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植物羣

華夏植物羣一詞是瑞典古植物學家T．G．Halle(1935)提出的，源自美裔地質學家葛利普(A．W．Grabau)1923～1924年著的《中國地層學》一書，該書將華夏古陸(Palaeozoiclandmass Cathaysia)一詞用於其古地理圖中，這一地域早在20世紀初就以大羽羊齒植物羣(Gigantopteris flora)著稱於世。由於大羽羊齒類植物(Gigantopterides)只生存在古生代較晚時期的二疊紀，不足以代表東亞頗具特色的整個石炭、二疊紀植物羣，後來Halle(1935)改用華夏植物羣來代表東亞石炭紀晚期至二疊紀的全部植物羣。

有關華夏植物羣最重要的早期研究成果是赫勒(Halle，1927)所著《山西中部古生代植物化石》。這不僅是研究東亞石炭、二疊紀植物羣，而且也是探索各國同期植物羣及其地層問題必不可少的參考書，是公認的有關東亞石炭紀、二疊紀植物羣的經典著作。另一重要著作是李星學(1963)的《華北月門羣植物化石》，他首次將華夏植物羣分為早、中、晚三期，並劃出了5個組合，為研究華夏植物羣的發展和演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國古植物學家斯行健(1989)的遺著《內蒙古清水河及山西河曲晚古生代植物羣》一書，內容豐富，論述精闢，為華夏植物羣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科學財富。此外，其他許多學者都從不同地區、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對華夏植物羣進行了研究，著述豐富，在此恕不一一列舉。

在石炭紀和二疊紀，華夏植物羣的產地——泛華夏陸塊羣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大陸，而是一羣四面環海的陸塊。華夏植物羣主要分佈在東亞的中國和朝鮮，向東延至日本，南至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北至中國的東北大部，向西經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延伸至土耳其。中國是華夏植物羣的發源地，也是華夏植物羣發育最好、研究最清楚的地方。

在中國，除北部天山一興安嶺一線以北歸安加拉植物區，西藏南部、雲南西部屬岡瓦納植物區外，其餘部分都屬華夏植物區。據植物羣組分的不同，華夏植物區又分為北方亞區和南方亞區(李星學、姚兆奇，1983)。其主要分界線大致沿西祁連山南麓，經秦嶺北側連接於大別山北緣一線，再向東北延伸，在連雲港以北人海，遙接於日本中部北緯400附近的Maiya北側。華北亞區的地質主體為中朝地台。華南亞區的地質主體除揚子陸塊外，還有江南古陸以東的粵閩浙地塊以及滇東、青藏高原主體北部和柴達木盆地。沈光隆(1995)結合中國大地構造特點和各地植物羣組分的差異，將中國二疊紀植物羣的地理分佈劃為6個區，即華南區、青藏區、華北區、西北區、塔里木區和準格爾一興安嶺區。梅美棠等(Mei et a1．，1996)根據構造、氣候和植物羣特徵提出徐一淮一豫華夏植物羣亞區，含有許多北方亞區和南方亞區兼有的華夏型屬種，可視為南方亞區與北方亞區之間的過渡區。這一過渡區與沈光隆(1995)劃分的華北區的南部亞區相當。 ^[2] 

華夏植物羣的整體面貌，早期與歐美區晚石炭世植物羣區別較小，但華夏區的一些特有屬種，如Conchophyllum，Tingia，Lepidodendron oculus-felis，L．posthumii等已在多處發現，表明已是一個獨立的植物地理區。中期初，太原組植物羣中仍有大量的西歐Westphalian期屬種，但是，鱗木類還很繁盛是它不同於歐美同期植物羣的最大特點。到中期稍晚的山兩組植物羣，鱗木類趨於衰落，但許多二疊紀華夏型標誌植物，如Emplectopteris，Emplectop—teridium Lobatann，ularia sinensis等都已出現並相當繁盛。早二疊世末期的下石盒子組沉積時期，歐美區氣候逐漸乾旱，而華夏植物羣的繁盛卻達到頂峯，尤其是其最重要的代表類羣大羽羊齒類的Gigantopteris，Gigantonoclea，Tingia，Emplectopteris和Taeniopteris等都得到極大的發展。晚期階段，我國西北與華北本部已先後成了乾旱地區，沉積了以雜色碎屑岩為主的上石盒子組，但某些層位仍富含植物化石，Lobatannularia，Gigantonoclea和Fas—cipteris等代表植物特別繁盛，同時還出現了許多中生代類型。到晚二疊世晚期，我國北方乾旱更為加劇，明顯地反映在石千峯組紅色岩層上，只在某些夾層的泥質砂岩結核體中保存一些耐乾旱性能較好的植物化石，表明北半球自晚石炭世以來的植物地理分區現象，幾乎消失於晚二疊世末，至少在華北是這樣的。

在華南，晚石炭世晚期的沉積幾乎全屬海相，二疊紀沉積也以海相為主，夾陸相沉積，植物化石相對較少且保存較差。即使這樣，華南、華北各代表巖組及植物組合仍可對比，只是華南晚二疊世晚期植物羣，特別是在黔滇交界區和藏北一帶，明顯不同於華北的石千峯組植物羣。華南此期的植物羣仍很繁盛地分佈於沿海沼澤地帶，鱗木類植物種類雖少，但個體量多且地域分佈甚廣。輝木型樹蕨和大羽羊齒類仍常有發現，造煤作用一直進行到二疊紀末。所有這些表明當時華南為濕熱多雨的環境，與華北石千峯植物羣所在的乾旱燥熱的環境極為不同。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