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爾寺遺址

莫爾寺遺址始建於公元3世紀，到10世紀後逐漸廢棄。 ^[5]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探險隊在新疆四處侵擾文化遺址，搜尋佛像、壁畫、文書、木簡等文物時發現莫爾寺遺址。 ^[2] 

1990年，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相關單位對莫爾寺遺址進行了調查。 ^[2] 

2008年，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相關單位對莫爾寺遺址的圓形佛塔、地面少量殘存的僧房遺蹟和方形塔進行了測繪。 ^[2] 

2019年，中央民族大學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對莫爾寺遺址進行發掘，考古項目被納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 ^[5] 

2019年起，考古人員對莫爾寺遺址周邊區域進行了全面踏查，同時利用電阻法和探地雷達技術對遺址所在台地進行了二維和三維勘探，在兩塔之間區域進行考古發掘。截至2022年，4年來共發掘面積3300平方米，清理出不同類型佛教建築基址6處，以及方形塔的基台和塔基，出土各類文物和文物殘片1萬餘件，初步探明瞭遺址的範圍和總體佈局以及各類建築遺蹟的形制結構和性質。考古發掘表明，遺址上的寺院建築沿台地西南側陡崖邊緣分佈，自西北至東南依次佈局方形塔、佛殿、僧舍和禪房等建築羣，圓形塔以及其南面小台地上推測為生活區房舍的建築遺蹟。所有建築均以土坯砌築，內外壁塗抹草拌泥，表面再塗白石灰面。 ^[2] 

莫爾寺遺址上的圓形塔即俗稱的莫爾佛塔，現高約12米，聳立於台地西南側約8米高的陡崖邊緣，顯得挺拔、壯觀。該塔是一座以土坯砌築的覆缽塔，由3層逐漸向上縮小的方形塔基、塔基上的圓盤、圓盤上的圓柱形塔身和最上部的覆缽形塔頂構成，塔頂上有內凹的方形小室。據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百年前的觀察，塔的表面原來塗有白石灰面，現已痕跡全無。 ^[2]  莫爾佛塔是當地人依據它的外形流傳下來的叫法，“莫爾”是煙囱的意思，圓形佛塔高約12米，也有人曾誤將它認作古代烽燧。 ^[1] 

方形塔位於遺址西北端，東南距圓形塔約60米，是一座四方形多層實心土坯塔。塔頂和四壁表面已全部毀壞，原來的形狀和性質難以確定。從塔底坍塌堆積底部的厚層燒灰判斷，此塔原應有某種木構設施，已被燒燬。 ^[2] 

莫爾寺遺址的兩塔之間，有佛殿和僧房構成的大型建築羣，初步確定其中有佛殿3處，僧房兩處，以及一些其他用途的房間。3處佛殿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單室佛殿，共兩處。這類佛殿是在室內砌四方形像台，像台和牆壁之間形成迴廊，從而使整體結構呈“回”字形。

考古人員在台地以西約30米處，發現了一眼井，挖井時形成的堆土環繞在井口周圍，井口呈長方形。井口周圍僅發現殘陶片，井內沒有經過發掘，沒有證據可以確定其年代。但鑑於其獨立出現在離寺院建築如此近的地方，應該有理由推斷其屬於寺院的供水設施。一般認為此井屬於從莫爾寺遺址南約100餘米通過的坎兒井系統，是其中的一口豎井。據相關資料，這裏的坎兒井原來有3條，另兩條沒有找到。

坎兒井是一種主要由暗渠和豎井等構成的自流灌溉系統，如果這條坎兒井的年代推斷正確，那麼表明莫爾寺遺址附近在漢唐時期應為重要農耕區。莫爾寺遺址南面有直線距離約5.2公里、恰克瑪克河對岸的罕諾依古城遺址，考古資料顯示其是7世紀末至9世紀末之間在5世紀及其以前的聚落遺址之上營建的，進一步説明莫爾寺遺址一帶很早就是人類活動中心。 ^[2] 

僧舍建築出土的大量無字圓形方孔小銅錢，有可能是剪輪五銖或龜茲無文小銅錢之類。龜茲有仿照五銖鑄造龜茲五銖和漢龜二體錢的傳統，這種無文小銅錢可能受到剪輪五銖和東漢末期無字錢的影響，鑄行年代當在南北朝時期，在新疆輪台、庫車、拜城、新和、民豐、且末、若羌等地的遺址中都有發現。

莫爾寺遺址中除農田外，還發現過窯址，窯址附近散佈大量陶片及釉陶片，範圍約1.2萬平方米。考古人員調查時，在農田中見到大量陶片分佈，還採集到喀喇汗王朝時期的錢幣，表明其年代應該早到10世紀以前。

據史料記載，公元7世紀中期玄奘到疏勒（今喀什一帶）時，當地有“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是佛教在西域的傳播中心之一。莫爾寺遺址發掘出了許多食物殘存，説明這裏曾聚集生活着大量僧侶或禮佛的人羣。

