災和1931年江淮水災救濟，政府部門提供的賑災款項就達到570餘萬元，成為其基金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內外捐款是華洋義賑會基金的主要來源，其中國外捐款又佔了絕大部分，且以美國居多。

義賑會的救災理念是“提倡防災事業”，把工作重點放在提高民眾防災能力方面。

1920年賑濟華北災區的經驗和教訓，對華洋義賑會的發展理念有重要的影響。賑會同仁認為，當年賑災成績雖大，但治標不治本，賑款很快發放完畢，而災民處境並無根本改善，故而只有防災，才是救災的關鍵：“農民窮困，乃是災荒之根本原因，若農民富裕，縱有凶歲，亦不致成災。在美國等處，絕未聞農田歉收而農民流離死亡之事”，“凡是可以幫助農民增加生產力的一切設施，都有防災的效能；興辦這些事業就是防災”。賑濟會因之提出“籌辦賑濟天災，提倡防災事業”的辦賑方針，將工作的重點放在了防災上面，其具體措施主要有二：

(1)用以工代賑的辦法興辦水利工程，興修道路，改善排灌並便利交通。(2)建立一種互助性的組織，壯大農民的經濟力量，使他們擺脱高利貸的殘酷剝削。前者屬於救濟防災，後者更側重農村建設。二者均具有治本的性質。

修整道路4000英里；

修整河、塘、堤岸780英里；

掘井6000餘口；

築渠500餘英里

成立6農村合作社000餘個

修築公路。此乃義賑會防災建設的重點。公路在平時，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幫助當地民眾脱貧，提高抗災能力；在災時，可以迅速調入賑災物資或移民就食。1923年，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在湖南修築湘潭公路，是為湖南省的第一條公路，建成後，賑會負責養路10年。該路成為湖南省的“樣板路”，其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上的示範作用，曾一度引發湖南省內的築路潮。許多地方政府在制定修路計劃時，通常都會與華洋義賑會取得聯繫，希望得到技術與資金上的支持。貴州省安順一貴陽一赤水公路，全長350英里，是華洋義賑會興辦的又一項大型以工代賑工程。貴州省政府十分重視，責令各縣招募工人，限期完成。工程於1927年動工，參加築路的工人僅1928年1月即達20萬人，修築橋樑涵洞者2000餘人。該路的修通，使貴州省的公路交通與長江的水路聯運成為可能，並使雲貴公路聯網，便利了雲貴高原地區與外界的聯繫。此後，貴州又修通了至湖南寶慶的公路。1928年西北旱災，華洋義賑會仍採用以工代賑的方式救災，在關中修築了多條公路，其中包括溝通陝西、甘肅兩省省會城市的西安至蘭州的“西蘭公路”。原來兩地間交通十分不便，單程需要18天，公路建成後，只要3天就可到達。

修渠。自晚清至民國，西北、華北屢遭大旱。1928～1930年持續三年的西北大旱災造成赤地千里，餓殍載道。華洋義賑會在考察災情後，認為當務之急是興修水利，救濟災民，兼顧當前與長遠。陝西的涇惠渠和綏遠的民生渠，就是在這時靠以工代賑修築的兩項大型水利工程。涇惠渠是與陝西當局合作修復漢代的古渠來灌溉關中的麥田。工程歷時5年，耗資百萬元，建成後，灌溉面積達到59萬畝。後又經過整修，工程效益不斷提高。民生渠是與綏遠省政府合作興修的大型灌渠，引黃河水灌溉陰山南坡的大平原。渠口位於包頭縣磴口鎮東南2．5公里，乾渠長60公里，向東注入黑河，設計灌溉面積250萬畝。於1929年夏動工，1931年6月22日完工放水。時人評價這一工程為“晚近賑災事業中之最堪稱述者也。”該渠可灌田60萬畝以上。為減緩河北的旱情，義賑會從1924年就開始籌劃在京城永定河上設計修建一座較大型水利工程，建成後可實現防洪抗旱的功效。因工程難度較大，直到1927年3月才正式開工，渠幹長達17公里，加上支渠共長52公里，於1929年建成放水，灌溉面積達7萬畝，耗資13萬元。完工後，義賑會用全新模式管理，組織當地農民成立水利公會，負責管理和回收貸款。

掘井。據義賑會估算，“每一水井能灌溉地畝25畝至35畝，可以永久防止旱荒”，故而在華北大力發放鑿井貸款，倡導和支持農村掘井抗旱。1929年冀、魯大旱，華洋義賑會撥款10萬美金作為兩省掘井資金，共掘井1936口，防旱成效顯著。此外，還在河北邯鄲及定縣一帶打井3000口，在正定築蓄水池100口。1930年，又專門設立了“孟井貸”，作為冀、魯兩省掘井抗旱的專項資金。義賑會的掘井抗旱，主要是在冀、魯兩省進行。