這裏發掘出的石膏佛像殘片超過萬件，頭、面、髮型、衣物、手、腿、腳等部位都有。”肖小勇説，佛像大小的落差很大，有的比真人都高，有的只有幾十釐米。在對佛像的分析中，專家發現極為豐富的佛教造像工藝和特色，不但有犍陀羅風格的元素，也有中原地區風格的特徵，説明佛教在傳播過程中受到各地文化的影響發生着演變。

在喀什博物館裏也展出了在喀什地區多個遺址出土或採集到的佛教造像殘片，從五官特徵、線條表情、髮型髮飾、衣物飾品，都可以看出它們出自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風格，比如佛教傳入初期時的佛像就有“高鼻濃眉深眼”，後來又有了“細眉長眼圓臉”等。 ^[1-2] 

在佛塔向南約500米的莫爾遺址，那裏分佈着各種顏色質地的陶片、釉陶片，還發現了窯址和房址，遺址總面積據記載約有1.2萬平方米。不過遺址中發現的這些遺存是否曾經處於同一年代，還需要繼續考證。

考古工作者在莫爾遺址的陶片區發現了喀喇汗錢幣和“治平元寶”銅錢，這説明從公元9世紀末到11世紀中期它是存續的，而莫爾寺遺址的年代約在公元3世紀—10世紀，它們在歷史上存在的時間似乎有一段重合，但專家還不能確定莫爾遺址與莫爾寺遺址之間的具體關係。 ^[1] 

佛教最早傳入新疆的地方一為于闐即今和田，一為疏勒即今喀什。莫爾寺當為疏勒最早修建的佛寺之一，始建年代可追溯到公元3世紀後半期。從佛塔這種形制於公元2-3世紀出現在今烏茲別克斯坦鐵爾梅茲附近的喀拉特佩第2號窟牆上的塗鴨畫中來看，莫爾寺遺址可能最先修建的是圓形塔。

塔里木盆地地區的“回”字形佛殿早到3-4世紀、晚到8-9世紀仍然沿用。莫爾寺遺址發現的“回”字形佛殿供奉的可能是佛像，説明已出現“像”崇拜。兩個“回”字形佛殿中，靠東的面朝西南，靠西的面朝東南，似乎與圓形佛塔保持着某種呼應，也是離圓形塔比較近的建築。兩座僧舍的平面佈局十分獨特，應該是疏勒本地的樣式，不過其朝向也都面朝東南。唯有大佛殿遠離圓形佛塔，面朝東北，平面佈局具有中原佛殿的結構特徵。結合出土佛像特點、開元通寶錢幣等綜合分析，大佛殿很可能是晚到唐代才興建而又很快廢棄的。據唐代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記載，武則天曾令天下諸州各建大雲寺，西域地區的安西四鎮也都興建，“疏勒亦有漢大雲寺，有一漢僧住持，即是岷州人士”。這處佛殿很有可能與武則天時期在疏勒鎮修建的大雲寺有所關聯。

根據加速器質譜（AMS）碳14測年結果，莫爾寺遺址各建築中採集的標本年代早到3世紀中期，晚到9世紀末，個別標本年代更晚一些。

根據考古發掘，可以初步推斷，莫爾寺最先修建的是圓形塔，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陸續修建僧舍和“回”字形佛殿，但它們仍朝向莫爾佛塔，説明佛塔此時應該還是寺院空間佈局的中心。武則天時期又增修了大佛殿，如果該遺址為大雲寺所在的推測準確的話。此後大佛殿也就成為了寺院的中心，它由中心正殿和兩側配殿、配房構成，有明顯的中原地區佛寺特徵。由於各建築地面普遍分佈燒灰層和上部建築倒下而未燒完的建築構件，推斷可能是10世紀上半葉當地伊斯蘭教興起後被燒燬而廢棄的。 ^[1-2] 

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莫爾寺遺址周邊基本排除了人為侵擾，但自然原因的損壞仍不能避免。除了風吹日曬，雨水的增多，加大了對兩座佛塔泥土的沖刷，周邊野生植被多了，蟲子就變多了，佛塔也因此受到蟲蛀的困擾。自治區文物保護部門持續為佛塔做本體加固，防止自然原因導致坍塌損毀。 ^[1] 

2024年1月30日，入圍“2023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3] 

莫爾寺遺址考古發現表明，佛教傳入新疆之後，在喀什地區很快形成一個佛教文化的傳播中心，並影響到庫車及更遠的地方。古代喀什是絲綢之路西出中亞、南亞的交通樞紐，也是古代印度佛教東傳中國的第一站。中國佛教寺院建築和佛教藝術的發展演變、漢唐等王朝對西域的治理和宗教管理，這裏是重要的見證。自新疆開始，佛教向中原廣大地區再次傳播，逐漸與當地的文化傳統形成交融互動的格局，開啓了佛教中國化的漫長髮展歷程。

莫爾寺遺址考古發現同時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商品經濟、佛教建築和佛教藝術等方面對新疆地區的深遠影響，是中原和西域往來交流以及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的新實證。新疆地區在佛教傳入之後，又陸續經歷了伊斯蘭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傳入，多種宗教文化在新疆大地上都曾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中華文明兼容幷蓄的有力見證。 ^[2]