賑會的合作運動以河北為起點。1922年8月，在香河縣基督教福音堂誕生了中國史上第一個農村信用合作社。1924年，因合作社被認定為合格，義賑會開始正式向其放款。在義賑會的推動下，河北有合作社的縣數從1923年的8個，增加到1935年的97個，合作社社數從8個增加到2613個，社員從256人增加到54567人。12年中，縣數增加了11倍，合作社增加了325倍，社員數增加了208倍多。到1935年12月，成立了40所縣聯合社，其中14所得到義賑會的承認；區聯合社60所，有19所得到義賑會的承認。由信用合作社到區信用聯合社，再到縣信用聯合社，合作事業逐步發展起來。1931年後，國民政府為救濟江淮水災災民，把部分救濟工作委託給華洋義賑會，華洋義賑會把創辦合作社救濟農村這一在北方行之有效的方式與救助江淮水災災民結合起來，創造了賑災的新模式，也把合作運動從河北擴展到長江流域的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農賑結束後，華洋義賑會保留了設在皖、贛兩省的事務所，用於回收貸款；同時將在農賑中建立的互助社改進成合作社，並逐步把合作社擴展到其他地方。截止到1935年底，合作社，安徽省共有3826個，已承認者949個，未承認的2877個。江西省940個，已承認者791個，未承認的149個。湖南省794個，已承認者543個，未承認251個。湖北省766個，已承認380個，未承認386個。四省共計6326個。區聯合社，計安徽省有23個、江西省有13個、湖南省有2個、湖北省有4個，四省共計有42個。

防災之外，義賑會還頻繁參與直接救濟，如1927年華北西北旱災，義賑會緊急撥款5萬元用於急賑，在山東分會派專員視察災區後，鑑於災情嚴重，又決定向國內外募捐100萬元用於賑災。次年，從東北採購第一批1000噸糧食運往西北賑濟災民，……同時還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體制。

譬如，在賑款流向的嚴格控制方面，義賑會可謂做到了款不虛靡，涓滴歸民。為管好用好賑款，華洋義賑會堅持兩個原則：其一，嚴格成災標準。義賑會希望有限的賑款用到最急需的地方，故在直接賑災中，往往選擇災重之區和極貧之民，其成災標準相當嚴苛：“水旱天災而五穀不登，以致人民十分之七鹹感乏糧之苦，且其中十之三已陷於飢寒交迫之慘境”、“民間蓋藏將盡而一時土質民情二者俱使農事難施者”，才是成災，但是否賑濟還有限制：“同時發現於互相毗連之十縣或不相毗連之縣份佔該省縣區總數之三分之一者本會始能為之籌賑。其他成災程度不及此項標準者，悉為局部偏災，應由當地籌賑”。如此制定標準，看似冷酷，實也無奈，民國之災，往往規模甚大，動輒受災人數高達百萬千萬，義賑會之能力終究有限。全面救濟實無可能，義賑會只能選擇重點，救人救徹，對災重之區的極食之民，“與以充分接濟，直到他們能獲得一次收穫，或利用別的方法恢復自給能力為止”。其二，以經濟的方法辦賑。所謂經濟方式，用義賑會的解釋就是：“堤路溝渠之建築，既足以保障農田又足以增加税收，能生財而非消耗，故本會開支賑款，既以舉辦此等工程為範圍，而收回賑款週轉應付之意，遂從茲而起。於是定出辦法，所放之款，均作借款論，庶幾孳生不竭，常備不虞”，華洋義賑會的工程建設多采用這一辦法，如河北的石盧工程，陝西的涇惠渠、民生渠工程，以及在各地所修公路，掘井等。舉辦的合作放款也是如此，貸款利息比較低，農民樂於借貸，回收效果也比較好。

最難能可貴的是，義賑會很珍惜來之不易的賑款，所募賑款幾乎全部用於賑災。辦理賑務的經常費不及全部賑費的4.5%。這要歸功於義賑會所建立的嚴格的財務制度，其財務收支當時由北京湯生洋行負責審計，結果在各年度的賑務報告中公佈，以昭誠信。

前文所述，其實只是描述了義賑會當年事業的一個大致輪廓。事實上，義賑會的事業，遠非一期專題三言兩語所能詳盡，譬如出版《科學方法之防災述略》、《用耐旱籽種來防災》、《滅蝗手冊》等小冊子，出版刊物《合作訊》，用通俗的語言講述科學防災知識；再如，清華舉辦“農事講習所”，培養學生用“科學的農業常識，為將來實地改良農業”，義賑會聞訊後，即與學校訂立合同，由農利股代為招生，學生費用亦由賑會負擔，以減輕學校和學生的負擔，培養更多的農業人才；再如，舉辦農事實驗場，購入外國先進農具和生產器具，如玉米脱粒器、播種器、孵卵器等，向農民實地試驗示範，讓農民自由租賃或借用；與金陵大學農學院及山東鄉村建設研究會合作，對小麥、穀子、大豆、高粱等進行高產優良品種培育試驗……

對義賑會的歷史評價，《大公報》當年的一段報道可謂中肯：“（義賑會的事業）不僅是慈善的救濟事業，而是有建設性的社會事業，……其事業皆科學化，主持人都是專家，更能本一貫的精神，有組織，有步驟，繼續努力。這種組織與精神，應看做對於我國社會之最大貢獻，各種社會事業都應該以此為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